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真正的意愿，因此李顿调查团当然了解日本军阀的野心与血腥的手腕，但是这个调查团也不敢开罪日本（当时日本已经扬言要退出国联），又同时想为西方国家争取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因此在一九三二年的十月，公布了一个自相矛盾、参杂了一部分真相与更多曲解事 实的报告。这个报告成为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国际组织（不论其来头有多响亮）无法主持正义的历史文献。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结论是，承认中国对于东北拥有主权，也发现九一八事变是个预谋的军事行动，并且指出整个行动早已超出护路保侨的自卫范围，甚至表示满洲国根本得不到东北人民的支持，全靠日本军队的护持。但是这份报告竟然也包括赞赏日本在东北所作的各种“建设与贡献”（其实是侵占、掠夺中国的资源与领土），以及同意日本在南满所拥有的各种特权，认为中国抵制日本产品，准备收回日本的特权，都是造成日本发动军事行动的起因。
这个报告所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可以说是荒唐之极，它表示承认中国拥有东北的空头主权，但是要求把中国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强权共管让国际强权来共同开发与分享中国东北的所有资源（当然日本拥有较高的比率），真是不知道这种建议是根据何种道理或国际法？国联竟然这样对待中国这个拥有主权的会员国，国联还能成为国际正义与和平的维护者吗？难怪二次世界大战是无法避免了。
里顿的报告，其实根本是反映西方国家对瓜分中国东北利益的兴趣而已。国民政府当然表示不能接受，日本军部更是不可能吐出这个自己独占的禁脔，而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是日本军部的傀儡了。因此在一九三三年，国联的十九国委员会通过李顿报告书、拒绝承认满洲国之后，日本干脆进一步的宣布退出国联，自己张罗未来继续侵略中国的行动。
8。4 满洲国对中、日历史决战之影响
满洲国的拼凑建立，是造成中日两国日后关系的发展，除了走向最后决战之外，无法达成任何外交妥协的基本原因。因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任何 一个中国政府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承认满洲国的；同时日本自有历史以来，也从来没有得到如此一块资源丰富的江山，所以日本政府是绝对不可能“舍得”放弃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演变到满洲国的出现，就已经注定中日之间最后的全面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
由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且制造了一个满洲国，破坏了国际强权在中国的“利益均衡”原则，因此结下了日本在国际社会孤立的危机。当时日本政府与军部最为担心的，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因为自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日、俄迟早会在爆发一场决战。事实上，石原等人决定夺取中国东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未来日俄决战的布局先取得优势；而日本参谋本部当时多次动用临参命控制关东军在北满的行动，主要原因也是担心苏联的军事干预。
不料，斯大林的布局更是高人一等，竟然一方面默许日本关东军的占领整个中国东北，一方面又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虽然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会给苏联在远东地区造成战略上的极大压力，但是斯大林宁可牺牲这个局的战略利益，以换取中国与日本为此结下决战的历史情结，当然他也同时设法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方向。在一九三五年，苏联干脆把中东铁路的利益卖给日本、完全放弃在北满的利益与驻军，让日本能够完完全全控制满洲国，并可以放心南下侵略中国的中原，来换取日后日本与中国、美国之间的冲突。斯大林长期战略布局的狠毒，在当时的世界真是无人能及。
而美国一向主张列强各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破坏各国在中国的利益均衡，自然感到不满。美国起先寄望日本政府能够压制军部与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日本制造满洲国之后，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的国务卿史丁生（Henry L。Stimson）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正式发表外交文件，指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且确立“不承认主义”（nonrecognition doctrine），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任何东北主权的改变。但是其它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在绥靖主义迷漫的状况下，虽然不愿承认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但是也不敢得罪日本，都不愿公开支持美国的这项立场。这样缺乏国际正义的政治现实，不但造成中国只有单独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进行孤军奋战，最终也给国际社会带来无法避免的世界大战之危机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检讨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真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历史上，最大战争悲剧的起源，它是引导全球走向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亚强权的日本，从此逐步地沦为由军人来控制大政方针的国家，日皇与日本政府都逐步成为这些军阀的帮凶与傀儡。同时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则开始复苏，逐渐地产生了巨大无比的能量，支撑中国完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近代中国复兴与国家认同发展之基础。西方国家因为没有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做出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失去了防止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先机，最后让全球人类付出无法弥补的历史代价。
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9。1 关东军造成日本的亡国之祸
虽然单就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本身而言，并不是出于日本政府与军部的直接计划与指挥，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早就制定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以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看，关东军只不过是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提前掌握最佳的时机，来执行日本的大陆政策而已。
进一步的追溯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更可以清楚地得到结论，这是一个完全由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略行为，中国方面既没有破坏铁路、没有攻击日军、更没有伤害日侨，因此在整个事件之中，中国是完全的被侵略者。而苏联的袖手旁观，也是让九一八事变，发展成为历史划时代悲剧的主因之一（假如苏联为了保护它在东北亚的利益，而动以军事威慑的手段，那么关东军恐怕就会遭到日本军部的制裁了）。
对于中国来说，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侵略了她的东北，而日本国而言，则是关东军控制了日本的政局。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都对关东军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任其胡作非为，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政府与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的行动（甚至连至高无上的临参命都形同废纸），而由其少壮派军官实际接管军部、控制大政。这个由野心军人支配的政府，最后必然会使整个国家走上覆亡的道路。
