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呵护这个小寡妇一年多的时间，直到这位小寡妇嫁到了莒南一个做粉丝的殷实人家。
以后，那几个老大娘才从他嘴里得知：我的，妹妹，也是瓜（寡）妇，我的妹夫，在你们湖南衡阳战死了。
本来，他是应同所有日军一样到青岛集结，然后回国的。但当时有一批物资和四匹战马需要照料，他就被留了下来，说半个月后，再来接他。
于是，沂蒙县便留下了最后一个鬼子兵。
。。。。。。
但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天天盼，日日想的上级并没有来接他，但秋仁还是对所有关心他的中国人说：“沙川少尉，会来接我的，我的，要认真等候……”他说的沙川少尉是最后一任小队长。
于是，秋仁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人们常常看到他穿戴整齐地骑着一辆自行车（孔明牌，有趣吧），从他的那间小趴趴屋，到不远处的仓库打扫卫生或翻晒物品。四匹战马也喂得膘肥体壮。有时下大雨，他也坚持跑操，每个星期一的早上，他还要对着一面日本国旗唱《君之代》（那幅日本国旗被他画在一张中国仕女图的背面）。就这样一直到了1945年的11月，国军正规军的一个团开进了沂蒙县城，接管了那四匹马和仓库里的所有物资。
秋仁没事干了，但他的上级迟迟没来接他，他只好流浪沂蒙街头。善良纯朴的沂蒙人民凭着中国人特有的善良，热情地照顾他。大伙你今天送一顿，明天他送一顿，继续供养着这位日本老兵。
久而久之，脑子本来就有伤的秋仁，精神状态出了问题。他常常望着东方发呆，而且见人就问：“见到沙川小队长了吗？他为什么还不来接我……”
好心的中国人便安慰他说：“沙川小队长到了潍县了，快到了，你再等等……”
“伟（潍）县在东京的什么地方……”他还会问。
“在东京东边，二十来里吧，反正快了……”
秋仁就笑呵呵地走开了，碰到第二人，他又是那句“见到沙川小队长了吗……”
精神一失常，他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常常是饿一顿，饥一顿，原先的破军装也变得褴褛不整，一位好心的中国大娘给了他件破花棉袄，他就当成了宝贝，三冬四夏全穿在身上。
此后，沂蒙县城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手里二易其手，其间，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可怜的日本老兵。直到我爷爷发现了他。
那是我爷爷下山来巡察炭栈的时候，见到了蓬头垢面的秋仁正男。那天，秋仁穿着花棉袄迈着正步走在教堂前的东大街上，一边走一边还唱《君之代》。后边则是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并往他身上扔石子。我爷爷倍感好奇，问炭栈的伙计：“怎么这疯汉会唱日本歌？”
伙计说：“他就是个日本人。”
“什么，日本人？怎么回事？”
伙计将秋仁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当晚，我爷爷难过得没吃晚饭。
第二天，我爷爷郑重其事地对炭栈的掌柜的说：“这样吧，从今天起，咱们炭栈负责照顾这个日本老兵，任怎么说，他也是个人啊。我一个月给炭栈拨30块钱，到时你们少进账就行。平日里安排他看看炭场子。噢，对了，先找个郎中给他看看，反正不能再让他在沂蒙的大街上乱跑，再让我看见了我扣你们的工钱……”
炭栈掌柜唯命是从，当即表示：“大掌柜的菩萨心肠，一切按您吩咐的办！”
就这样，这位日本老兵就被安排到了穆陵关炭栈当了一名看场子的。店里的伙计都不敢怠慢他，供吃供喝，一星期还带他洗一次澡，一月剃一次头。
。。。。。。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秋仁正男于1953年7月病逝。临死前，他紧紧握住我爷爷的手：“报告……告沙川队长，我完成任务……务了，可以回家了吗？”
我爷爷满含眼泪说：“秋仁君，你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你的任务，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秋仁死后，我爷爷让人把他的棺木抬回了老鹰崮，埋在了崮下村村北头的一片土岭上。这时我爷爷已是个地地道道的崮下村的村民了。尽管他还有个空衔：省参议会参议员，此证发于1946年年底。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一切本该早早进行的工作也随即展开。
1975年8月，战后整整30年的时候，一对40多岁的日本中年夫妇和三个小孩来到沂蒙县，在县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到崮下村认领了秋仁正男的骨骸。男的正是他的儿子秋仁春上，女的则是他的儿媳，三个小孩是他的孙子。
临回国前，秋仁春上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率全家在我爷爷面前长跪不起，以感谢他对其父亲晚年的收留和照应。我爷爷老泪纵横，几乎不能自已：“将心比心，将心比心……”
