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金年
第一部分
开场白
我的爷爷王汉魁，字秦峰，沂蒙山区沂蒙县人，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卒于1997年，享年97岁，但按我们老家的算法加上闰月，实则长寿百年不止。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8岁前，他在我们老家接受了半是私塾，半是新学的启蒙教育。接着入沂蒙县爱济小学上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我爷爷有幸成了它的第一届学生（关于教会、教堂以及学校的故事一直延续到我父亲及我叔叔身上）。
14岁时，他考入了潍县广文中学。这是当时当地最好的中学。18岁时考入了当时济南的第一所新式私立中学——正谊中学高中部。正谊取自董仲舒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该校成立于1913年，由山东著名教育家鞠思敏创办（现为济南十七中）。无奈此时家道中落，已无力供应，只好回家务农，时称“值业”，即有点继承家业的意思。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爷爷能够去读正谊中学，他一生的历史将会重写。因为当时的正谊中学是所名校，出了不少名人。比如讲，“四人帮”的得力干将张春桥、现在的国学大师季羡林。
我的曾祖父为前清的举人（1878年参加的济南府会试），加上祖上的荫德，到了他这辈上还是良田千顷，骡马成群。不过老婆不多，前后共两个，但只生了3个男孩，我爷爷为老三（座山雕也是老三，呵呵），他和上边的大哥为一母所生。大哥7岁那年掉到弥河里淹死了，实际就剩下了他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偏偏长得白白净净的二哥不争气，从16岁起就抽上了大烟（原因独特）。不到30岁时，人就像个小老头了。鉴于爷爷脑瓜灵，心眼善（我爷爷就说，在这一点上，我特随他。这也是他晚年经常随我在济南生活的原因之一）。我的曾祖父就把继承发扬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爷爷身上。
不料，就在我爷爷20岁那年，即民国九年（192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土匪绑了票。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我家那时的家底，赎出他来完全可以。但这希望却被毁在一个“阴谋”上。
到期不赎，理当撕票。但是，在一个完全能逃的深夜他却因“救人一命”而没有逃走。这仁义之举，感动了所有的土匪。加上他有文化，故就……
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竟被群匪推荐为匪首。成了一个不会打枪的“山大王”。他常常说，我有点像刘备，不善带兵，“然仁德素著……部下舍生忘死”。
而他的二掌柜那四，则是“青州八旗兵”的后裔，从他身上你可了解到这支鲜为人知的清朝劲旅的故事。更富传奇的是，后来他竟“拐跑”了我的二奶奶！
他的队伍最多时达2000多人，控制着近10万人口的地盘（临朐、沂水、昌乐三县交界处）。
他经历了清末、民初、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民国时，他的队伍跟杨虎城的晋军、张宗昌的手枪旅以及刘黑七的土匪都打过仗。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力践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梁先生的试验地邹平县离我们老家不到200里）使得他的“地盘”一片盛世景象，为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韩复榘还专门表扬过他（韩可不是什么传说中的军阀、老粗）。
抗战时，他打过鬼子，打过于学忠的第51军。也曾联合过八路军打鬼子。他最敬佩的是国民党的抗日游击队。因为人家枪好，吃得好。最后，他还是投了他最看不起的八路军——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
当他的一干人马全都成了鲁中军区特务团时，他这个“团长”却又因一个偶然的因素（晕车，不能闻汽油味）留在了老家，仅仅留下了由陈毅政委、黎玉主席签名的省参议会的参议员证。多年后，当他的那些小排长、小连长都在南方当了大官时，他并不后悔。他说，这就是命（他也让我认命）。
土改时，他曾向我们的工作队直言不要……
还乡团打来时，他又凭着自己的威望加以阻止……
反右时，由于他的庇护，济南下到我们村的那两个右派过的是“幸福生活”。
没有他，村里的那棵300多年树龄的银杏树，肯定要被砍了用来大炼钢铁（疙瘩）。他用他的寿材换了下来。
最让全村人感激的是1960年挨饿的时候，由于他的指点，村里硬是没有饿死多少人……
