格得很。与下议院、内阁以及所有类似机构相处可能也有困难。然而，假如找到了适当的人选，许多这类困难可能因为他同时出任首相而得到克服。假如我相信这种解决办法会造成迅速的胜利，我愿让位给他。我对于你心目中的人选是否要求过高了？你说，这样的人是很不少的。我还不知道我们军队中是这样人材济济，以至能有这么多军官在这次大战中已出任司令，并且对空军的看法和你一样，他们能成为“对欧洲战争的纯军事（在最广的意义上）战略思想负责的首脑”。
顺致良好的祝愿。……
特伦查德于9月8日给我复信：
……我的文件并不是写给你的，因为我很清楚，你是急切地要在德国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它是写给某些人们的；
我认为像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纯粹局外人的意见也许能影响他们。……
我最后一段，在任何形式或方式上，都没有打算表示你所说的那种意思。我并不是建议行政首脑应当不负担指挥战争的主要责任。我从未表示过，也从来没有这一种观点。我要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在许多报纸和讨论中，曾有人建议委派一位欧洲总司令——像马歇尔和韦维尔那样的人，我要反对的是这位总司令一定得由陆军将领担任的意见。假如空军是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使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总司令·必·须是一位陆军将领呢？我们现在既然知道，决定战局的是空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战略要根据“陆上”观点呢？
……
※ ※ ※
但是，对我们战争方式批评得最严厉的是掌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的意见是极其重要的。他的职责是向下议院解释我们的连续失败和挫折；他也确实老练而忠诚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在此令人窒息的间歇期里，他同我的关系的破裂将会造成一种政治危机，因此，在8月底我从国外归来的时候，我极其注意地发现他对于全国的士气以及指挥作战的中央机构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怀疑。
在国内舆论方面，他发觉有一种广泛的失败和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工人们一听到他们费尽心血所生产的武器不能供应利比亚方面的需要，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颓丧心情。很想制造新的武器、设备的科学技术人员得不到鼓励。商人们对于官方的办事拖拉、优柔寡断以及各种委员会的架床叠屋的浪费情况表示愤怒。在军队中，官兵们由于军事领导工作的不适当而感到苦恼。他认为，急需对全国的战争努力灌输生气勃勃的新精神。为此目的，他建议在我们的政府机构中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对于其中某些方案，我自己完全同意，并开始行动，求其实现，但是，在关于指挥作战的技术这一主要问题上，我同掌玺大臣的意见完全不同。诚然，他并未建议我应被罢免或被撤职；相反，他却建议，作为国防大臣，我应支持有像三军参谋长那样才干的三位人士作为我的顾问，由他们监督联合计划委员会，并能以他们的全部时间，致力于最广义的军事计划。这三位人士应组成一个独立的作战计划局，负责审查战争的全部战略问题，并研究将来的各项作战计划；为此目的，他们将要取代参谋长委员会。每一战区要设一个司令官，负有海、陆、空军的全部指挥权。这些司令官，由少数人组成的联合参谋处作为顾问，直接对作战计划局负责。简单说来，这种想法是，国防大臣本身应当成为最高统帅，直接指挥遍于全世界的陆、海、空三军。这样一来，从国防大臣起，所有的预见、计划和行动将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计划者的梦想。新的作战计划局是负责计划的唯一部门，同时又具有指挥和控制的全权，这样它就会自由地工作，不会像三军参谋长在管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中那样，纠缠于日常事务。这些五花八门的业务仍然由三军参谋长以及参谋人员（用个人力量或集体力量）负责处理，而最高统帅部则关起门来制订它的战略和计划。我不相信，这样一种双重的制度能够成功；我满怀热情对掌玺大臣的建议发表了意见。我断定他的这些建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际上也行不通。在我看来，指挥作战的指导原则是，作战计划应由有职有权执行这个计划的人们来制订。在我们通过艰苦的经验发展起来的制度下，参谋长委员会和它的附属机构完全适应拟定三军计划的需要，在这些机构中凡是负责执行的人都在一起共同拟订将由他们付诸实施的计划。设立一个同负责作战的参谋部相脱离的作战计划局，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这要造成两个对立的机构，一个负责任，一个不负责任，可是在名义上却有同等的地位。