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当然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是非常的莫名其妙,中国根本没有进军,甚至没有抵抗,完全是日军单方面的侵略,从哪来的双方停战与撤兵?
'3' 犬养毅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十五日,被少壮派军人刺杀身亡。
第七章、一二八事变的奋战迎敌
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中国东北悍然抗命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居然能够赢得日本多数民意的支持,因而促成日本的政治结构发生激变,少壮派军官从此实际上掌控了日本的政局发展方向。而由于关东军极欲无中生有地完成“满洲国”独立大业,不希望国际社会过于集中注意力,观察其粗劣炮制一个傀儡政权的伎俩,因此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联系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设法在上海大都会,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7。1 日本在上海制造冲突事端
这时日本的海军,对于陆军顺利地攻占中国东北,赢得大笔的军费以及全国的民意拥戴,相当羡慕,当然也希望能够借机表现,以扳回一些颜面与益。因此海军对于在上海发扬皇军神威,特别感到兴趣,而日本的犬养毅政府,已经完全受到军方与军国主义的民意牵制,对于上海的紧张局势,只有完全信任与授权海军来处理。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的主要都会地区,在学生与工人阶层,都发动了极强的反日运动,最令日本感到压力的,就是抵制日货的民间活动。在九一八事变的三个月后,日本输往中国的产品,减少了近六成,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对于在中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日本人,也都表示愤慨与敌视。此时在中国境内的日侨与日本产品,都成为中国人民排斥与攻击的对象,所以要想在国际的都会上海,制造中日冲突的火苗,是非常容易的安排。
在板垣的指令之下,由日本驻上海的武官田中吉隆与投靠日本的特务川芳子'1',操纵日本浪人共同设计一个中、日的民间冲突。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门口,发生日本和尚遭暴徒攻击的事件,日方立刻归罪为中国工厂自卫队的暴行。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在上海租界的侨民(有许多是后备军人与浪人),马上组织了自卫队与后援会,擅自攻击与火烧三友实业社,并且要求日军立即动员前往上海,对中国兴师问罪。
而早已等待机会表现的日本海军,当然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大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调派更多的海军与陆战队前往上海,一方面对上海市政府提出极其无理的要求。这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中央政府已经陷入不知谁在当家的状态之下,只有设法委曲求全的答应日本所有的要求。不料日本方面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求中国逞凶、赔偿、道歉,而是要想找个军事攻击中国的借口,希望能够在上海挑起事端,为满洲国粉墨登场进行掩护;另一方面也要给海军机会来扮演“膺惩暴支”的英雄角色,不能老让其陆军专美于前。当时日本海军认为,说不定上海的中国守军,又是来个“不抵抗”,那么海军也就可以拣个大便宜了。
7。2 十九路军奋勇抗日
但是日本这次没有这种运气了。当时驻防上海的守军,是经过中央收编广东的十九路军,这支部队并非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对于中央的命令也不会完全言听计从。这时候的十九路军,真是鬼使神差地从江西苏区前线调防上海,进行整休,指挥十九路军的将领是蒋光鼎与蔡廷锴,他们对于日军在东北的侵略,可以说是敌忾同仇的恨之入骨,因此当日本海军又想在上海闹事之时,当然就兴起守土有责的决心。十九路军的高层指挥官们,观察到日军有可能在上海进行挑衅的意图,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又陷在改组的过渡状态,因此便自己决定,假如日军真的在上海进行挑衅,他们绝对会给与反击。这个护卫国土的决心,也得到十九路军部属的衷心支持。
当时的粤派主掌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本身无粮无饷可发,到处借贷又无门,地方割据势力根本不听指挥,帝国主义的压力又难以招架,内部还经常爆发内讧。当时蒋介石仍是在野的身份,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面临失控状态,日军又想在上海生事以便扩大冲突、威胁京畿,而深感不安,因此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十九路军“打招呼”,希望不要与日军冲突,假如发生任何事端,都交由地方政府处理。