更让人称奇的是“文革”中，在他的大儿子（即我的父亲）被屈斗，生死不明，当地的造反派也想抓他这个“大土匪”、“大军阀”的严峻时刻，他临危不惧，“匪性大发”，终于力挽狂澜，渡过危难。
他一生有过四个女人（有名有姓的，没名没姓的就不好说了）。我奶奶虽名为压寨女人，实为普通小脚女人一个，二奶奶人漂亮，唱京剧的，旧时称“戏子”。她同我爷爷的故事最曲折。我爷爷最爱的还是我的三奶奶，人既漂亮又有文化，天津人，毕业于著名的天津圣功女子学院，是个基督徒，当年主动要求下乡“扶贫”，来到沂蒙，因我父亲和我叔叔的关系，与我爷爷相识并喜结连理。但红颜薄命，不幸早逝……
1987年，在济南的一家婚介所，本来是为我找对象的他，自己倒“泡”上了一个51岁的老姑娘，我的这“X位奶奶”几天就容光焕发起来。可惜好景不长……
他这一生一共才生了两个儿子。阴差阳错，该投国民党的却投了共产党（老大、即我的父亲），该投共产党的却干了国民党（即我的叔叔，1949年撤至台湾，官位最高至国军总参作训部副部长，少将军衔。1992年去世——还是死在了他前边）。
他死得也很离奇，临终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他与我的女儿抢可口可乐喝。结果……这又应验了那句老话，人到死了的时候，怎么都会死。
现在，我就开始讲我爷爷的故事。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你作为小说欣赏也可以，你若作为一段历史研究也不是不可。这就要看你的鉴赏品味了。
2005年7月于济南
第一部分
第1章
虽非名门望族，亦是大户人家（1）
听我爷爷讲，我们王家在沂蒙县，乃至周边几个县，虽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亦是大户人家。提起沂蒙城西的王家，无人不知。
爷爷说，如果硬往根上寻。我们王家并不姓王，也不是什么汉族，我们的先祖实则是蒙元人（今长城以北的什么地方）。祖上跟着元世祖打天下，打到这山东腹地就不走了。因战功卓著被封了相当于县里粮食局长的官，就在沂蒙长住下来。那年月，“粮食局长”可是个肥缺。连“县长”也得另眼相看，故从此就发了起来。又过了几代，便完全汉化了（要不说汉族的同化力不得了呢）。大约是到了明初，我们祖上就姓了王（意为人中之王之意）。
据爷爷的回忆（当然是看的家谱。可惜被他的二哥当大烟钱给当掉了），自明代起，我们王家也出了几个人物，其中一位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詹事、礼部尚书；还有一位是崇祯十年（1637年）的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安徽合肥府知府；到了清初乾隆五年（1740年），我们王家又出了一位进士，曾任河北沱州知府。他回来探亲时，结识了在潍县任知县的郑板桥。两人以画会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爷爷说，他上中学时，还曾见过家里保存的一幅郑板桥的真迹。条幅的开头写有这样一句“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可惜这幅字同样被爷爷的二哥……
我们王家最后一名考取功名者为我爷爷的一位小叔。他叫王宗德。是光绪元年（1875年）考取的“殿试一等第二名钦点翰林院编修臣王宗德”。旧时考取了功名，是件光宗耀祖的体面事。朝廷不仅授予爵禄，还赐予旗帜，竖立在精工制作的石旗杆夹上。我们家的那块旗杆夹由麻石打制而成，长1。86米，宽0。56米，厚0。22米。旗杆夹孔为长方形，为立旗杆所用。爷爷说，我家宗祠前的这块旗杆夹历经百年，很有点沧海桑田的味道。最后深埋地下达半米之厚，直到1958年大炼钢铁才被从地下挖出。后来，被沂蒙县文物监理站的人给搬走了。但在“文革”中，它却被红卫兵砸成了两半。一半不知所踪，另一半则被当成一级文物保存在县博物馆里，和山旺化石并列（2003年我回沂蒙给爷爷上坟，还去瞻仰了这块凝聚着祖上荣誉的旗杆夹石，上边隐约可见这样一行刻字“……会试考列最优等第一名光绪元年殿试一等第二名钦点翰林院编修臣王宗德立”）。
我们王家家道中落，大约始于清道光年间（很有点与国同衰的味道）。最主要的是因我爷爷的祖父领导了反对德国人修胶济线的所谓护地运动。结果是护地未成，家业也大大衰落。爷爷的祖父被判重刑。为了救他，家里花了大批的银子。结果是人财两空，人还是死在了济南的大牢里。那时，爷爷才刚出生。
不过，毕竟有着多年的积累，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家到了爷爷这辈还是很风光的。人一提起沂蒙县西五里远的王家老镇的王齐厚家（我曾祖父名齐厚，字鲁重），还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据我爷爷回忆：那时节家里仍有3000多亩地，12000亩山林，佃户多达40多户。每年纯粮食收入就有4万多斤（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家里还在县城和青州府开设了油坊、烟馆（但我们的家法却严禁抽大烟，这一点我将在后边详谈）和车马店。领导护地运动前，家里还在青岛开有一家商号，但为了筹钱救爷爷的爷爷，便廉价当掉了。爷爷说，多年后，他的父亲每谈及此事，还连连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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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时，我曾偷偷问过爷爷：“那时，咱们家对广大农民群众是不是残酷剥削，无情压榨呀……”
