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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阁员，我们大家都团结一致。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都已经发言了。我自告奋勇地来作结束辩论的演说。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不仅是为了要对我所效劳的首长表示忠诚，而且也因为在我们以不够充分的军事力量，冒险企图援救挪威的战役中，我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的演说，尽管不断地被主要来自工党反对党席位上的发言所打断，但我尽我的最大的努力，设法使政府重行控制下院。当我回想到前几年工党的错误和他们奉行的危险的和平主义，以及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对实行征兵，我在发言时，精神非常振奋。我觉得有权提出这种批评的，是我本人和少数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而绝不是他们。当他们将我的话打断时，我立即反唇相讥并加以蔑视，有几次喧嚣声震耳欲聋，以致我无法使人听清我的发言。但是自始至终，他们的愤怒显然并非对我而发，而是以首相为对象。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而且不顾一切其他的考虑，为首相进行辩护。到十一点钟我坐下时，议会即举行投票。结果政府获得八十一票的多数，但有三十个保守党人投票赞成工党和自由党反对党，另有六十个保守党人弃权。这次的辩论和投票表决，即便不在形式上，至少实际上，无疑强烈地表现出下院对于张伯伦先生及其政府的不信任。
在辩论结束以后，首相请我到他的房间去。我立刻看出，他对于下院对他的情绪持有最严重的看法。他觉得他不能再继续执政。现在应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仅仅一个政党负担不起这样的重任。现在必须有人出来组织一个由各个政党参加的政府，否则，我们就不能度过难关。由于辩论中充满敌意的发言，使我非常激动，同时又感到我本人对有关争端在过去所持的立场极有把握，因此，我坚决倾向于继续战斗下去。“这是一场损害我们的辩论，但你仍有一个可靠的多数。
不要为此事而感到痛心。况且关于挪威的局势，实际上比起向下院所能报告的情形要好些。你应该从各方面加强你的政府，让我们继续奋斗，直至我们拥有的多数背弃我们时为止。”
我所说的话，内容如此，但张伯伦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信服或得到安慰，当我午夜前后离开他时，心里感到，如果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一定会坚持牺牲他自己的决心，而不愿尝试由一党组成的政府来领导继续作战。
5月9日早晨所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却有过下列情况。金斯利·伍德爵士，作为首相的同僚和朋友，和首相有极密切的关系。他们两人长期共事，互相充分信任。
从伍德爵士那里，我知道张伯伦先生已决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如果他不能担任政府的首脑，他愿意让给任何他所信任的而又能够胜任的人物。因此，到了下午，我就感到，我很可能会奉命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前景，既没有使我兴奋紧张，也没有使我惊慌失措。我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心安理得地听任形势的发展。下午，首相召我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对一般的时局作了一番谈话以后，我听说艾德礼先生和格林伍德先生在几分钟后就要来访问，一同进行洽商。
等他们到来以后，我们围桌而坐，我们三个阁员坐在一边，两个反对党领袖坐在另一边。张伯伦先生说明组织联合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想探询工党是否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服务。这时，他们的党正在伯恩默思举行会议。双方谈话非常客气，但工党的领袖在没有和他们的党内人士商量以前，显然不愿作出任何许诺，不过，他们明确地暗示，他们认为工党将有不利的反应。接着，他们就辞退了。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灿然，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我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园里坐了一会儿，漫无目标地随意闲谈。然后，我就回到海军部，那天晚上直至午夜，我处理着繁重的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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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天亮以后，立即传来了重大的消息。装着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到我这里来。
德国人发动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两国边界的许多地点已被突破。德国军队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整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金斯利·伍德爵士来看我，他刚才会见了首相。他告诉我，张伯伦先生鉴于现在大战临头，觉得似乎有必要继续留任。金斯利·伍德告诉他，情形恰恰相反，由于新的危机，成立联合政府更为必要，因为只有举国一致的政府才能应付危机。他还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接受了这个见解。十一点钟，我再一次奉首相之召，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又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我们在桌子这边，和张伯伦先生对面而坐。他告诉我们，他深知组织联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从工党领袖方面所获得的反响，已经使他对于这一点毫无怀疑。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本人辞职获准以后，应该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他的态度保持冷静，不慌不忙，就事论事，似乎完全不考虑个人的成份。他隔着桌子望着我们。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张伯伦先生显然心中记着两个夜晚以前，下院中的纷扰景象，当时我和工党人士舌剑唇枪，争执得似乎非常激烈。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支持并且为他辩护，但他觉得这可能妨碍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工党的拥护。我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但其含义就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明确地说他宁愿要哈利法克斯勋爵组阁。因为我继续沉默，所以，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似乎确实比纪念休战日静默两分钟的时间还要长久。过了一会儿，哈利法克斯终于发言了。他说他感到由于他的上院议员身份，他在下院没有席位，在当前这种性质的战争期间，将很难使他执行首相的职务。他如果出任首相，就将对一切负责，但他却缺乏领导下院的权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全靠下院的信任。他发表这类意见，有几分钟之久。等到他把话说完时，显然这个责任就将落在我的身上——事实上，也真的落在我的身上了。于是我才第一次发言。我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这次重要的谈话，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又恢复了我们通常那种轻松而随便的态度；我们多年共事，无论在朝在野，生活都消磨在英国政治舞台的友好气氛之中，平日相处原是轻松而随便的。后来，我回到了海军部，在那里也许不难想象，正有许多事等着我哩。
