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
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 ——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 ——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it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着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考。
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其对于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日本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领导作战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分裂运动开始了。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部队，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这一支分裂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王鸣丢失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分裂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不久，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后来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的确，一个强势教主 ——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那里他们不用再担心元军的围攻：一般的士兵想要活着到达这个高度都很困难。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更加棘手的敌人。
Chapter V The Revival of Chinese Manichaeism and the Scission of Kongfu World（12921326）
第五章 明教的复兴与武林世界的分裂（12921326）
虽然日后明教的官方说法将长征描述为一次伟大的浪漫远征，但在1292年的光明顶上，一切更像一场可耻的失败。在中国南部这一明教几百年以来的根据地，这一信仰已经被全面肃清。明教的残兵败将们被赶到了中国边境最偏僻的角落，而到达那里的三千多名战士几乎无不伤痕累累，意志消沉。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充满敌意的当地势力：
例如根基牢固的地头蛇昆仑派。当然，更直接的威胁仍然来自元廷，此时忽必烈已经派遣玉昔帖木儿取代了作战不力的伯颜，玉昔帖木儿率大军进剿昆仑山，虽然元军攻上光明顶的可能不大，但仅仅是围困已经足以给明教造成断绝补给的困境。这一小小宗教势力的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此时，海都和都哇在中亚再次举起叛逆的旗帜给明教以喘息的机会。由于西北叛王在东突厥斯坦的进攻，元军不得不临时将围攻光明顶的军队调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河流域，去抵抗反叛者的入侵。这一临时的抽调竟成为了一去不复返。直到1304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为止，元军与西北叛军在中亚进行了十二年的拉锯战，无暇再顾及龟缩在昆仑山中的明教徒们。明教趁机坐收渔人之利，迅速恢复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一劳永逸地摧毁明教的最佳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忽必烈死后，成宗铁穆耳维持了十一年相对平静的统治。1307年，铁穆耳驾崩后，帝国因帝位继承问题陷入了长期的中衰和不时的内战，二十五年中先后换了八个皇帝。汉文化对帝国中枢的渗透相当缓慢，但是各种高级的奢侈享乐却已经侵蚀了本来质朴的草原儿女们。
帝国的统治机构日益腐败，对其治下人民压榨的程度日益增长，但实际控制能力却不断减退，此消彼长之下，各民族的起义也此起彼伏。被列为最下等的南方汉人的抵抗运动在经过二十年的低迷时期后，再次逐步走向高涨。这对武术界权力格局的结构性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绝大多数时代，江湖世界和帝国权力之间有着深刻而尖锐的矛盾。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简要指出过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补充：这一矛盾并非必然爆发为激烈的冲突，当双方势力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均势的局面：江湖世界的主导势力会在表面上承认皇帝的无上权威，而实则维持自己对江湖真正的统治，而官方也会满足于江湖人士对不再“犯上作乱”的承诺。对中华帝国的统治者来说，达到这一均势的底线是江湖势力必须放弃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而对后者来说，底线是官方必须保证自己的合法存在及势力范围不受侵犯——二者是一回事。当然，零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而维持大局的和平。
但是，如果说政府从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江湖却并非如此，这就是江湖之为江湖的特性所在：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由于江湖世界的流动性太大，充满了各种不可操纵的因素，任何个人、门派、帮会和教宗都无法实现对整个江湖世界的控制。在这个世界中，必然也有对现存政治势力存有极度仇恨的反叛者。他们不会理会主导势力同政府间的默契，而以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为奋斗的目标。因此，他们所带来的威胁实际上是双重的：即是对世俗政治权威的威胁，也是对武林主导势力的威胁。首先，他们的行动会导致同官方之间心照不宣的不成文协定被破坏，会导致政府的压力甚至报复，给整个江湖世界带来浩劫；其次，如果这些大胆的冒险家能够获得成功，结果将会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大洗牌，对已经掌握大权的、不希望发生变动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可能使他们失去现有的一切。
可想而知，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激进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相当紧张的。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应付这种挑战的方式可以有两种：当仅仅是农民起义者揭竿而起，或者是民族主义者反抗异族统治时，他们可以将这些人赞美为武林领袖或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口头上给予他们廉价的支持和赞美，却不进行任何实际的声援，将他们推到前台去任由政府军剿灭。北宋时期的梁山起义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一百多名三流武术家因为不满宋朝的腐败而聚集起来发动叛乱。少林、丐帮、逍遥派、大理段氏、天师道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将他们吹捧为“梁山好汉”，让世人把他们视为真正的武术名家，让他们去和政府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掩护自己的真正实力。最后，梁山的起义者向政府军投降并为之效力，而既得利益集团主宰的武林秩序却毫发无损。
