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谈判就要开始时，日军却决定利用机会，先给黄郛一个下马威，以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城下之盟，因此日皇裕仁批准了关东军在长城沿线的作战计划，武藤信义立刻把握这个机会，在五月六日，下令原先后撤的日军，再度的越过长城的关口，猛攻在滦东的华军。
华军根本没有料到日军会退而复返，更没有想到在谈判即将开始时，日军会加强攻击，加上华军已经力竭而不堪再战，因此滦东阵地连续失守，日军席卷滦东各个军事重镇。五月二十一日，日军兵锋前缘突破香河，直逼北平外围的通州，炮声响彻北平全城，溃兵与难民接近失控状态，而在北平坐镇指挥军事的何应钦，已经下令将指挥部撤离北平，准备南下良乡与保定。一时之间，平津的沦陷，几乎是迫在眼前的事实了。
12。4 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
黄郛在这种危机关头，冒死匆匆地赶到北平（沿路还有“爱国志士”准备刺杀他），这时北平已经是处在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危机状况，黄郛在北平弃城前夕，设法再作最后的努力，与日本军方代表永津佐比重进行私下的接触。其实当时日皇的军令是，不准关东军攻占北平与天津，因此日军兵临城下，只是谈判的手法而已，但是黄郛与国民政府却根本不知道这个状况，只知在日军的包围下，平津已经危在旦夕，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城，必须设法立刻接受日军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否则华北即将沦陷，中国的政局也将面临瓦解的危机。
而当时的日本驻天津武官永津中佐，早已经奉命要在六月底之前，与中国代表达成停战协定，因此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晚上，突然派人与黄郛进行接触与谈判，日本提出了停战条件，要求黄郛立刻承诺，黄郛在考量挽回大局的情况下，只有急电蒋介石，要求中央决断是否接受。这时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特别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中大家都认为，只要能够暂时保全平津，必须接受日本的条件，因此立刻致电黄郛，表示除了涉及东北四省的主权之外，其它全都可由黄郛全权作主决定，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蒋、汪二人绝对会为协定的内容，共同负起历史责任（这是黄郛最为关切的重点之一，他不愿意成为所谓“外交卖国”的千古罪人）。
这样黄郛设法与日本少壮派军方代表周旋，用尽人际关系的运作，勉强与日军达成了停战协定纲要，而实际的条约内容，则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交由中日双方军队的指定代表，在塘沽签署生效，这就是所谓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要求，将中国领土滦东地区，划为中日停战地区，允许日军掌控长城各个战略关口，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停战区，但是允许日本实际遥控滦东战略地区＇3＇，与取缔所有的排日组织与行动。为了减少中国舆论的这个地区的位置，就是相当于宋代“燕云十六州”的东南部，日军有效地控制此一地区，中国在黄河以北，几乎就无险可守了。反弹，中日双方并未完全的公布协议内容，以及进一步退让的口头承诺。日军在谈判桌上，即获大胜，对平津的包围与攻击才告停止。
12。5 黄郛力撑大局的困境
在华北局势的兵荒马乱之际，黄郛运用个人关系的运作，与日方谈判而稳住了濒临溃散的华北局势。日本之所以会突然与黄郛达成停战协定，其实是它的两面策略，一方面避免日军全面地陷入中国战场，一方面是设下圈套，先给黄郛交涉成功的机会，然后设法逼他逐渐地接受日本的政治计划而领导华北自治运动。但是黄郛坚决不肯就范，而是尽量与日本周旋，日本则是不断地利用机会，制造事端，给黄郛带来没完没了的压力。
而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渠、阎锡山等军政实力人物，原本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有着旧仇，对于未来也有自己的打算与立场，所以并不是完全的认同与支持国民政府。因此他们在日本的压力与利诱之下，经常有游走中、日之间的政治举动，这对于无兵无财的黄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是在一九三三年年底，福建爆发了闽变，十九路军宣布独立，建立“中华共和国”，华北的局势立刻受到了影响。
当时华北的日军，认为闽变造成了蒋介石南北无法兼顾的窘境，所以日军立刻籍机加强压力，推动华北自治；韩复渠等人更是热中“联省自救”，并且与广州的分裂政府进行接触与唱和，他们强力要求黄郛宣布华北自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但是被黄郛巧妙的以政治手腕拖延了下来，同时蒋介石以迅速的军事手段，敉平闽变，因此才没有进一步的造成中国再一次的分裂。
但是黄郛以一个文人，本身没有军队支持，又处在这种内外困难交错的状况之下，其个人的名誉与家人的安全，更是经常地受到所谓“爱国志士”的羞辱、威胁与攻击。他在不堪日本人一再的威逼之下，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因为身心俱疲而完全退出政坛。黄郛成功地靠着个人的外交手腕，先将华北政局稳定下来，再设法与日人周旋，完成沦陷的东北与中国的各种民间之交流协定，更为中国抗日的大战略布局，争取到将近两年宝贵的准备时间。。
