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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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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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统帅内蒙古各部族,并且实施相当程度的自主与自治。

  国民政府的这种做法,满足了相当多的蒙古部族的需要,但是对于想要完全独立为王的德王而言,还是不够。他受到日本威胁利诱的影响,决定依赖日本的支持,来建立一个继承成吉思汗丰功伟业的“蒙古大元帅国”。德王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之所以支持他建国,其实只是日本执行侵略中国之大陆政策的一个步骤(征服满蒙),蒙古国如同满洲国一样,只是傀儡而已。

  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它就经常的越过察哈尔的边界,继续扩张“满洲过”的领土。察哈尔的多伦地区,是内蒙东部的重镇,因此关东军擅自决定在多伦成立了侵略蒙古的据点,好在内蒙积极进行各种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不过由于蒙古大部分的部族,已经与中国建立长达几百年的深厚关系,对于日本的拉拢与胁迫,缺乏热烈的反应,因此日本在推动蒙古分离运动上,得不到太多的效果。于是只有动用关东军与满洲国的军事力量直接介入,并且拉拢有野心的德王,作为日本建立“蒙古国”的傀儡人选。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国的蒙古相关官员导演下,伙同德王等蒙古部族,在察哈尔的嘉卜寺,成立了内蒙军政府,由德王出任总裁,当然这个内蒙军政府实际的军政运作,则是由日本关东军负责控制。但由于德王所控制的领土,局限于内蒙的东部,而内蒙西部的各个蒙古部族,仍然心向中国,因此他们决定摆脱德王的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另行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下可激怒了关东军,因此德王决定派遣军队,在日军的支持下,入侵绥远,并其准备攻占百灵庙,以建立包括了全内蒙的蒙古国。

  这样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成绩”是,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分裂了内蒙大部分地区,与特殊化了部分的华北。在这些地方,分别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个处于中、日之间,半自治状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中国总计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万人口,受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与日本对抗下去吗?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外蒙古早已被苏联控制,新疆也在苏联支配的势力范围,西藏则是由英国在暗中经营。就是在中原地区,也分裂成三个不同政令的政治实体,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与西南政务委员会。另外还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半独立状态的省机构,形式上遥奉国民政府的号令,事实上,所有的军政运作,都是由其军事首长掌控,有如唐朝末年时代,各个拥有兵权的节度使,形式上拥有唐朝政府的名号,其实却是独立拥兵的“藩镇”。内部四分五裂、外有强邻侵略,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要在这种危急的局面之下,设法与时间进行竞赛,对内推动统一以加强建设,对外准备对抗日本穷凶恶极的侵略行动。

第十四章、中国在危机之中挣扎图强
  到了一九三五年,全世界都眼睁睁看着日本持续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这种穷凶极恶的侵略做法,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早该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难道国民政府真的就这样永无止境的退让下去,直到日本把中国完全灭绝吗?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就是这样的结局,从北宋到南宋,中国对外敌的侵略,是几次挣扎着变法图强,几次企图出兵反击,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步步地挫败退让,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最终完全的屈服与灭亡。

  但是这次中国所面临的侵略,其历史处境,是要比最弱的宋朝时代还要险恶(至少宋朝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强敌又比当时辽、金还要强大太多(至少当时的敌人也使用相近的武器),难道现在的中国还能有比宋朝更好的表现与结局吗?中国以无比的决心,向这个历史性的疑问发出了响彻大地的回应,是的!中国不但在艰苦的环境下挺住了强敌的侵略,还与世界的自由国家,共同创造了世界正义的胜利。这要归功于中华民族主义坚韧不拔的力量,让中国人民愿意付出无比牺牲的代价,坚持决不屈服的奋战,终于将中国由死中复生。

  14。1 奋斗图强走出历史的困境

  当时中国的确没有军事力量,能与日本进行战场的较量,因此中国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就是尽可能地以低姿态进行退让,以争取时间进行统一建设。但是假如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一旦来临,中国无论是准备好了没有,她都要与日本进行一场历史的决战,中国一旦与日本开战,就是一场全面与长期的战争,中国建设法把日本卷进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消耗日本所有的作战资源。虽然日本可以设法在战役中接二连三地击败中国,但是日本却无法在整个的战争中,使中国屈服。

  而当时日本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持续地对中国进行局部的蚕食性侵略,一步步地将中国分解控制,尽量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与长期的战争,因为这是对日本最有利的方式。但是,假如蚕食不成,中、日之间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日本政府则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打败中国而结束对华的作战。

  所以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的一退再退,是基于一个非常远大的政略目标,就是为中国争取时间来统一内部、推动建设、建军备战,以准备抗日。当然国民政府知道,日本不会给中国这个时间,所以国民政府也随时准备“最后关头”时刻的到临,一旦中国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她就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这场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

  当时中国的衰弱、分裂与落后,是一个数百年历史危机困境的表现,中国无力战胜国力强大、团结一致的日本,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历史事实的问题,绝非是中国可以在三年五载就能解决的。这是因为整个中国民族,在长达两百年来的历史中,积弱不振,停留在一个封建、闭关于农业社会的衰弱状态,所以她根本无法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日本,进行正面的大战。

