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4月1日
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候已经接到美国总统的电报①，承他的盛意，他在发出这个电报以前曾经给我看过。现在我有责任代表英国政府向你郑重说明，我们战时内阁要求我向你表示：我们衷心地赞同总统的这个电报，我们对这件事具有完全一致的见解。
①参阅附录（3），第63页（原书页码——译者）。
2．有两三点意见我要特别强调一下，首先，我们不认为在莫斯科的讨论中保持着雅尔塔的精神，而且在有些地方的确也没有按照它的文字办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经过我们三方面本着如此深厚的善意而指派出来的委员会竟不能迅速和顺利地以互相迁就的精神执行他们的任务。的确我们曾经以为一个“新的”和“改组过”的波兰政府到现在应该已经建立起来，而且为一切联合国所承认。这样才可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具有为世界前途而协作的能力和决心。现在要达到这一目的为时还不太晚。
3．无论如何，在还没有组成这样一个新改组的波兰政府以前，委员会要先同意把波兰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波兰人召集在一起，他们倒不一定要参加政府，但可以只参加自由和坦率的协商。甚至这个起码的一步，都不能办到，因为对于任何人的邀请，哪怕仅仅只是参加协商，只要苏联或卢布林政府不表同意，就认为有权加以否决。我们绝对不会同意我们三国之间的任何一国有这样的否决权。这种否决权在米科莱契克先生的事例中竟达到了顶点。英美世界普遍地认为他是在国外的波兰人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
4．我们又惊奇又遗憾地得悉莫洛托夫前此曾自发地提出可以让观察员或代表团进入波兰，现在又已撤回。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几乎每天送来许多极其令人痛心的消息，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却被剥夺了亲自核对这些消息的一切手段。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在波兰舞台之前，要拉下这么一幅保密的帷幕。
苏联政府如果要派代表团或个人到我们的任何军事占领的地区来访问，我们总是给以最充分的便利。已经有过好几起这种邀请曾被苏联人所接受，而且实际进行过访问，彼此双方都感到满意。我们请求在这些事情上大家应遵守礼尚往来的原则，这样可以有助于建立起我们持久合作关系的良好基础。
5．总统又给我看了他和你之间关于莫洛托夫未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来往电文。我们曾希望三国外长的出席也许可以使在雅尔塔愉快而充满希望的团结气氛之后，在一场风暴中又降落在我们身上的许多困难得以清除，然而我们并不怀疑，使莫洛托夫羁留在俄国的那些公务上的理由的重要性。
6．……如果我们寻求波兰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注定归于失败，那么在议会在复活节后复会的时候，我将不得不向议会承认这个事实。没有人曾像我那样热心地和有信心地力图为俄国的事业而辩护过。1941年6月22日，第一个大声疾呼的就是我。自从我向震惊的世界宣布了俄国西部以寇松线为边界线是公正的以后，一年多已经过去了，而且英国议会和美国总统都已接受这条边界线。我是作为俄国的一个真诚的朋友，向你和你的同事们提出个人呼吁，要求你们就波兰问题跟西方民主国家达成一个良好的谅解，而不要打落我们为了指导世界未来而伸出的友谊之手。
一星期以后，斯大林对于我们两人都作了答复。他责备英美大使们把“波兰事件引到一条死胡同里去”。我们在雅尔塔曾经同意利用卢布林政府作为核心加以改造，以便组成一个新的波兰政府。相反地，我们的大使们却想把它取消而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政府。在雅尔塔，我们又曾同意跟波兰国内的五个波兰人和从伦敦来的大约三个波兰人协商。我们的大使们现在却主张莫斯科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从波兰内外邀请无限多的波兰人，苏联政府对于这件事自不能容许。
委员会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谁该邀请，而这些被邀请的人必须只限于接受雅尔塔决定的——包括接受寇松线在内——波兰人，而且他们必须是真正切望保持波兰跟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的人。他这样写着：“苏联政府坚持这样主张，这是因为苏联士兵为了解放波兰而流了不少血，并且由于过去的三十年间，敌人曾经两次利用波兰领土来侵犯俄国。”然后斯大林总结出我们走出死胡同应采取的步骤。卢布林政府必须加以改造而不应一笔勾销，需要的只是在现有的部长中，从外面掉换几个新人进去；只应邀请八个波兰人参加协商，其中五个来自波兰本国，三个来自伦敦，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接受雅尔塔决定，并且对苏联政府是友好的；应该先跟卢布林政府协商，因为它在波兰有“极大的”影响，也因为任何其他办法都可能是对波兰人民的侮辱，使他们认为我们不征询舆论的意见，而把一个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他结束说，“我认为如果能够采纳上面所说的意见，那么波兰问题在一个短时期内就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