这会使大臣们时常有必要无视这两个机构之一所提出的意见。这也会立时引起直接和严重的摩擦。一位海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告诉海军大臣如何调动舰队，或者一位有“同等才干”的空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含蓄地批评空军参谋长呢？这一制度的内在危险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没有责任来实行计划的话，任何聪明人都能为赢得作战的胜利而订出一些计划。只要计划参谋人员在地位上确实隶属于负有执行责任的三军首脑，便应当鼓励他们的这种聪明才智。然而，我不准备要一个有名无实的智囊团随便研究我们的机密，我也不准备在为数已经够多的各种委员会和报告之外再增加这个智囊团以及他们的报告。根据处理这些事务的长期经验，我知道，一位国防大臣必须同负责的顾问一起工作，并且通过他们进行工作，这些负责的顾问就是那些执行决议并对其结果负责的军事长官们。在这次或上次大战中，从未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首相和三军参谋长间的关系如此良好和融洽，对于所采取的决议有完全一致的看法。那么我何必要从那些我认为是现在三军中最优秀的职业顾问身上撤回信任，以便至少将部分信任给予那些不但责任较少，而且能力较低的军官们呢？认为有大量“同等才干”的军官可以担当我所选任的负有三军参谋长重任的那样军官，那是幻想。
我用这些论点和类似的论点，同掌玺大臣争辩，并力图使他接受我的观点。这一场严肃的争辩占去了9月份大部分时间。但我并没有能够说服得了他；9月21日，他通知我说，他感到他有责任辞去他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职位。他说，他从印度返国以来便不再感到我需要他的帮助了；他自己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日益不能了解我的意图，而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对这些问题应该是十分了然的。他深深地担心战争的局势，而且，鉴于近数月来局势的发展，以及战时内阁全体人员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他很想了解我对于未来有什么看法。对此，我答复道：
亲爱的克里普斯 1942年9月22日
接读来函，感到惊异，也多少有些痛心。从七个月前你最初任职以来，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在8月初我出发旅行时，我认为我们是十分融洽的。从那时起七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个时期中我离开了几乎一个月，后来你也离开了一个多星期。除了内阁会议（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举行过三次会议，历时六小时半）以外，我一直想尽可能看看我的主要同僚们。我时常觉得我们的谈话是愉快而又使人兴奋的。我希望，你在愿意时随时来看看我。
承你送给我论及现行的全部制度和方法的又一份备忘录，这些制度和方法（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是我用以履行我领导政府和进行战争的任务时所用的工具；我从这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到，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所写的那些问题都具有论争意义的了。我对于这些问题也有我自己的信念，这是我长期经验和负有重要责任的结果。别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不愿在这里进行辩论，辩论起来将没完没了；但我确信，假如你同第一海务大臣的合作，像我在这次战争繁忙紧迫的事务中同他的合作一样紧密，你就不会低估他的智慧、知识和思想的缜密了。我的确不能不说，你对我们赖以生存下来的海军部的功绩，是不怎么宽大为怀的。
你问我对前途的看法如何。我对将来是抱有希望，而且我确信，也是充满坚定不移的精神的。大规模的战役就要到来，这是完全符合你自己的观念，而且也是我们一致同意了的。我们必须坚忍不拔地忍耐战役的推迟，等待成果。我自己感到等待比作战难受得多，因此我完全了解你所说的不安心情。
你的真诚的
温斯顿·丘吉尔虽然写了这封信，但我意识到，他对我已不会再有充分的信心，也不能长久地作为战时内阁的一个同僚分担责任了。
我很清楚，如果他因此辞去政府中的职务，尖锐的政争必然随之发生；虽然我决意面对这个政争，但我希望在非洲的事情悬而未决之际不要发生。战时内阁中几位同僚鉴于大战越来越接近于决定性的时刻，劝他考虑一下在这个关头提出辞职是否会妨碍公共利益。虽然很明显，假如我们在北非即将发生的战斗中获得胜利，我的地位会无比地增强，他的地位会相应地削弱，但是他的爱国心控制住了他的行为。
我亲爱的首相 1942年10月3日