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的情报分析的精确周密，以及行动计划的大胆果决，可以说是一个军事行动上的“杰作”，关东军掌握了东北国防近乎真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作战准备与作战意志都缺乏的情报，而对中国东北进行果断的攻击；同使关东军能够利用贪生怕死，爱慕权利富贵之辈的人性弱点，引诱出一大群汉奸，附和一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得关东军在大部分的状况下，能够不战而胜而占领中国东北各地。关东军的快速与细密的军事行动，显示日军的训练良好、士气极佳，是一支现代化、强打击力的部队。
但是这也暴露出关东军的局限性，只知战术的运用，而妨碍了政略的布局，因为占领中国东北这个观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性大事，竟然在没有政府全盘主导、规划下，就贸然的自行发动作战，假如关东军遭到苏联进行军第事干预，或是受到中国军队倾全力的浴血抵抗，那么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由于兵力的严重不足，又没有得到本土军力的支持，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历史上重大军事冒进的失利。更为重要的是，关东军不了解对中国发动无理的侵略（尤其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刻），会刺激中国长远历史所孕育的民族生命力，因而爆发出团结抵抗的力量，虽然这个强韧的力量需要时间的发展与成长，但是这个中国的血肉长城最终拖垮了日本。
9。2 可以不宣战，但是不能不抵抗
检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我们要问的是，难道这个悲剧不能避免或是改变吗？以日本方面而言，在事变前夕，当时无论是日皇、政府或是军部，都已警觉到关东军的计划与野心，也曾经企图采取抑制的措施，但是由于决心的不够强烈，以及行动的不够果决而告失败。
因为假如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部，真的决心要想阻止关东军私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并且要维持日本是个体制正常的国家，那么就不应该仅是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到关东军进行疏导与压制，而是应由政府与军部上奏日皇，直接下达军令，将关东军少壮派的主事军官撤职或是调职回国，或是直接下令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他必须负起一切控制关东军行动的责任（没有奉到赦令前绝对不能发动军事攻击，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军事基本体制）。那么单就九一八事变的事件本身而言，应是可以避免爆发的，但是日本政府虽然知道野心的军人，已经布下危机四伏的局势，却仍然以低调处理，以至酿成历史大祸。
就中国方面而言，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假如对于日本的野心以及结构的运作，有着历史的洞见，以及能够采取面对历史危机的勇气与决心，中国仍然可能在九一八事变中，设法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甚至可以避免中日两国最终走上全面战争的危机之中。
虽然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在单纯的军力上，更不可能是日本强权的对手，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单独的军事行动，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领导人物，假如能够摒弃消极的心态，充分的掌握与运用积极抵抗的战略，仍然是有机会可以改变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结果。由于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当时并无法充分了解到事变的关键所在，是日本内部结构所面临的历史性危机，日本上下都陷入歧路彷徨的失控局面边缘，最后竟然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走上任由少壮派军官决定日本命运的危机深渊（当时连日本政府与军部，甚至日皇在内，也都没有料到这点）。蒋介石与张学良都认为，当时的日本政府还不至于完全的被关东军“绑架”。关东军虽然是有意在东北制造事端，但是若是没有奉到日本政府的命令，应该不至于公然的侵略中国东北，所以严令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以避免给日军得到扩大冲突的借口。
9。3 不抵抗主义扩大了历史悲剧
但是事实的发展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竟根本约束不了关东军的行为，中国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不但无法避免战祸，反而引爆了日本军国主义更为强烈的侵略凶性＇1＇，同时中国“和平”的表现，也没有办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历史是一向如此的无情，国际社会虽然会“同情”弱国，但是不愿“支持”无抵抗能力的弱国。
其实，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其原先真正的用意，应该只是约束东北军，在面对关东军的挑衅时，是尽量的采取回避的态度，以避免给关东军找到扩大事端的借口。但是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这个名词不当的演绎与影响，而造成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完全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军事准备。而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行动，根本不是军事挑衅，而是军事侵略与占领，在这种情形下，若还是继续的采取不抵抗主义，当然就会为中国带来了日本后续的侵略灾难，真是一念运作之差，造成无穷的后患。
因此假如在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得知东北危机酝酿与蔓延之前，就主动积极的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而不是一味地重申不抵抗，那么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发展。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应该向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守土有责的东北军，清楚地解释不抵抗主义的用意以及适用的范围，只是约束东北军，不要轻易地与关东军挑衅而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仍然必须要应该有万一面临侵略时，各种军事、政治与外交的应变准备。
张学良至少在六月左右，就已经得到事变迫在眼前的情报，因此张学良可以抢先将东北政府重要的财政储备与军事物资，全都调离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势力范围附近，运往黑龙江、辽西甚至是关内（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所有的财政储备与军事建设物资，几乎完全被日本人接收），同时做好必要时的军事反击与游击的作战准备（包括详细参谋作业的各种应战计划，以及游击作战基地的纵深布署），并且动员与组织民众，准备反制日本对于东北可能的侵略占领行动。
而在九月，张学良更可考虑抽调部分的东北军精锐，回防东北，这样就不至于在关东军发动攻击之时，轻易地让敌人大获全胜。国民政府也可以事先与各国磋商，日本对中国东北可能的侵略问题，会严重地妨碍到各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样各国政府会对日本施加压力。国民政府也必须主动先与日本 政府进行直接的联系与交涉，这样可以增加日本政府与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约束能力。而在整编晋军与西北军的策略上，更可以以抗日为由，调度一部分素质较优，民族主义较强的部队出关支持东北军对抗关东军。这样公开处理与应变，将会让关东军的阴谋行动完全曝光，也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力与牵制。
9。4 历史的后见之明
假如当时的东北军有了积极的预防措施与应变计划，同时军政主管不抱消极的失败主义心理，而都能设法的恪尽职守，一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民，无论上下，早已有了应变与应战的准备，一方面能够集中其一部的主力死守沈阳，进行军民一体合作的肉搏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