荷兰的阁员们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刚从阿姆斯特丹飞抵此间。他们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他们的国家，突然遭到袭击，而事先敌人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坦克排山倒海似的越过边界，战火遍地燃烧。当敌人遭到抵抗，荷兰边防部队开枪反击时，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接踵而至。荷兰全国都陷入纷扰混乱的状态中；准备已久的防御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堤岸已经掘溃，洪水遍地泛滥。但是德国人这时早已越过外部的防线，现在正蜂拥地沿莱茵河堤岸长驱直入，并已突破内部的格拉夫林防线，同时也威胁着围绕须德海的堤道。我们是否能有什么方法来加以制止呢？所幸我们在不远的地点，有一支小舰队。它立即奉命轰击堤道，给蜂涌而来的侵略者以最大的损伤。荷兰女王仍在荷兰境内，不过看来，她似乎已经不能在当地久留了。
这些讨论得出的一个结果，就是海军部对我们在附近的所有舰只，发出了大量的命令，并和荷兰皇家海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荷兰的阁员们，虽然对最近挪威与丹麦被征服的事例记忆犹新，但似乎仍不能理解，那个伟大的德国，直至头天晚上还对荷兰一味表示友谊，竟然会突然发动这种可怕的和残酷的袭击。为了处理这些措施以及其他问题，一两个小时便消磨过去了。从受到德军推进影响的各个边境方面，电报如潮水般地纷至沓来。德国旧有的施利芬计划①，为了配合新的形势已经扩展到荷兰，现在似乎已经充分地加以实施了。1914年德国侵略军队的迂回前进的右翼，冲过比利时，但在荷兰边界停止前进。在当时，人们都知道，战争如果延迟三四年发生，德国可能准备好额外的军团，而且铁路终点和交通线也可能改造就绪，以便进行越过荷兰国境的运动战了。现在这种著名的运动战已经开始。它具备了所有这些便利的条件，和一切施展突然袭击和诈术的环境。但是其他的发展还在前头。敌人的决定性的打击，并不是作为对侧翼的迂回运动，而是主力前线的突破。我们和法国负责指挥的人士，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一篇发表的谈话记录中，就曾根据敌方军队的部署和公路、铁路的发展，以及从缴获的德国计划中显然可见的情形，警告这些中立国家，指出它们即将遭到什么命运。但我的话却引起了别人的厌恶。在这场巨大的战斗所引起的强烈震动中，我们在唐宁街进行的安静的谈话，在我的心中，逐渐淡薄或消失。不过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张伯伦先生已经或正要去谒见国王，这不用说也料得到。不久，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在六点钟入宫。由海军部沿公园林荫路至皇宫，乘车只需两分钟。虽然我估计晚报上一定会充满从大陆方面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消息，但对于内阁危机则只字未提。公众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理会国内外发生的一切情况，因此，在皇宫门前，也没有等候的群众。
①施利芬为德国在1891年至1907年的总参谋长。他主张在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时，德国军队的主力应越过比利时与卢森堡进攻法国。——译者
我立即被引见去觐见国王。国王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以一种锐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
“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国王没有规定政府必须具有举国一致的性质。我感到我的任命，与这一点并没有正式的关联。但是，鉴于已经发生的一切，以及造成张伯伦先生辞职的情况，则建立联合政府，显然是在当前形势下应有的安排。如果我感到无法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各个政党实行妥协，那么，在宪政上并不能限制我设法成立一个最大限度的坚强的政府，罗致所有愿意在危急时期为国效劳的人士，条件是，只要这样的政府能获得下院多数的信任。我告诉国王，我将立即邀见工党及自由党的领袖；我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个或六个阁员的战时内阁；同时，我希望在午夜以前，使他知道至少五名人选。接着，我即告辞，回到海军部。
在当晚七八点钟之间，艾德礼先生应我的邀请来看我。他和格林伍德先生一同到来。我告诉他，我已奉命组织政府，并问工党是否愿意参加。他说他们愿意参加。我提议他们在政府中应占三分之一以上的职位，在五人或者可能六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应占两个职位；我请艾德礼先生给我一张名单，以便我们能讨论具体职务的安排。我提到了贝文先生、亚历山大先生、莫里森先生和多尔顿先生。他们出任高级的职务，实为当前形势所急需。当然，我对艾德礼和格林伍德两人，在下院中久已相识。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我多少处于独立地位，与保守党和联合政府发生的冲突与摩擦，远远超过我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工党与自由党的冲突。这时，我们曾有一个短时间的愉快的谈话，然后，他们就告辞，用电话通知他们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随者。他们彼此之间，在前四十八个小时内，曾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
我邀请张伯伦先生以枢密院大臣的职位领导下院，他在电话中答允接受，并告诉我已经做好安排，决定在当晚九点钟向全国广播，宣布他已经辞职，同时，呼吁全国拥护和赞助他的继任者。所有这些，他后来在广播中，用非常豁达的措词，都谈到了。我邀请哈利法克斯勋爵参加战时内阁，并连任外交大臣。大约在十点钟左右，我按照我所作的诺言，把五个人的名单呈交国王。陆、海、空军三部大臣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事，关于这三部大臣的人选，我心中早已决定。艾登先生应该主管陆军部；亚历山大先生应主管海军部；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应主管空军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