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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十七日，由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抗日宣言，开始有了立场的转变，中共要求中国所有的政治与人民的力量（除了国民党之外）与中共联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抗日不再是为了全球无产阶级以及苏联的利益为前提。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当时中国正遭到日军攻占热河，以及威胁平津的危机之时，中共更进一步的发表宣言，清楚地强调，中共希望中国所有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应团结起来（这时共产党要求的抗日力量，不再限于工农与无产阶级了，也包括了国民党一部分的力量，但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对抗日本的侵略。不过中共仍然没有放弃抗日反蒋的基本立场。蒋介石也没有松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方针，在日军侵略的压力下，国共之间的战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除了政权与意识形态之争外，对于如何抗日，双方的立场也是完全对立的。
15。6 中共的长征
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最为担心的，正是中国的全面赤化，因为中国的土广民众，一旦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并与苏联联合成为共同反日的力量，那么日本绝对是无力招架，所以日本政府说什么也不能允许共产党的势力，在中国发展成功。蒋介石若是积极剿共，日本政府还可以给国民政府一些喘息的时间，假如蒋介石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那么日本政府只有对中国提前采取断然的行动。
到了一九三四年，在国共战争中，蒋介石开始明显地居于优势，当年十月十四日，蒋介石的部队迫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依照计划突围撤退，而进行“长征”，红军从江西经过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最后到达陕西北部，蒋介石的部队则一路的追击围堵，顺带对沿路的诸侯，进行招安的工作，红军的实力在长征途中，则是遭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时长征的红军，常以抗日为名，不断地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而对日本进行抗战。同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了解，要继续“抗日必先反蒋”的政策，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事，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实力最大的军政势力领袖，假如中国要抗日，反而非要蒋介石领导不可了，所以中共有必要改变策略。
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利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抗日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要求中国所有党派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后中共又多次发表抗日的政策宣言，都是要求中国内部团结，组成抗日的政府与军队，同时对于国民党政府也不再完全的排斥。但是这些政策宣言，全都是向全中国社会发出的，中共并没有直接与国民党进行联系。
直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终于正式的对国民党发出共同抗日的电函，正式称国民党为贵党，承认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委员长，并且表示同意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与国防政策，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这时中共的策略，已经由“反蒋抗日”，大幅的转向，改成“联蒋抗日”与“迫蒋抗日”了。
15。7 蒋介石的联苏的抗日策略
由于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在五次围剿红军之后，终于获得重大的成效，不但原先在长江中游与华南发展的几十万红军，在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只剩下几万人而已，同时蒋介石的军政力量也开始进入西南的战略腹地，这时（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开始考虑到抗日的国际战略局势。因为中、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全球列强利益发展的全面冲突之一，要想赢得战争，中国与日本都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特别是需要掌握到战争资源的供应，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
这时日本已经以“反共反苏”的政策，获得了德国与意大利的结盟支持，而国际社会虽然多数同情中国的遭到日本的侵略，以及不满自己在中国的利益遭到日本的危害，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与日本正面对抗，也不敢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建军计划。只有苏联因为与日本的矛盾，而会在某种程度之下，“支持”中国抗日，以及德国因为担心中国全面偏向苏联，所以也有限度地支持中国建军。
蒋介石知道，中国只有完成统一与现代化之后，才能推动工业化与社会改革，这个工程涉及到中国整个文化、社会结构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成，因此中国若是与日本侵略者爆发全面的战争，中国一定要设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既然当时英、美的绥靖政策，不能协助中国抗日，那么存在于苏、日之间的重大历史矛盾，应有中国可以利用的地方。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开始运用不同的管道，希望能够与苏联当局沟通，以建立合作抗日的策略。
而苏联当然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才愿意与国民政府谈判结盟抗日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国、共之间，终于开始了秘密的接触，彼此商讨有关团结抗日的条件。蒋介石也开始安排放弃必须完全的安内、才能抗日的政策，苏联则在等待国民政府容共之后，再谈支持中国抗日的条件。所以反共的国民政府，最后也走上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道路。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明确地提出团结中国所有不同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抗日本，这种基于民族主义感情的文宣力量，深深吸引着当时多数的爱国青年，造成中共能够迅速地以抗日策略，成功地控制了学运与工运的各种组织。许多爱国的青年，就是因为共产党明确的抗日主张，而投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并非认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2。在当时中国的舆论，以及社会的认知，多数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团体，而国民党则在瞻前顾后推托抗日的行动。因此要痛痛快快的抗日，就要支持共产党。
当时在抗日文宣技巧的模糊下，大家只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没有看到苏联对中国蒙古与新疆的侵略，大家只看到国民党与日本的周旋而不敢一战，而没有看到共产党对苏联侵略中国从来没有反对的批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成了中国必须对抗的强敌，可是苏联对中国领土与主权长期、一贯的侵略，却没有受到中国应有的觉醒与防备，国民政府联苏抗日的政策，反而受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支持。这只能说明中国所遭到的历史困境之险恶，中国无法顾到自己全面的利益，只能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
