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来处理有关两国之间的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作出努力，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读完这个声明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张伯伦回到英国，飞机在赫斯顿着陆，他下飞机时挥动着有希特勒签字的这个联合声明，向前来欢迎的显要人物宣读。他的汽车由机场开出，在经过欢呼的群众时，他对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但他在唐宁街官邸的窗户前又挥动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①
①都是爱国的人，他们切望祖国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它的地位。
现在我们又有了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位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按指在慕尼黑签订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①
①引自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第一卷，第561页注释。
法伊林，前引书，第381页。
希特勒的判断再一次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德国参谋部不胜惭愧。元首毕竟又是对的了。他单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觉，准确地衡量了全部军事、政治形势。像在莱茵兰一样，元首的领袖才能又再度战胜了德国军事将领们的阻挠。这些将领他们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德国的实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时，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元首的憎恶和不信任常敌不过他们对元首高瞻远瞩的天才和神奇的幸运的赞美。毫无疑问，他成了一颗他们应该跟随的明星，应该服从的领导。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成为不容非议的德国主人。鸿图大略的道路已打开了。
阴谋反叛的人已销声匿迹，但也没有被他们在军队中的同志们所出卖。
※ ※ ※
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些道德上和行为上的准则，也许对未来有些指导意义。要评判这类事情，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情况。某些事实在当时也许尚未为人们所知，因而对事情的估计，基本上只能是猜测，还可能受到试图作出判断的人的一般情绪和意向的影响。那些在气质上和性格上喜欢对含糊暧昧而困难的问题寻求斩钉截铁的解决方案的人，那些在一遇到外国的挑衅就立即准备应战的人，并非都是对的。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低头忍受、耐心而忠心诚意地寻求和平妥协办法的人，也不一定是错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下，后者可能是正确的，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来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坚持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战争！宗教和道德同样都主张谦让和卑逊。这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少次战争是由于煽动者促成！多少次引起战争的误会本来可以因延缓决定而得以消除！往往也有多少国家，彼此间进行过残酷的战争，而在几年和平之后，不仅成了朋友，而且结成同盟！
“登山宝训”是基督教义中的精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教友派①，然而，大臣们履行领导国家大事的责任，却不是以这种教义为根据。他们的职责，首先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避免引起冲突和战争，并避免各种形式的侵略行为，不论其目的是民族主义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本国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们的职位是他们给的），在不得不而正确地采取最后手段的时候，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了肯定而明确的判断时，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如果情况证明确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这时，就应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来使用。如果把战争推迟一年，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劣势，或将更难取得胜利，则推迟战争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常遭遇到的痛苦的两难情形。这类事情的最后评判，只能由历史根据当时双方所知道的并在其后获得证明的事实来记载了。
①教友派为基督教的一支，此派反对在任何情形下使用暴力或诉诸战争。——译者
但是，有一个有助于作出评判的准则，即一个国家要遵守诺言和遵守盟国的条约义务。这个准则叫作“道义”。人们所说的“道义”，往往同基督教的教义不完全一致，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道义常常受自尊心的影响，而自尊心对于道义的激发又有着巨大的作用。当然过于夸大的道义规范会导致空虚迂腐而又不合常理的行为，不论它看来有多么美好，也不足为训。而在这一次，正是道义的准则已指出了责任之所在的时候，而当时对于事实又能作出正确判断的话，就更能加强道义指令的力量了。
法国政府背弃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运摆布，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由此还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不仅是明智而公正的政策，还有侠义精神、道义感，以及对受威胁的小国的同情，是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而英国如果有条约义务的约束，是一定会起而战斗的。但无论如何它已深深地卷入进去了，历史只好遗憾地这样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了这一条致命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波兰和匈牙利：趁火打劫——英国生活的紧张——库珀先生的辞职演说——关于慕尼黑事件的辩论——希特勒在10月9日的演说——英内阁左右为难：重整军备或和平——大选问题——与库珀先生通信——捷克的肢解——首相的权力和责任——1938年11月他同意大利的接近和访问巴黎——博内先生对德国表明态度——慕尼黑的后果——在实际上和预计上英法联合力量对比的衰退——英国空军情况的改善——1938年至1940年英国和德国的空军实力——1938年德国人口增加了一千万。
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向慕尼黑的决议屈服了。他们说：“希望把他们对他们不曾参与的决议所提出的抗议在全世界面前备案。”贝奈斯总统辞职了，因为“他可能已成为新国家必须去适应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寄居英国。捷克这个国家就根据协定解体了，但是抢吃死人肉的兀鹰还不限于德国。紧接着9月30日慕尼黑协定之后，波兰立即向捷克提出以二十四小时为限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刻把特申边区割让给它。这时捷克已无法抵抗这种苛刻的要求。
