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第30部分

　　但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剂与战略准备因素的考量，对于日本的一再侵略与欺凌，采取的是忍辱负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国需要时间进行生聚教训的准备，一方面也难免有一丝侥幸的心理，认为日本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觉醒过来，或是日、俄与日、美间的冲突提早爆发，这样中日之战的威胁就可以完全改观。因此基于战略准备与国际情势的观点，蒋介石被迫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采取了一让再让的策略，使得抗日迟迟无法成为行动，国内的民意因而沸腾，这种抗日时间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张学良与东北军在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压力。

　　在参与剿共的内战之中，东北军一直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粮饷只有八折，其它的后勤补给更是七折八扣；到后来，更是到阵亡的战士没有抚恤，建制单位被消灭后又不得补充的地步奇書网，但是中央却要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上，付出相当重大的牺牲。这些情况导致张学良与东北军担心，自己只是成为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者，最终无法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记录。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都希望停止内战的牺牲，全国共同抗日，就成为他们决定采取兵谏的共识。

　　蒋介石曾进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本人是没有强烈的反日情结，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来自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意识，就是希望中、日两国应该可以合作、互助来促进发展，这样两国就可以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创以亚西亚为中心的历史光荣。但是日本却不能了解这种历史的眼光，反而对中国展开比西方国家还要凶狠的侵略，非置中国于亡国之境而不罢手，这是深具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蒋介石，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决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大政方针，誓要统一中国，然后与日本进行决战，以扫除国耻，这一点是毫无可疑之处。

　　但是蒋介石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他必须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准备，才能有机会统一国家，建设中国，而终能培养出能与日本决战的国力。中国抗日战争的困难，绝对不只是武器装备落后而已，中国的国民缺乏国家认同的意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农业无法自给自足，工业才在刚开始起步，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与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会缺乏动员的活力，要想以这样的国家架构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进行全面性总体战争，当然是必输无疑的。蒋介石必须要先将国家统一起来，然后再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工业与国防武力，如此才能与日本一战。但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已经极其高涨，根本很难接受蒋介石“生聚教训”策略，使得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日的大政方针上，可以说是受尽了历史上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难堪与批评。

　　不过，以日本的精明，岂有不知蒋介石的理财练兵策略，志在复兴国家，然后再与日本进行决战？所以日本人再笨，也不会给蒋介石完成统一与建设的机会，日本当然要在中国完成国力凝聚之前，就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此蒋介石必须要有提前应战的准备，中国也就必须设法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支持中国（以保护国际社会利益）的策略，希望以外国之长，补中国现代化尚未完成之短。

　　虽然蒋介石一直公开以剿共作为安内与抗日的前提，但是蒋介石是否真的有意要完全肃清共军及消灭其领导人，却是一个必须妥协的战略现实问题。因为以蒋介石本人的意识形态而言，根本不能接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另外成立政府与军队，进行武装叛乱与夺权。但是蒋更清楚地知道，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危机，其实是日本与美国、苏联矛盾与决战的一环，以中国当时之弱，当然根本不可能单独完成对日本的战争，最终必须要有美、苏的外源与介入；正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与美苏的对抗，也要有德、意等法西斯势力的支持，这是一场全人类历史上不同阵营与理念的战争，中国只是首当其冲而已。

　　17。2　安内攘外与苏联容共的矛盾

　　当时美国采取孤立主义，因此一直回避对中国拥有的支持，甚至还有舆论建议，不妨以中国的利益喂饱日本，以避免美日爆发决战。所以在国际社会的绥靖主义之下。中国若是真的被迫进行全面的抗日，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将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直接的支持。总体战的对抗就是比国力，因此落后的中国是根本没有单独打败先进之日本的机会。由于苏联与日本的冲突一直在酝酿之中，所以联合苏俄成为蒋介石必须认真考虑的抗日战略，然而苏联又与容共是一体的，所以蒋介石在剿共的策略上，是有其苏联抗日战略考虑的难处。

　　对于领导共军的毛泽东，抗日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参与全球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大业。由当时的国际情势看来，日本的军国主义结合了财阀主义与日皇的封建主义，已形成对共产主义威胁最大的反动势力。更为重要的是，日、俄在历史上，早已建立了世仇与战略对抗的宿命，因此更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与共产国际主义之间，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敌对。而日本侵华的战略考虑前提之一，就是要防止中国赤化，同时要利用中国成为抗俄的战略腹地。当时受到苏联指挥与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会把日本当成必须消灭的仇敌。

　　由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绝对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政党，也是一个阶级利益重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是为了要执行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使命，这远比为了中华民族对抗日本大和民族的考量为重要。同时共产党专政的特性是，当他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是整个国家永远与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其它政党领导，或是与其它政党一起并存、进行轮流执政的和平竞争（这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多党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若共产党不是唯一的执政党，他就是地下的革命党，没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一般的舆论认为，蒋介石坚持一定要先剿共才抗日，是勇于内斗、怯于卫国的借口，这在历史上是不公平（也是昧于事实）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也是一样要先内斗夺权、再对日作战。中共早就揭示其抗日基本策略前提是“抗日必先反蒋”，也就是说中共要先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后，才能领导中国，参与全球无产阶级共同抗日的行列。

　　这样，中国共产党同样的要先进行国内武装革命，以消灭中国国内的阶级敌人，然后再对外消灭全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势力。所以国共两党都是决定要抗日，但是前提并不一致，彼此也都将消灭对方当成抗日的先决条件。国、共先内战后抗日，并非是蒋介石单方面地坚持，也是毛泽东的立场与看法＇2＇。