  中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工业架构,才能拥有一支能够带有国家民族认同意识的现代化军队,来与日本军国主义架构下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进行生死的搏斗。现代化的国家民族之战,其实是一场国家总体力量的对决,从人民的素质、社会的结构、政治的制度、工业的生产到军事的力量,都在进行竞赛,最后才能决定出一场胜负。

  翻开中国现代史,中国在清朝中叶以后,就走向衰弱、封闭、腐化与分裂之中,加上全球的帝国主义利用机会,以其现代化的军力与工业技术,对中国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侵略与掠夺,更让她陷在危亡的关头。虽然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志士,以极大的牺牲,成功地推翻清朝政府,但是建立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却进一步陷入军阀的手中。

  这些军阀只知道拥兵扩权,对内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无穷的私欲,对外却卑躬屈膝,任由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剥削掠夺中国。因此在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完整与可以正常运作的国家,她只是一个奄奄待毙的民族而已。由于中国的领土广大、人口又多,帝国主义国家暂时吃不下也摆不平如何瓜分中国的利益,因而改以“门户开放”的方式,来共同压榨中国的利益。但是日本因为拥有地缘与文化接近的优势,企图独占中国,进而推动其大陆政策,准备先将中国支解然后控制她一切的资源,做为日帝国称霸东亚的本钱。

  不过,中国这个民族,有着近乎不可思议的重生能力。在她几千年的历史之中,经过无数的历史浩劫与灾难,但是中国仍然能够每次浴火重生,成为东亚的文明与战略大国。虽然当中国面对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变迁挑战,出现了极大的彷徨与挣扎,同时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更是濒临民族生死存亡的边缘,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放弃抵抗的一致,她在内外交迫的危机之中,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之下,竟然挺身奋斗,而且越挫越勇,比起在东晋、南宋与清朝,那种越挫越馁终于亡国的历史,这股民族生命力真是展现出奇迹般的光芒。

  当时负起中国民族复兴大任的,是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蒋介石所面临的,是将整个中国处于灭亡危机之历史性考验,蒋介石所能设法做到的,第一步就是要达到整个中国的统一与团结,才能对内加快建设,也才能对外战胜列强的侵略。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中国一下子要克服的历史重担是如此的多,帝国主义对她的侵略与剥削是如此之凶狠(特别是日本灭亡全中国的计划),这些挑战与危机有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到,几乎在与中国的统一与复兴,进行时间的竞赛。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国,能否采取迁就各个割据势力的立场,要求国民政府停止统一的“战争”,而保留分裂的现况,以外表的方式联合,推动建设与抗日?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种看法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有统一军政运作,来推动国家建设,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每次要想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达成统一的共识,最终的结果是,不但是谁也不服谁而不欢而散,而且往往会启动另外一场新的内战。别说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势力,无法建立协商共识了,就连同一主义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都无法摆平。

  因此以武力进行国家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国家最高主权的保障与行使,也需要武力的行使。事实上,蒋介石尽量减少使用武力来进行统一,使得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领袖,但实际上,还是无法以现代化制度来运作整个国家,或号令地方山头完全接受中央指挥,进行抗日战争。在许多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要做出妥协与权谋的运作,才能维持统一抗日的格局。这些历史事实,是很难以一个统一、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之观点来想象的。

  14。2 设法结束分裂与内战

  在表面而言,国民党在一九二八年的北伐成功,好象中国就结束了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分裂,而进入了统一。事实上,并非如此。北伐的成功,只是由南京的国民政府,取代北京的北洋政府而已,而中国的整个分裂与割据形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北伐成功是北洋政府的军阀派系的衰亡与转型,同时国民党的势力,在膨胀之后,立刻出现新的分裂与内斗,也发展出新的割据力量。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真正只能在长江中下游的几省运作而已,其它地区对于中央命令,有参照办理者,有阳奉阴违者,当然也有公然抗命者。因此自北伐成功之后,中国仍然每年都有内战与冲突,规模与破坏力还要更大,日本也就每年都设法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因此蒋介石抱持着“先安内,才能攘外”的最高政略方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蒋介石尽量地设法以武力与政治手法,来统一国家。当时中国分裂最大的力量,其一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裂,华北与西南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半独立的势力。其二是共产主义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完全不承认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现状,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蒋介石把统一的主要目标,先放在围剿共产主义的分裂政府。

  蒋介石对于境内另外一个“中国”,前后发动五次的军事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政府才终于击破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共军离开江西于长江中游根据地开始“长征”之后,在西南长期与中央分裂的国民党势力,也失去对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蒋介石更藉着追剿共军的机会,首次将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带入川、黔、滇,以及西北与华北的晋、陕、甘各省。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之后,更是促成了国共合作,结合力量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这个统一,并不彻底与完全,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较肯有合作的共识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国才终于勉强达成内部初步的统一,但是此时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化、号令统一的国家,各地山头(例如河北、山西、山东、四川、云南、广西、与中共)仍然仅是对外形式服从,对内实际做主的局面,与中央的关系,也是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状况。因此,国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积极地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果,不会比甲午战争的结局为好。但是国民政府企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财税以及政治、军事制度的计划,就在内战持续,外患不断的局势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的开始运作。

  14。3 财政、金融与货币的改革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 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 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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