斯大林给我的一个私人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4月7日
担任莫斯科委员会成员的英美大使们不顾波兰临时政府的意见，不考虑某些波兰人物对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定和对于苏联的态度，硬要坚持邀请这些人来参加协商。例如他们绝对坚持要把米科莱契克邀请到莫斯科来协商，而且他们用最后通牒的方式来提出。在这种事情上，他们无视事实上米科莱契克已经公然出来反对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虽然如此，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就准备利用我对于波兰临时政府的影响，使他们撤销对邀请来科莱契克的反对，如果后者愿意公开宣布接受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并且拥护在波兰和苏联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主张的话。
2．你觉得奇怪为什么军事行动中的波兰地区必须包藏在神秘之中，事实上这里没有神秘。你们不理会一个事实，就是如果英国的或其他外国的观察员被派到波兰去，波兰人会认为这是对于他们民族自尊心的一种侮辱，而且他们心中还记住一件事，就是他们认为目前英国政府对于波兰临时政府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至于苏联它不得不考虑到临时政府对于派遣外国观察员到波兰去的问题所抱的反对态度。还有，你也知道波兰临时政府并没有阻碍对它持有另一种态度的其它国家的代表到波兰去，而且一点也不加阻挡，例如对于捷克政府、南斯拉夫政府及其他政府的代表就是这样。
3．我跟丘吉尔夫人作了一次畅谈，她使我大为感动。她带给我你所送给我的礼物，让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些仔细考虑过的文件至少提供一些进展的希望。我立刻开始跟米科莱契克和其他波兰代表作很费周折的讨论，以期征得他们对于雅尔塔决定的无保留的同意。
总统于4月11日来电说，“我们将极其慎重地考虑斯大林态度的含意和我们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我当然不会不跟你商量就采取什么行动或说什么话，我知道你也会是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第二十六章 苏联的怀疑
第二十六章 苏联的怀疑
无条件投降与军事性投降——3月8日卡尔·沃尔夫将军在瑞士会见艾伦·杜勒斯先生——3月19日的第二次会见——莫洛托夫的侮辱——艾森豪威尔的愤怒——3月25日我给艾登的备忘录——4月3日斯大林致总统的电报——4月5日罗斯福先生的谴责——4月6日我致斯大林的电报——4月7日他的复电——貌似作个道歉——罗斯福先生4月12日的电报。
就在苏联背弃雅尔塔精神所造成的一切烦恼成为前章所说的长时间通信往来的主题的时候，英美政府和苏联之间发生了远比这个更加尖锐和更为重要的交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采取分章叙述的方法有其便利之处，但是切莫忘记各章里所叙述的事件是承上接下，有力地相互影响的。
到了2月中旬，纳粹已意识到失败迫在眉睫了。苏军的挺进、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的胜利、德军在阿登反攻的失败以及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的进军等等，除希特勒和他最亲近的党羽外，全都相信投降已是迫在眉睫而且是无可避免的了。问题在于向谁投降？德国已经不能再两面作战了。跟苏联议和显然是不可能的。德国的统治者对极权压迫太熟悉了，绝不会从东方把它请进来。那么只有西方的盟国了。他们争论着有没有可能跟英国和美国进行谈判？要是在西线能够达成个休战协定，他们就可以集中兵力抵抗苏军的前进。只有希特勒一人是顽固的。第三帝国完蛋了，他想和它同归于尽。然而他的党羽中有几个人却试图秘密与操英语的盟国接触。所有这些建议当然都被我们拒绝。我们的要求就是全部战线上作无条件投降。同时，我们对战地指挥官向来就授以全权，可以接受跟他们作战的敌军的纯粹军事性的投降。正当我们还在莱茵河作战的时候，一次打算进行这样安排的尝试，引起了俄国人和总统之间的一场严重的交锋，我是支持总统的。