这里节录几段当时黄郛与蒋介石之间的电报，从电文中就可以知道，当时处理日本侵略华北局势之艰难，而在谈判桌上的折冲，甚至比战场上的火并，还要惨烈＇4＇。
五月二十二日，黄郛在北平准备弃守前夕，向蒋介石报告的电文：
“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昨晚敬之兄（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已决定在白河线进行最后抵抗。但平津若动摇，则前在沪所商定之六百万，事实上又成空话，（此为黄郛出面，与银行团商借国民政府的紧急周转金），财政如无新途径，以资接济，而维军心，则全部华北情形，将不知纷乱至何程度，应请中央预为注意。郛等进止，尤须请示，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随军事机关转达，或即南旋面陈经过。如何盼复。”
五月二十三日，黄郛在最后关头与日方代表进行私人接触，经过彻夜的谈判，终于日本达成停战草案之后，向蒋介石报告的另一电文：
“时局至昨日极险，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内幕尤不堪闻问。日方决定本晨拂晓大举进攻。故一时不得已，预备军政两机关移驻平汉线，兄（黄郛）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精卫电略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东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定’。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为最后之努力，事机迫切，闲不容发。未及事前电商，至为惶恐。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加意审慎，当不致大受指摘。然兄（黄郛）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蒋介石）亦必能想象也。”
就历史而言，签署塘沽协定，是暂时稳住了华北濒于崩溃的局势，使得中央政府有时间进行安内与全面抗日之部署，但这个协定也给与日本公然侵略华北一个法理与地缘的根据。而有心反对蒋介石的各个格局政治势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罪证”。塘沽协定固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有哪个批评者能够站出来，告诉我们，在当时中国有什么实力来拒绝签约？而中国又凭什么能与日本决战？
由于汪精卫当时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更是直接负起与日本交涉退让的责任，因此后来从闽变的爆发，到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刺杀汪精卫事件，都是塘沽协定的后遗症。然而处在当时的局势，谁又能为国家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呢？真真是“恨”中国到了这个地步，许多的政客与军阀还不知奋斗与团结＇5＇。
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当中日两军在长城沿线火并之际，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展开全球外交的政略攻势，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特使身份，周游欧美各国，寻求列强的支持合作与谅解。这时候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近乎穷凶恶极的侵略中国，破坏各国在华的门户开放利益，已有所不满，加上中国的浴血抵抗日军侵略，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一些惊讶与敬佩，因此对华开始愿意伸出一些援手。
其实欧美各国已经担心，假如继续放任日本侵略中国，终有一天会使得日本独霸东亚，而妨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对于宋子文的到访，都给与相当礼遇的接待。宋子文成功地取得美国的棉、麦贷款五千万美元，以及英国退回庚子赔款四百七十万镑，协助中国修建粤汉铁路，以连接华南与华中的交通。国联也开始派遣一些经济、科技与农业的专家来到中国，协助中国进行工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复兴与现代化，就此开始露出一线曙光。
13。1 日本天羽声明的蛮横立场
不但如此，就连德国、意大利也愿意提供军事顾问、出售飞机以及武器、装备给中国，以协助中国提升战力，甚至连苏联也开始与国民政府进行军事互访。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对于日本对华的不断侵略，都有相当的反感，对于中国的发展也开始有些认识，当时的中国，不再只是一个落后、封闭与濒于瓦解的国家，而是一个极力挣扎奋斗、追求进步与现代化的国家。同时各国对于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浴血作战表现，也从口头的同情，逐步发展到外交的支持与间接的军、经协助。
中国的奋励图强，以及国际社会这种对她认同与友善的态度，使得她在国力与军力上，开始快速的提升，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它意识到这是中国的“以夷制夷”之策，企图引进国际社会的力量，来抵消日本的独霸中国企图。因此日本立刻展现霸权的蛮横嘴脸，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长天羽英二，承外相广田弘毅的命令，悍然的发表干涉中国主权的“天羽声明”。