历史的结果是，在中日爆发全面的大战之后，国民党为了抗日是拼掉血本，共产党则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壮大实力，苏联是白白捡到中国抗日的成果，并成功地使中国赤化，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仍然受到美国特殊的照顾与待遇。这就是为什么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最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也成为关系中国命运发展最为深远的巨变。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日本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以蚕食的方式，逐步侵略中国。因此日本先抢占东北、再热河、再内蒙、再河北，一步步扩大对中国的占领。但是这个政策的前提是，中国内部要继续不断地分裂，她才会继续对日本的侵略让步。日本所担心的是，假如中国开始团结与复兴之后，终有一天会对日本的侵略拒绝低头，而采取一场全面抗战的反击。所以日本要拿捏的，是如何继续执行其大陆政策，而不致引起中国的反扑，也就是它将以和战互用的手法来侵略中国。
时至一九三五年，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开始遭到更大的阻力，因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后，陷在分裂与落后的历史危机中的国家了，在这几年当中，国民政府采取军事与政治力量的交相运用，努力使得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了逐步统一的局面，国民政府也凝聚了建设与发展的初步力量。中国有了这样的基础，就开始与日本进行交涉与周旋，对日本的侵略也不再一味的退让了。
为了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决战，日本开始推动对中国和、战两手并进的攻势：在外交部门，是执行广田三原则的政治谋略，企图以外交手段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交涉，目的在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对抗日本的政策，而沦为日本独特势力范围支配的保护国；而在军事部门，则直接在华北对地方的军政负责人施压，企图迫使他们放弃与南京的联系，而接受日本的华北自治方案，也就是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的主权脱离出来，而成为日本所控制的殖民地。
不过，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国民政府成功地实施法币政策，并且推动国家的农业改革、工业发展与交通建设，以及有计划的整编军队、大幅的改进教育、开始成立与运作各级的政府行政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表现，假如能够再给中国五年的时间，那么中日之间国力的差距，必能大幅的缩短；假如再给中国十年时间来建设与发展，那么日本还能不能与中国在军事上较量，恐怕都有问题了。这就是当时中国领导人与部分有识之士的共同想法：能否再为中国争取五到十年的时间，以完成更多的准备，这样中国就可以有实力与日本进行争回国权的交涉了。
16。1 两广的统一
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中游的根据地之后，接着需要着手解决的政治统一问题，就是两广与中央的分裂。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对于两广的分离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低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的歧见，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全与五全大会中，不断的妥协，给足两广代表的面子，但是两广的军政领袖，如胡汉民、邹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直对于蒋介石怀有极深的防范与敌意，两广政府仍然整军经武，同时经常派人与华北的军政势力进行联络，以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
日本对于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一直抱着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够再度引爆中国的分裂与内战，以消弱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日本多次派出与两广高层军政人士有过往的日本军政领袖，如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人，前往两广进行反蒋游说。此举虽然没有达成收买两广政府的目的，但是也建立了一些可以牵制蒋介石的政治力量。
而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甚至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接受日本的军事武器援助，以强化桂军对抗蒋介石德式装备整编军队的能力。当然两广的政府，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蒋的理由。两广政府领袖痛批蒋介石的政策，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到塘沽协定，无一不是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表现。虽然两广政府反蒋的情绪极其强烈，但是它还能守住中华的民族大义，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政府。
到了一九三六年，广东的政局有了很大的变化，五月，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去世，邹鲁又被迫离开广州，广州方面由陈济棠控制大局，而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肃清江西、湖南的红军，并且正在积极地修建粤汉铁路，因此中央的力量已经向南发展，而接近两广的势力范围，因此造成其军政领袖的紧张。于是两广的领袖决定先发制人，以日军在华北增兵、国民政府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为理由，联络华北的山头势力，讨伐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政府正式出兵北上，进入湖南与江西南部，宣言假如南京政府不对日宣战，他们将会进攻南京，同时两广政府派员到华北进行游说，希望再组反蒋的军事同盟。
此时华北的军政领袖，由于经常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深知对日宣战是非同小可的历史决定，他们虽然不见得完全愿意支持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是他们却了解，目前中国若是要对抗日本，必须团结合作，争取更多准备的时间，并且绝对不能再开内战。所以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渠都先后宣布，不参加两广政府的抗日救国军。华北的军政领袖，既然不愿支持两广的军事讨伐行动，两广的抗日救国军也就更为人单势孤了。而此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但已经将军政力量扩大到了西南，同时在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势，单凭实力，两广实在很难挑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
由于两广军政领袖师出无名，在广东的空军与陆军先后投向国民政府之后，两广的反蒋势力迅速瓦解。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全的二中全会，会议通过正式撤消两广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两广直接归并中央直接领导。广东的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之下，只有离职到香港。九月中旬，蒋介石再亲自到广州与李宗仁会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终于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委派的职务，从此与南京分裂长达六年的两广，终于重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中国更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南京的国民政府，当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规模与实力，此时蒋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内政统一问题，就是与红军之间的较力了。
此时日本也了解中国的转变：一个由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正在重建一个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国不但在理财练兵上，开始理出头绪，中国甚至在社会、教育、文化、工业与经贸等方面，都出现了真正的进步。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假如再让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时间，日本将难以招架中国复兴的强大实力，因此其内部出现了检讨大陆政策发展的新争议。
但是对于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而言，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