这种低姿态的不抵抗政策,当然无法得到十九路军的支持。何应钦原本干脆下令,准备调宪兵接替十九路军在上海市内的防务,不料日本海军却抢先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半夜,调兵进入上海市区,对中国守军发动了攻势,十九路军立刻加以还击,“一二八事变”就这样在上海开打。原先日本海军对于自己的战斗优势,有着绝对的信心与把握,他们认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失去指挥部队的能力,蒋介石又不在职务上,中央军大部分仍在江西苏区作战,以及部分支持策应华北的局势,因此根本无法调军救援上海,以日本陆战队的兵力来对付疲弱的十九路军,根本是牛刀小试,绝对会一战功成,而能与关东军的胜利争锋比美。所以日本在上海的海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在日军出动时曾狂妄地表示,日军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踏平上海的闸北。虽然十九路军的装备落后,而其当时的粮饷不济(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钱了,其它的部队也差不多没有领到粮饷),但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热血的精神,激发着这些军人决定与日军进行一场血战。由于十九路军早有迎战的准备,因此当日军还以为“支那兵是太监兵”之时,华军就以陈旧的武器、有限的火力、但是旺盛的士气与无畏的热血,给与入侵闸北的日军,迎头痛击。盐泽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军队会进行浴血抵抗,迫使日军面对逆势的包围,因此他只有下令陆战队在吴淞登陆增援,在中国守军猛烈的反击之下,而无法登陆成功,另外一支日军在江湾竟然遭到围歼的命运。
这种战果,大大振奋了所有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海内外的中国人慷慨捐输,前往前线劳军与看顾伤兵,更有青年人报名参军以支持守军抗敌2。
7。3 日军在上海踢到铁板
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立刻惊动国际社会,外国舆论开始对于中国守军的反击,充满了佩服与惊讶。而日军当然是丢不起这个颜面,立刻下令撤换盐泽幸一,改由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继续向上海发动军事攻击。
但是野村仍然低估了十九路军的战力,与中国人民热情支持华军的士气效用,二月十一日,大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与舰炮的掩护下,猛攻蕴藻滨、曹家桥,以包抄据守吴淞口的华军,但是在彻夜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几乎是有死无退,在华军大胆地运用逆袭之后,几处重要的阵地是失而复得得,日军根本无法在上海的作战中,取得胜利。
这时日军连续在上海作战失利,使得东京的军部为之震动。军部必须要立刻挽回皇军无敌的颜面,因此马上决定由陆军接管上海的作战,以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领陆军精锐,与增援的海、空军到达上海,更增派有名的“久留米”旅团参战。植田到了上海,先设法安抚一下国际社会的不安,表示日军的作战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商业利益,日军的目的只是要中国军队撤退,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利益”,但其实植田只是为日本陆军部队的攻击行动,增加一时准备时间而已。
粤派主掌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更是到了山穷水尽、无力运作的地步,当然更无法挑起抗日的责任,最后只有宣布总辞。国民党高层在紧急会商之后决定,重新启用蒋介石指挥军队,汪精卫负责政务,胡汉民返回广州,国民政府先迁洛阳办公,以避免日军从上海沿江而上,长驱直入防务空虚的首都。当日本开始向上海增兵之时,蒋介石也立刻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警卫师,编成八十七与八十八师,加上中央军校的教导团与特种部队,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将军率领,投入上海的战斗序列,接防左翼防线,以支持十九路军作战。
植田谦吉的任务就是在上海狠狠地“教训”一下中国的军队,因此在布署大军完毕之后,于二月二十日,在海空军强大炮火掩护之下,在江湾与朝行之间,由坦克支持步兵,发动中央突破的猛烈攻击。这场作战对中国军队而言,是前所未见的三军立体攻坚战,但是十九路军的豪气干云,第五军更 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两支部队立刻联手反击日军的攻势,多处的阵地是浴血的反复冲杀,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战力,在激烈的争夺战中,日军并没有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而达成任务,特别是在朝行争夺战中,日军被八十八师逆袭,而遭到惨败。此时中、外的舆论兴奋与哗然,中国的人民更是狂喜已极,国人支持军队抗日的情绪,因此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步。