另一个例子是清代的天地会。由于打出了“驱除鞑虏”的旗号，获得了汉人的同情，天地会聚集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活动。天地会虽然在江湖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在清末之前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援助。十七世纪后期的一份会议记录表明：当天地会筹划刺杀一位手握大权的将军吴三桂时，武当、少林等名门正派都不愿意提供支持。甚至贩盐的三流帮会青帮也不服从他们的号令。天地会在得到光环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被孤立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乾隆的元帅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召开“全国武术流派掌门人代表会议”时，武术界主要门派的一百多名掌门人全部出席，向异族皇帝表示他们的顺服。
另一种应对方式是这样的：当造反者举起异端宗教的旗帜时，保守势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识形态的崇高旗号，要求消灭无视伦理纲常的“魔教”。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纯粹信仰的层面，而在于这种信仰可能带来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后果。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元代的明教之乱也属于这一范畴。无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条和仪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圣女等——加剧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的厌恶，但是很难说这些内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种种要求更为古怪。这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嘲讽的那样，布尔乔亚一边从事着诱奸彼此妻子的勾当，一边义正词严地声讨共产主义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言而喻。
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到了十四世纪前期，中国武术界已经确立了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新秩序，尽管六大派和丐帮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号召，但随着郭襄、耶律齐等老一代宋朝遗民的先后去世，各门派新的领导人对汉族政权曾经的光荣已经记忆模糊，而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推翻蒙元统治的希望日益渺茫，使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自己武林地位的问题上。虽然绝大多数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名门正派的武术精英集团仍然同以前一样生活优裕、名声显赫，不受影响。推翻外族暴政是名义上的最终目标，但只是遥远的前景，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的门派增添荣耀和权势，至多是有限的“行侠仗义”。于是，在种种响亮口号的掩盖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这个集团必然与另一批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了明教徒，因为只有明教此时仍然在坚持进行实际的反元暴动。而由于蒙元帝国统治的残暴和严苛，投入明教的武术家也越来越多，使得明教的组织急剧膨胀。这是明教与江湖 主流势力矛盾激化的根源所在。
在此，整个江湖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分裂。
在迁移到光明顶之后不久，明教就和当地的主宰昆仑派发生了几次武装械斗。尽管明教的势力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和次级的昆仑派势均力敌，昆仑方面并没有占到多少优势。而中原各大势力仍然认为明教微不足道，将此视为地方性的冲突而不屑参与。最后，精疲力竭的双方不得不妥协，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将昆仑山一分两半。几年后，明教教主石元去世，光明左使者衣琇继任教主（在位 1298�1311）。衣琇在位期间，明教在西北地区修养生息，并同波斯总教之间恢复了联系。十四世纪初叶，随着明教实力的恢复，是否回到江南的明教故地去联系当地的残余势力的问题被提上议程。
此时的江南地区仍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当地坚持游击战的明教残部已经寥寥无几。大多数明教高层都主张放弃这一地区，更没有人愿意回去冒险。但一个年轻人殷天正（1280�1358）主动请缨，要求由他一试，获得了衣琇的首肯。殷天正的选择是正确的，其时帝国的控制已经逐渐松弛，他回到江南后，很快整合了当地的明教势力。为了麻痹元廷，殷天正发明了“天鹰”的标志，以稍加变化的形式伪装其明教信仰的实质。在遮遮掩掩下，江南明教又开始了暗中的活动。但一个隐患是，由于昆仑山和江南地区的距离遥远，在此长驻的殷天正实际上成为了这一地区明教势力的实际主宰，这为二十多年后明教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衣琇在 1311年的病逝，让众望所归的阳顶天（1270�1327）登上了教主之位。在十四世纪初期，阳顶天被普遍认为是仅次于张三丰的武术大师，虽然二者从未有过较量的机会。
与衣琇的平庸统治不同，阳顶天很快就野心勃勃地大规模扩充明教的组织。他创建了锐金、巨木、洪水、烈火、厚土五旗作为新的军事编制，并且策划发动了园明和尚起义、赵丑厮、郭菩萨谋反等几次大规模的暴动。
出于对殷天正的猜疑，他即位不久，就将后者召回光明顶。殷天正及时表示了对他的忠心，令阳顶天感到满意。他赐给殷天正以“白眉毛的老鹰王”的头衔，命其继续统摄江南明教势力。这是阳顶天亲封的第一个“护教法王”。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明教。谢逊、韦一笑等武术家先后来奔，并建立了许多功勋。阳顶天也分别封他们为“金毛的狮子王”、“绿翅膀的蝙蝠王”，与殷天正一起成为了着名的“三大法王”。
阳顶天尤其重视投入明教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如一切外来的殖民统治一样，蒙古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充满了种族歧视，将其地位视同妓女和乞丐。帝国的大部分官员都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而被任命，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在比例上只有明朝的 10％左右。而在科举考试时，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试和录取，而后者的题目要容易得多。即使通过了考试，汉族官员也难以获得升迁。这些举措导致越来越多的儒生对仕途绝望，投入了反抗者的行列。
杨逍（ 1301�1367）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知识分子的家庭，因科举受歧视而投身明教。阳顶天对这个年轻人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