2月间，驻意大利的纳粹党卫军指挥官卡尔·沃尔夫将军通过意大利的中间人介绍跟美国驻瑞士的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当时决定为了查证有关人员的身份证件，便以“纵横字谜”作为联络的代号。3月8日沃尔夫将军亲自来到苏黎世与美国机构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先生会见。杜勒斯当时就直率地告诉沃尔夫，无所谓谈判，如果事情要进行，只有以无条件投降作为基础。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和美、英、苏的政府。3月15日，英美在卡塞塔的参谋长艾雷将军和兰尼兹尔将军乔装来到瑞士，四天之后，也就是3月19日，他们与沃尔夫将军进行了第二次试探性的会见。
我立刻意识到苏联政府会怀疑在南方会举行单独军事性投降，这将使我军的进军少遇抵抗而直抵维也纳及其更远的地方，甚或直指易北河或柏林。再就是，我们在德国周围的各条战线既然是整个盟军作战的一部分，任何一条战线一发生任何事情，俄国人当然要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跟敌人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都应及时通知他们。这条规定我们是审慎地遵守着的。因此3月12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就与德国密使挂钩这件事通知了苏联政府，并且申明未得俄国回复之前不会进行谈判。以前任何阶段从未发生过把任何事情隐瞒俄国人的问题。当时在瑞士的盟国代表甚至想尽办法要把一位俄国军官偷带进去参加会见，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派人的话。但是，为苏联代表出席在伯尔尼的试探性碰头会的安排最终没有成功。因此3月13日便通知俄国人，说明只要这次接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会欢迎他们派代表到亚历山大的司令部里来的。三天之后，莫洛托夫先生通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说，苏联政府认为英国政府“不肯提供方便让苏联派代表前往伯尔尼，这种态度是完全无法解释和不可思议的”。对美国大使也递交了一份类似的照会。
3月21日，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奉命再次通知苏联政府，说明几次会见的唯一目的在于确定德国人是否有权谈判军事投降，并且准备邀请俄国代表前来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
他这样办了。第二天，莫洛托夫交给他一份书面答复，其中带有以下这样的词句：
以德军指挥部为一方，以英美指挥部为另一方的双方代表，背着对德作战中首当其冲的苏联，在伯尔尼进行谈判已有两星期之久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当然作了解释，说明苏联对这件事发生了误会，而且这些“谈判”只不过是审查一下沃尔夫将军的资格和权力罢了，然而莫洛托夫的评语却是鲁莽无礼的。他在书面答复中写道：“就这件事情来说，苏联政府认为不是一个误会，而是比误会更坏的事情。”他对美国人也同样严厉地进行了抨击。
面临着这样一种惊人的指责，我觉得保持缄默要比竞相辱骂好些，因此，我于3月24日给艾登先生一份节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4日
目前这些谈判已经停止，可能今天在比意大利更为重要的地区重新举行。在那里，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将会纠缠在一起。俄国人可能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恐惧，认为我们在西线搞了一笔买卖，以便把他们远远地阻挡在东线。总的说来，在我们未与华盛顿一起研究之前，最好不必答复〔莫洛托夫〕。
你应该把俄国的来电抄送一份给华盛顿。
※ ※ ※
同时，有必要提醒我们在西线的军事司令官们。因此，我把莫洛托去的侮辱性信件，交给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两人看，当时我正和他们在一起观看渡过莱茵河的作战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颇为震动，他认为我们的好心反而受到最不公平最无根据的指责而似乎深为愤慨。他说，作为一个军事司令官，他将在自己的战线上接受任何一个敌军部队的无条件投降，从一个连到整个集团军都可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纯属军事性的问题，他负有全权接受这种投降，无须请示任何人的意见。但是，如果发生了政治性问题，他将立即与各国政府商讨。他耽心如果跟俄国人商量像凯塞林部队的投降这类问题，本来他自己一个小时就能解决的事情也许就要拖长三四个星期才能解决，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他明确地表示，他将坚持要那些投降军官所属的全体部队放下武器，原地不动，静候给他们进一步的命令，这样就没有可能把他们调出德境去抵抗俄国人。同时他还要通过这些投降部队，尽快地向东线推进。
我个人认为，这些事情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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