波兰民族具有英雄的品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的错误；几世纪以来，这种错误曾使他们遭受无法估计的痛苦。我们看到，他们在经受许多世代的瓜分和奴役之后，终于在1919年由于西方协约国的胜利而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且成为欧洲主要国家之一。现在，在1938年，它为了无关重要的特申问题，竟然与曾经把它扶起来使之重获民族团结生活的法、英、美等友好国家疏远，其实不久它又对这些国家感到十分需要了。我们看到，正当强大的德国对他们虎视眈眈的时候，他们却迫不及待地从那个已被掠夺和破坏的捷克斯洛伐克中抓去它自己的一份。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当着英法大使把大门关起来，英法两国大使求见波兰外长一面而不可得。这个民族，就一些个人而言，具有种种英雄的品质，天赋很高，豪迈勇敢，令人神往，但在政府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再三表现出积习难改的错误，这是欧洲历史中一件令人迷惑难解的事情，也是一个悲剧。今天，波兰人民又处在新的奴役之下，我们同他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他们不会缺乏那种不断奋起抗击暴政的力量，他们也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对待他们遭遇到的痛苦。我们展望着未来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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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也几乎参加了慕尼黑的讨论。1938年8月底，霍尔蒂访问德国，但希特勒对他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在8月23日的下午，希特勒虽然同那位匈牙利摄政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没有透露他准备在哪一天进攻捷克。“他自己并不知道时间。凡是要一起吃饭的人，就得一起下厨帮忙。”但是吃饭的时间并没有宣布。不过在现在，匈牙利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时间，却是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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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这些日子里，我们经过了这些身心交瘁的多少岁月之后，确实不容易向下一代人描述英国国内当时由于慕尼黑协定的问题所爆发的愤怒。在保守党中，本来彼此有亲密接触的各个家庭和朋友之间，其意见分歧之大，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由于政党关系、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而一向彼此友好的男男女女，现在见面却彼此带着轻蔑的情绪怒目相视。
这一个问题，绝不是张伯伦从飞机场入城时向他夹道欢呼或堵塞唐宁街及其通道热烈欢呼的群众所能解决的，甚至执政党议会领袖或党员的拚命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们当时属少数派，对于政府的支持者对我们的冷嘲热讽，一概不予理睬。内阁从根本上动摇了，但事情既然发生，他们也只好仍保持团结。只有一位阁员站出来。海军大臣库珀先生辞去了他的重要职位；他曾作出动员舰队的决定，使海军部的地位大大提高。正当张伯伦能够绝对控制公众舆论的时候，他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公开宣布他完全不赞同首相的做法。
下院就慕尼黑事件进行了一天的辩论。在辩论开始，库珀先生发表了辞职演说。这是我们议会生活中一件出色的事情。他神态安详，不用讲稿；在他讲话的四十分钟内，党内与他相对立的多数派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在这个时候，要博得激烈反对政府的自由党和工党的欢呼，是很容易的。但在保守党内，这是一次可以引起分裂的争论。他提出的一些真理，有必要在这里记录下来：
我恳求我的同事，不要老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要老是从那个小国在战略上所处的困难地位出发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倒不如向我们自己说：“由于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一天爆发欧洲大战；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参战，而无法置身局外。我们将站在哪一边作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这将使那些准备扰乱和平的人感到有理由住手……
接着，张伯伦先生在星期三上午提出了最后呼吁。在四星期的谈判中，从头到尾，希特勒先生总算第一次准备退让一吋，也许退让一呎，无论如何总算对英国的提议准备作若干让步。但我要提醒下院注意，希特勒那天早上收到的第一个消息，并不是首相的去函。早在天明时，他已经获悉英国舰队实行动员的消息。人的动机是无法知道的；在这两个消息之中，究竟哪一个对他影响最大，使他同意作慕尼黑之行，这也许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但我们知道，他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而现在却让步了。我多日以来就催促实行舰队动员。我曾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面有保留的辞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我曾经力促在8月底以前，在首相去贝希特斯加登以前，采取类似这次动员的步骤。我曾建议，这种步骤应该与威尔逊爵士奉命赴德同时进行。我记得首相说，这样做肯定会破坏威尔逊爵士的使命，而我则认为这将使他的使命获得成功。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这就是首相和我之间的深刻分歧。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用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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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很可以说明当时情绪之激动和问题之严重。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发言中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我不得不稍停片刻，才能继续发言。张伯伦先生为了维护和平而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尽了他个人的力量，使大家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不能不叙述他对人对事所作出的一连串的错误估计和判断，并据此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至于他的动机，那是无可非议的；他所采取的路线，也需要最高度的精神勇气来执行。关于这一点，两年后我在他逝世后的演说中曾大加赞扬。在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之间，虽有严重的分歧，但他们并不因此就互相不尊重，而且以大多数的情况而论，私人关系最多也只是暂时受到影响。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认识。现在激烈要求采取行动的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曾经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反对和抨击政府所采取的哪怕是温和折衷的国防措施，希望以此来争取民心。
此外，政府还可以提出一个严重的实际理由，虽然说出来也不能为他们争光。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严重缺乏战争准备。有谁比我和我的朋友更积极地证明这一点呢？英国让自己的空军实力远远落在德国的后面。我们所有的薄弱环节仍没有设防。用来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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