　　因此在中国面对日本大敌当前的侵略时刻，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并非单方面来自与蒋介石近乎顽固的安内政策，也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质上“专政”的特性，他非要先消灭国民政府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并非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政党”而已，他根本就否定中华民国，而另外建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因此每当日本三番几次的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之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然力主抗日，但是红军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国民政府军队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的机会，立即尾随调离的中央军，进行攻击，以扩大地盘，中共红军因此成了国民政府抗日最严重的后顾之忧，国民政府的部队因而不敢与日本坚持对抗，就要立刻回师与红军作战。

　　而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抗日当成中华民族各党派共同的历史责任，以及愿意接纳其它的政治势力，一同合作抗日，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的事。一九三五年七月，在苏联国际共产党的指令下，中国共产党接受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由在莫斯科的王明，擅自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之后，才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其它所有的军政力量合作，共同抗日。然后在共产国际强力指示下，中共中央才非常勉强的愿意放弃先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才能抗日的前提，而要求所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共同团结合作的抗日。

　　此时，而蒋介石虽然已经在国共战争中，居于胜算的优势，但是蒋介石却没有因此决定完全采取军事手段，来歼灭中共的红军。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主动与国民党接触之下，蒋介石同意在一九三五年秋季，指令国民党的陈立夫与张冲，负责与中共与国际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及潘汉年，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接触与谈判3，只是蒋介石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不肯松口，并且在军事的追缴上，也不肯放松压力。当然中共中央也是同样不对外承认，他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合作的谈判。因此让外界一直以为，蒋介石是个冥顽不灵的人物，非要完全消灭中共，独揽大权不可，而不肯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

　　在陈立夫、周恩来、潘汉年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多次协商中，蒋介石既然拥有绝对的优势，他当然开出强硬的条件，那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的立国政纲，服从蒋介石的军委会领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为，取消苏维埃政府的国中之国的政治组织，改变红军的编制，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阵营，这种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然是非常的难以接受的。

　　因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及所有的阶级敌人，以建立自己所主导的专政体制，因此双方谈判的进展，相当的缓慢。不过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节节进逼，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在渡河进攻山西失利，而退回陕西之后，兵力只剩三万多人而已，并完全困在陕西的北部。红军粮弹不济的情形非常的严重，迫使中共最后只有准备接受蒋介石的和谈立场，国共在南京的合作谈判，其实在当年十二月大体完成，由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陕北红军基地进行最后的确认。正在此时，却突然爆发了由东北军主导的西安事变。

　　17。3　东北军受到不平的待遇

　　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出了蒋介石自己亲手训练栽培的中央军之外，对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忠诚度最高的，应该就是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张学良有着一种强烈爱国的理想主义思想，以及对日本侵略与压迫的反弹精神，因此才使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的历史决定上，完全放弃军阀势力的利益考量，而选择支持蒋介石，因而减少了中国内战的代价。

　　而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蒋介石（其实是为全中国）背上“不抵抗”的历史罪名，而在热河之战中，郑学良一句话就放弃全国第二大军政势力的领导位子，以减轻蒋介石政治责任，更是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与对大局的顾全。当然蒋介石也为张学良付出不小的政治代价，也就是加深国民党中两广军政势力的误解，反蒋倒张成为一体的两面。

　　由与东北军的团结力量历久不衰，日本视东北军为威胁满洲国的眼中钉，因此在塘沽协定中，压迫国民政府将东北军调离华北，蒋介石决定调东北军担任追剿红军的任务，在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召张学良回国，出任华中三省剿匪副司令，随后又任命张学良出任武昌行营主任，与陈诚合作，负责进行中国军队的整编工作，者是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积极的准备抗日军力，而东北军与中央军成为第一批接受整编的部队，因为东北军拥有全国第一流的骑兵与炮兵部队。

　　这时候是张学良最为认真维护蒋介石的时期，他以游欧的见闻，倡言中国在政治过渡时间，需要采取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制度，才能统一国家加强建设，以准备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张学良特别设立了“四维学会”的组织，奉蒋介石为领导人，鼓吹中国需要蒋介石成为法西斯的领袖，中国才能迅速地完成现代化，凝聚力量，准备抗日。

　　这种蒋张之间的密切关系，却好景不长的发生激变，由于国民党中最大势力的“CC派”（陈果夫、立夫兄弟分别掌控党务与教育系统，建立国民党内最大派系），担心张学良即拥有自己的军队，有组织支持蒋介石的派系力量，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派系的利益。因此对于张学良进行全面的打击与抵制，而蒋介石中央军的黄埔子弟兵，以及军同等特务系统的领导人，也担心张少帅真的会成为蒋的接班人，因此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设法加以离间。加上一向反张学良的两广派与中央的恢复合作，也让蒋介石必须对张学良疏远一些，以维持势力的平衡。

　　一九三五年年初，蒋介石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决定调派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接着又免除张学良在武昌行营的职务，调张学良出任西安的剿匪副司令，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对在陕北的红军，进行追剿的任务。

　　蒋介石更为错误的做法是，将中央派在东北军中，人和关系极佳的参谋长钱大钧私下调走（甚至没有礼貌的先知会张学良），当时钱大钧与张学良及东北军关系融洽，下情上达容易，因此彼此少有摩擦与误会。钱大钧离开之后，中央派出晏道刚出任参谋长，不管晏的做法是对或错，至少他那种盛气凌人的“监军”态度，就让东北军上下都无法接受，东北军与中央政策起了严重的摩擦，也就逐渐形成难以解开的误会了。于是蒋介石在他自己与东北军之间，筑起了危机的雷区，蒋所听到的都是对东北军负面的报道，东北军所得知的，也全是蒋介石义断情疏的消息。陈立夫更是在这个危机发展上，出尽了所有的手段与力量。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