当时，秋仁春上还赠了我爷爷一笔巨款（合7万元人民币），但被他全部上交了当时的县革委。
第四部分
第36章
队伍交给共产党
日本鬼子被打跑了，国共两党为了政权又展开了内战。
正如我爷爷早年所预言的那样：八路军成了事。我爷爷说，他至今搞不明白，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国军怎么最终会败在了共产党手里。
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还控制着一些地盘，有时还能占据县城小半年，但差不多一年后，国民党的部队便不见了踪影。
八路军一旦完全控制了局面，说实在的，老鹰崮的弟兄们何去何从，就成了首要问题。过去那日子好过呀，那叫在夹缝中生存，那叫三国演义——我爷爷一直这样形容抗战时期的中国，我倒觉得有几分道理。他所说的“三国”即：苏俄支持的共产党，美英支持的国民党，日本支持的汪精卫（南京政府）。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爷爷感叹道：“看来得投共产党了……”
第一个上山当说客的是那四，当时，他们独立团已改编成了军区的教导二旅，旅长为那四，关庆民的侄子关满仓任旅参谋长。
“那四兄弟来劝我投八路军？”我爷爷仍是热情款待。
那四也照喝不误：“不仅如此，我还是来向你辞行的。”
“辞行？”
“对，”那四有几分激动，说，“这个月底我就要随大部队渡海去东北。”
“去那儿干啥？”我爷爷有些不明白了。
那四说：“抢地盘！与国民党抢地盘！如今，小日本已经投降，为夺中国天下，国共两党必有一战，现如今双方均调兵遣将，磨刀霍霍。我们抢占东北，是棋先一着。”
“怎么偏偏轮上你了，你这一走，我还挺想的。”我爷爷有几分动情地说。
那四笑笑：“别忘了，俺的大哥，我是满人呀……”
我爷爷一听明白了，便不再说什么。唉，刚刚打了八年，老百姓还没喘口气，怎么自家兄弟又干起来了呢？
那四把他在部队里学的新名词全说了出来。他说，这关乎未来中国的命运，国共两党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别看国民党人多枪好，但共产党定能夺得天下……
“是呀，我也是在想，这国民党怎么这么不经打呢？共产党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壮。”
“专制和腐败！”那四的口气斩钉截铁，“你看，现在全国是国民党说了算，国民党里又是蒋光头一人说了算，这就叫专制，别人没有一点民主；而专制又导致腐败，你看全国的财富几乎全部掌握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里，而老百姓却大量地失业和失去土地。这样的社会能不垮台吗？”
专制和腐败，这可是新名词，让我爷爷苦苦思索了许多日子。
那四临下山时，我爷爷终于表态：容我同弟兄们商量商量。
那四说：“这事恐怕容不得你商量，接受改编是肯定的，需要商量的是个别人员，比如讲，老弱病残和无枪人员。谁不愿干的可以遣返回家，就像八路军里的复员，部队是会安置的（当时的安置费以小米折算）。”
我爷爷一听更放心了：“有安置就好，我也好对弟兄们有个交代。”
那四已经上马了，发现我爷爷眉头紧蹙，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心事，就让警卫员在前边走：“汉魁兄，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
我爷爷稍作沉吟：“那四兄弟呀，既然要投共产党，我就剩下一件心事了，那就是你二侄子呀，前些天，他还来了一封信，说调到国民党青岛保安总队去了。那是正规军，去了就给了中尉军衔，你说这……”
那四一下压低了声音：“汉魁呀，按说照纪律，我不该对你多舌，但我们毕竟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所以我就给你透点消息。二侄子调到青岛保安总队是因他日语讲得好，是随总队长李先良前往接收青岛的。你放心吧，二侄子干的是文官。再说，我们地下党正在想法策反他。”
我爷爷马上喜上眉梢：“那就好，那就好……”
那四说：“二侄子也是个人才呀，将来我们建设新中国是少不了各类人才的。这事你放心就是了。”
那四策马而去，这是两人所见的后一面。林彪的四野进关时，时任师长的那四因负伤而转业在了东北的林业部门，我“二奶奶”亦同时转业。他们在东北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
大约是在1946年的三四月间，反正是阴历刚过了寒食节（即清明），地里到处都是上坟的，我爷爷终于将自己的一干人马交给了共产党，接受他们的改编。
当时的国内形势正是趋于大战爆发前的平静时期，军调部济南小组（中共代表为陈叔亮，国民党代表涂叙五，美方代表雷克，随行人员十余人）正东奔西走，做着表面文章。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大动干戈。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凭地里一下多出来一支一千多人的武装（有枪者），岂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爷爷的队伍被暂编为军区特务团。我爷爷任团长，政委当然是新派的，据说是陕西人，“沾边”的老红军（即红军到达陕北后参军的，并未进行过长征），好吃面，好喝羊肉汤，好把“我”说成“俄”。