这下子日本政府可是陷入困境之中了,日本全国陆军只有十七个师团,现在四个师团支持关东军,两个师团派到朝鲜,一个半师团在上海,再要调兵就要影响到日本整体的防务了,所以日本现在只想赶快在上海做个军事的了结。日军的参谋本部,不顾阵前易帅的兵家大忌,在二月二十四日,日皇特别派遣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恢复现役,出任新组成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增派第十一与十四师团,以及飞行团加入上海战斗序列(这时候几乎多达一半的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执行任务了)。
这时重掌兵权的蒋介石,原本打算在必要时与日本大打一仗,因此立刻开会商定,将全国划分五个防卫区,分别要求割据各路的将帅,团结抗日为国效命。但是各方反应却是非常的复杂,这些割据一方的军阀将帅们,仍在计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因为参加这场战争而有所损失,更不愿自己的军队调离自己的地盘,也担心别股势力的部队会乘机袭击,因此反应冷淡,更无出兵响应的实际行动与计划。
7。4 顾全大局之下中日停战
这种缺乏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迫使蒋介石真实的了解到冷酷的现实,假如中国要想真的进行对日长期抗战,现在只能就要见好就收,以图凝聚共识与发展实力。因为假如真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把上海事变发展成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那么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是既无兵、又无钱与日本作战(当时中国连征兵的制度都没有建立,当然也没有现代化的货币与税制),而没有国家观念的各路诸侯,也可能会见风转舵,加入日本操控的傀儡组织之中,中国最后只有面临亡国一途。
在上海抗敌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大举增援,一再的电请国民政府增加援军,但是蒋介石也到了无兵可调的困境,因为各路诸侯根本拥兵不救,原本由蒋介石所主控的部队不过六十多个师而已,主力则是用在对刚刚在江西建国的共军作战。在与共军对峙的国民政府部队,在奉命抗日而调动之后,就会立刻就受到共军的尾随追击,因此根本很难抽调援军布阵。
何况蒋介石发现日军已经决定准备见好就收,因此决定给日军一个下台阶,而没有必要立刻以大军增援上海守军,只调动江西的蒋鼎文师、在河南的胡宗南师,长途赶赴战场'3',以及要杭州的上官云相师在纵深阵地集结待命。
蒋介石的战略考虑以及调兵的困难,当然没有得到十九路军的同情。十九路军眼见日军大举增兵,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得到更多战力的补充,因此为激动,强烈批评蒋介石拥兵不救。中国军队的将帅失和,增加了上海作战的困难。蒋介石原本指示十九路军注意浏河的侧翼防守,但是十九路军根本已经不把他的命令当成一回事了,十九路军忘了参战的第五军,其火力与兵力都比自己要强,而在第二线的中央军也奉命抽调兵员,秘密补充十九路军的阵亡缺额,一场十九路军与军委会之间的“误会战”,增加了整体协调作战的困难。
日本的白川义则临危受命,负有“不能失败”的任务,白川大将对于迂回作战有着高度的掌握,他的作战名言是,“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因此他决定在表面上,仍然采取中央突破攻击,引诱中国军队投入预备队,然后采取主力大迂回包围的战术,白川下令日军在海空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从二月二十八日起猛攻江湾与朝行,然后在中国守军入预备队反击之时,就展现他迂回作战的本事,下令日军十一师团由崇明岛直接在浏河附近登陆,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背后。结果华军在兵力没有得到补充,火力又远远不及日军的状况下,无法兼顾浏河的侧背防线。十九路军也没有与第五军做好紧密的联系,就抽调走防守浏河的部队,等到日军从浏河进行侧翼登陆,迅速地发动迂回攻击,威胁到上海守军补给线的安全,第五军再想紧急的调动八十七师的预备队袭击登陆的日军,已经迟了一步。因此在三月二日,华军全线被迫进行撤退。
这时候,国际强权国家担心战事扩大会妨碍到他们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因此纷纷地介入调停,日本眼见满洲国已经炮制成功,也不想与国际社会完全的决裂,而在上海的作战又不顺利,因此愿意接受停战。而国民政府知道自己的实力仍然无法进行抗战,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也就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当然日本在这个停战协议中,必须退回原来的阵地,但是日本仍然讨到一个便宜,就是中国的部队不得直接进入上海市近郊'4'。
在上海签订停战协议之前,日本上海派遣军与上海日本的领事、侨民,在四月二十九日,庆祝日皇裕仁生日(日本人叫天长节)的阅兵群众集会中,遭到韩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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