每每这时，爷爷便压低声音说：“你听书上胡说，别的财主家我不敢说，单是咱王家，还有关家桥关润林家（他们家出了个共产党，叫关庆民，土改时又全家被抄。这家的故事也特别多，容我后叙）等其他几家财主，没有一个是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恶霸。平日里对佃户们都很好，当年缴不上租的，就拖一年，一年不行，两年，有的时候实在歉收，就给减免……”
“黄世仁不是还强拉喜儿当老婆嘛……”
“当老婆？没听说过，反正咱们王家没干过。”爷爷笑笑说，“别忘了，咱王家祖上立的规矩，娶妾不能过二房，要轮，也轮不到喜儿那样的丫环的份儿。”
要说喜儿，我爷爷说，倒是有不少穷人家的女孩愿到咱们家当丫环的。要知道，在大户人家里当丫环，不但收入高，而且还体面。大户人家大都知书达理，儒风甚浓，时间长了，还可学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旧时有句话，“宁要大户家的丫环，不要小户家的千金。”
我们家的历代子孙秉承的是《朱子家训》“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爷爷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我们王家不但不欺负穷人，还诚心实意地帮助他们。每有荒年，或者春上青黄不接的时候，我王家宗祠前的广场上总要摆上那口大锅，专为穷人熬粥喝。从早熬到晚，一锅接一锅。四方八邻的穷人都曾喝过我们王家施的粥。最远的北至青州（现益都市），南达沂南。说方圆百里，绝不为过。
第一部分
第1章
虽非名门望族，亦是大户人家（2）
爷爷说，我们家的锅很大很大，能放三四个孩子洗澡，锅沿处铸有“大明永乐五年”的字样。多年后仍锃明瓦亮，且从不生锈。就是雨水淋了也不生锈，这口大锅后来就被埋在了我们王家大院的废墟里。直到1964年搞“四清”时，才被起了出来，运到潍坊地区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说明词这样写着：“旧社会地主阶级专门用来煮活人的大锅，只要缴不起租的……”被歪曲的还有我们家的几间地窖（即地下室），那本是我们家夏天用来存放食物的地方，却被写成了关押穷人的“地牢”。
“你曾爷爷50多了，还自己拾粪呢。”爷爷说到这一点时，脸上充满了敬佩之情，“一到农忙，他就亲自下田，同长工们一块儿干活，一块儿吃饭。呵呵，那个时候，长工们吃的有时比咱家的都好。你曾爷爷割起麦子来一阵风，比正当年的壮劳力差不到哪里，那些青年后生专爱和他比赛，好赢他的酒喝……”
我有点不太相信：“输了真打酒吗？”
爷爷说：“那可不？那酒可是老牌子的景芝白干。再要上镇西姚家的二斤猪头肉，会把伙计们喝得高高兴兴，干起活来谁也挡不住。”
爷爷稍停又说：“不过，也有你曾祖父赢的时候，只要他赢了……”
“穷人买酒喝……”我想，肯定是这样。
爷爷摇摇头：“哎哎，错了，哪能让下人破费，不是买酒，而是做一种老头看瓜的游戏，把裤子脱到一半，然后人坐在地上，低头，用裤腰带勒住头，人就直不起腰，两眼瞅看自己的球蛋了。哈哈……”爷爷大笑起来。他说，当年他在潍坊广文中学上学的时候，就盼着放暑假，一到了暑假，他就跟着老爹上地里干活……
还有，我爷爷告诉我。我们王家还常常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比如讲，逢年过节请外地的戏班子来村里唱大戏，组织山会，耍龙灯，踩高跷，修桥，铺路等等，都是我们王家出钱。有钱人多信奉“仁义礼智信”，不道德的很少。村里、族内有了纠纷，亦多是由我们家公断，办案的不会吃请、收钱，更不会吃两头，断案的结果亦能公平公正，令双方口服心服。那时的人也迷信，认为多行善总有好报，至少死了不会下地狱，下辈子还能托生个人，而不至于托生个猪或狗。
在我读初中的年代，爷爷所描绘的这一切简直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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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爷爷也说了些我们王家发家的“捷径”。那就是一到荒年就“用粮换地”，荒年景的穷人真不易呀，那时的粮食比金子还要贵。穷人有时为了活命，只好把平日里比命还要贵的土地拿出来换粮食。我们家平时存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