天羽声明中明白的指出，日本对中国有特殊的关系，同时维护东亚的秩序与和平，乃是日本的使命，因此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来往，绝对不能影响日本在中国的支配性利益，否则日本政府有权加以抵制与反击；各国若是给予中国军、经援助与借款，日本政府必定加以反对。日本政府的这个声明，根本就是把中国当成其保护国看待。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法理基础，纯粹显示出日本强横霸道的野心，等于毫无法理原则的宣布“中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公然要求国际社会同意，任由日本来宰割中国。
天羽声明可以说是完全地违背国际的外交惯例与立场，展现出日本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强横作风，根本就把中国当成它的保护国看待。国民政府当然对此事件发表严厉的反驳。中国国民政府理直气壮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拥有与世界任何国家平等互惠来往的权利，日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干涉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蒋介石更是在江西前线，对军队发表演说，采取更为有力的回应，蒋介石誓在十年之内，击败日本，不但收复东北，还要包括台湾。
日本的天羽声明，同样的激起国际社会更多的不满与反弹，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既非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当然有权与任何一个国家进行交往，日本绝对无权独占中国的利益。面对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为，开始采取更为明显的对抗态度。
日本在发表天羽声明之后，立刻对于华北的各个军政势力，进行威胁利诱的工作。无论是河北的于学忠，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察哈尔的宋哲元，都先后受到日本极大压力。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季，华北大有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之危机。这时候，黄郛以华北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在各种议题之中，成功的与日本周旋，缓和日本种种的挑衅，并且疏导华北各个地方山头的分离力量。由于黄郛手上并无一兵一卒的直接军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化解矛盾，与为中国争取宝贵的时间。
13。2 最后关头的抵抗心声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经过五次的动用兵力，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完成对与江西南部以及长江中游地带共产党苏区的攻战，接着中央军尾随红军的“长征”，而正式进入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这是自从民初袁世凯时代以来，中央政府的军力首次进入大西南的腹地，这也是蒋介石的抗日计划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基地所在。蒋既然在军事与政治上，有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当然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更为接近一个中央政府的规模，也就更有实力来控制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对抗日本侵略的压力了。
因此虽然日本在华北，积极的推动分离运动，但是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非吴下阿盟的衰弱状况了。因此蒋介石在十月中旬，亲自飞往华北各省，主动与华北各个地方势力的领袖会晤，并且特别派遣参谋次长熊斌，携带中央的抗日战略计划，告知华北各军的领袖们，中央绝对有抗日的决心与计划。幸而在此时，山西的阎锡山，立场表现得相当坚定，在他强力支持中央的立场下，配合国民政府的实力增加，终于稳住了华北的局势。
接着南京中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于南京召开国民党的五全大会，进一步邀请华北与华南的地方势力领袖参加。国民政府展现了新的军政团结势力，大会相当成功统和了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抗日意见，蒋介石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大会上，代表国民党的中央，发表了“最后关头”的对日政策演说。
蒋介石在演说中，掷地有声地强调，假如中国真的被日本逼到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中国绝对会不惜代价抵抗到底。这是自从清朝以来，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公开与最为正式的表达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