改编大会在县教堂隆重举行。但我爷爷这个团长居然没有出席——因为他坐着一辆破美国吉普吐了一路，到了会场时，已吐得五脏六腑全部倒了个个，一睁眼就晕，只能卧床休息。他对那位政委说：“看……看来，我没有当官的命……”
不能坐车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那时的部队已经过了骑马指挥作战的年代。即便是骑马，我爷爷骑得也不顺溜。他最擅长的还是骑驴，但天下有骑驴指挥作战的将军吗？
部队改编完毕后，接着就南下泰安，参加对泰安的保卫战。这一路上要走二三百里路，没办法，我爷爷只好告假休息，指挥权暂交副团长来顺。
泰安围困战一完，特务团接着挥师南下枣庄，配合北上的新四军一部围攻枣庄、峄县一带之敌。
就这样，队伍越打越远，他这个空头团长越来越没意思。很快，他就写了一份辞职报告，递交给了山东省军区。信的开头，用的竟是我们的祖传家风“爱读书，勤务农，不做官，做善邻”的十二字口诀。
当时的山东军区政委是陈毅，省政府主席是黎玉。他们看了辞告觉得“情有可原，照准”。但考虑到我爷爷的社会地位以及对于“人民军队建设所做的贡献”，便委任他为省参议院参议员（一月发120斤小米）。遗憾的是，他这个省参议员从未参加过一次省参议会，只有那个议员证是真的。
这个小本本为红皮，布装。里边有毛泽东、朱德的油印像，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参议员证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现在，这份参议员证仍保存在我的家里。我不知它应算哪一级的文物，但我敢肯定的只有一条，凭谁出多少钱我都不卖！
第四部分
第37章
山雨欲来——就要土改啦（1）
说起土改，人们并不陌生。它是发生于1946年至1953年的波及全国范围的一场土地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把原先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无偿地分给占大多数的农民。
我们对于土改的感性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和小说，如丁铃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等。
说到土改，就要说到我爷爷的另一位老朋友关润林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关润林和无官一身轻、无财不怕抢的我爷爷完全不一样，他还是个有着大批土地和财产的大地主，尽管他在抗战期间支持过抗战，是个开明地主，但开明地主也是地主。据说，听说关润林在被乱棍砸死后，我爷爷曾暗暗庆幸自己：这才叫破财免灾，多谢佛祖了。
自我爷爷揣上了省参议员的空衔后，他便在崮下村落了户。在这儿落户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是王家老镇伤了他的心，再说，那儿也没什么人了；二则是我三奶奶及我小姑的坟就在老鹰崮下，住在这儿可时刻与她们为伴。于是，我爷爷就在村北头的坡地上盖了两间小屋子，与我奶奶相依为命。偶尔地，回城里的炭栈看看（当地政府为了他的生计，还给他留下了这家炭栈。这家铺子也在1956公私合营了）。这个时候的我爷爷，说高雅点是“闲云野鹤”，说通俗点就是个“领小米的老农民”（比县长领得还多）。
在我爷爷的记忆中，我党真正下决心搞土改是在1946年，即著名的“五四指示”以后（这一天，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是因形势已经明朗：内战不可避免，必须早做准备！而这个准备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钱！至于兵源倒不缺，解放区有的是人。
就这样，为了筹措战争经费，为了调动老百姓参战的积极性，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土改开始了……
大约是1946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懒洋洋的阳光照在懒洋洋的我爷爷身上。他正在屋外的坡地上同我奶奶一起晒柿饼和山楂片。这时，山下来了几个不速之客。他们都是农民打扮，但却推了一辆当时极少见到的胶轮独轮车。事后才知道，那是关润林派来接我爷爷下山的“专车”。
“不好了，王先生。关老爷让我们来请您……”来人惊慌失措，有喊王先生的，也有喊王参议的，但最后大伙统一了称呼，都喊王先生。而我爷爷，似乎也更喜欢后一种称呼。
“有话慢慢说。”我爷爷将他们让进屋，泡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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