依照昨天会见你时我许下的诺言，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谈谈我在战时内阁中的职位问题，这是我们在最近几天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关于我对作战的主要指挥问题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你并未将我说服，使我相信它们是不必要的。我深信，假如我们要使我们的战争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那一类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倘若不是因为你和其他同僚促使我注意的特殊情况，上述信念将会使我要求你把我的辞呈转呈国王陛下。
不过，由于你的说明，我已充分了解此时正是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极为紧张的时期。考虑到这种情况，很明显，在这些特殊危急的日子里，凡是有可能透露作战的重要指挥方面出现不团结或分歧的事情，能避免的应该尽量避免。否则它会妨碍我们的士气，或者会增加我们的国际困难。
在我看来，这些临时的考虑可能要否定我所建议的改革的必要性；因此我决定，为了使即将进行的战斗顺利地进行，关于我在战时内阁的职位问题，我有责任推迟采取进一步行动，直至这些战役至少顺利进行之时。
时机一到，我将再度提出这个问题。
我深信，无庸赘言，在此期间，我将尽力帮助你，并将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任何可能的时候，尽力支持你。
又及：我已把这封信请安东尼·艾登和克莱门特·艾德礼阅过，并把我的总的行动方针告诉了战时内阁其他阁员。
我亲爱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1942年10月3日
你已决定把你的辞呈保留到我们全体所同意的那些大规模战役（用你的话来说）至少顺利地进行之时，我肯定这是对的。讨论你辞去政府职务的问题，在目前不会不妨碍公共利益和英美军队的安全。要我参加讨论而不说一些使敌人得出推断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你有充分的权利在后一阶段使我们的分歧得出一个结果。同时，我感激你保证在这期间给我一切可能的帮助，我当然也将充分报答你的帮助和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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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没有完全离开政府。虽然他不愿再承担战时内阁阁员本身资格所赋予的全部责任，但我却极愿在政府范围内找寻其他职位，以便继续利用他的才干和精力。在11月非洲战事顺利发动时，我劝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职务，他在这项工作中，办事能力和效率日益增高，他任职到这次大战结束。在这三个艰苦的年头中，他作为飞机生产大臣，忠诚而卓有成效地努力奉公，我愿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感激。在本书别的地方，我曾说过，不经管具体部门工作的大臣常有这样的情况：议论别人工作时洋洋得意。
对于像他那样一个富有才智但缺乏行政经验的人来说，他的高超的理想、他的理论分析的能力以及这种活动的方式，具有有力的但却是危险的号召力。从他的伟大才智来看，需要给他一项更实际的任务；他作为飞机生产大臣的成功和他任掌玺大臣时所遭受的挫折，都只能加深我的内疚。他本应辞却我的最初建议，而应于加入政府时首先出任军需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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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到这里，我稍稍违反编年顺序，记载一下在11月底必须进行的其他内阁变动来结束我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那也是方便的。我久已感觉需要在华盛顿有一位驻在大臣，由他处理同美国政府有关的许多供应问题，这些问题最好由大臣级官员解决。卢埃林上校欣然同意由克里普斯爵士接任飞机生产大臣，自己去华盛顿承担这项责任重大的职务。身负上议院议长重任的克兰伯恩子爵，把他的殖民地事务部的职务让给奥利弗·斯坦利上校而改任掌玺大臣；斯坦利那时则愿意摆脱军事工作而担任部务。艾登先生同意在外交大臣工作之外，兼任下议院议长。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调任飞机生产大臣以后，所遗的战时内阁阁员一职改由赫伯特·莫里森先生担任。过去，他作为内政大臣和国内安全大臣时曾应用了他的伟大的行政才能，使我们的民防组织得以应付1940年和1941年的各种挑战，现在他更有机会来施展他的政治才智了。我们战时内阁同僚极愿在他们的阁议中得到他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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