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日本征服中国，苏联就要面临日本更大的挑战。
所以斯大林固然恨死蒋介石亲共与围剿红军，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够获得胜利，但是斯大林更清楚地知道，在抗日的历史选择上，苏联现在最需要的是蒋介石，在必要时，苏联宁可牺牲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已经明了蒋介石抗日的决心，以及了解蒋在中国已成为无人可代之的领袖，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斯大林随后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权衡利害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指令，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
而日本的反映，则是显得过渡的自信，日本政府与军部，严令日本不可介入西安事变，因为日本相信，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劣根性即将上演，日本若是介入，反而会造成中国内部的警惕而团结对外。日本人相信，无论从南京到各个地方的势力，绝大多数是会赞成张学良杀掉蒋介石，以造成中国天下大乱，而能重新逐鹿中原，这样日本就更有机会浑水摸鱼、扶植汉奸傀儡，要灭亡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是容易太多了。
果然各地的割据势力，在得知西安事变之后，多数都是采取观望的两面立场，例如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渠，都出现两面表态的立场，一方面表态支持南京政府慎重处理，一方面也“暗示”张学良，不妨采取“断然”的行动，他们也会响应，因为只要蒋介石死亡，中央与东北军开打，那么他们逐鹿中原的机会又将出现了。
当时最令张学良注意的，是阎锡山非常暧昧的态度，因为原先张学良认为阎锡山是站在鼓励他采取行动这边的，何况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对于华北的各个山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这时阎却摆出更为高明的逆向。作招数，他知道张学良根本无意杀蒋，蒋若一死，中国必然大乱，那么日本必然可以轻易的并吞华北，不如自己做个现成的无本买卖，成为南京与西安的调停人，平白的捡到好处。阎锡山的态度，让张学良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清醒过来，张已发现，大家都在企图利用他手上的人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7。7 释放蒋介石以进行抗日准备
不过当时一般的舆情与民意，则是一面倒地反对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任何不利的做法，这些舆情非常担心若是蒋介石发生任何的不测，那么中国不但没有可以对抗日本侵略的领导人，中国可能会重新进入新的内战状况，这是民国成立以来，一次最为明显的民意共识：支持蒋介石继续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完成国家的统一与领导对日本的抗战。
中共中央几经激辨之后，终于接受斯大林的指令，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周恩来奉命在十七日赶到西安，与张学良与杨虎城进行会议，张学良进一步的发现，中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直接与南京进行交涉，以提高国共合作的交易筹码，根本没把东北军当成共同的伙伴看待。
这时张学良终于看透了所有的幕后，他原本希望利用这次的行动，能够让东北军扮演一个主导联合抗日的角色，现在因为他手上控制蒋介石的安危，反而成为大家争相利用的棋子。因此张决定，绝对不能让事态恶化下去，自己必须要确保蒋的安全，以及设法迅速释放他，否则中国抗日的准备，就要功亏一篑了。而周恩来在西安，除了与张学良商量大计之外，还必须设法压抑在东北军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说服杨虎城，要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至于何时释放人质，周、杨都认为需要多点时间来进行更多的布置。
在宋美龄与宋子文赶到西安之后，张学良更清楚的发现，假如蒋介石的生命或是权威受到伤害，那么必然会使抗日的准备工作，更为的困难，因为在南京，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抗日派领袖，而亲日派已经开始进行夺权布置了（汪精卫正由欧洲兼程回国），所以他决定平安释放蒋介石的决心更为坚定。
所剩下的问题是，张学良必须要让蒋介石的抗日政策，由所允诺，才能对东北军支持他兵谏行动有所交待。有趣的是，宋家兄妹在与张学良密集的会谈中，开始同情张学良的用心与处境，在宋美龄的调解下，蒋介石同意在改组南京政府议题上，进行会商，以及允许与周恩来加入会谈，最后达成了一些的共识。问题是，蒋介石坚持不肯在共识的文件上签字，因此由宋家兄妹代蒋介石，接受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以及不处分参与兵谏者等共识。蒋介石不肯签署任何正式的文件，造成周、杨等人的不满。但是张学良认为硬要蒋签署文件并无实质的意义，他相信蒋介石会履行他的承诺。
这时张学良对于西安内外环境，随时都会有瞬息万变的高度警觉，因为他不能掌握东北军内有多少中共组织的细胞，也难防范杨虎城的部队发生意外。由于西安的各个派系领导人，对于如何释放蒋介石，仍然有着时间与方式的意见，而中央军已经开始与东北军爆发战火的冲突了，一旦东北军产生重大死伤，那么难保军队发动哗变，而会影响到蒋介石的安全。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加派秦邦宪到达西安，以宣达中产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因为当时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中，多数的人仍然拒绝这个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在秦邦宪软硬兼施，以及周恩来的设法疏通之下，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书记宓古石，终于同意中共中央的和平解决的决定。周恩来再与张学良一起说服杨虎城，应该释放蒋介石。不过当时仍然有不少的将领，持反对的意见，因此一般的共识是，多扣留蒋介石一段时间，以取得更为充分的保证，再将他释放。
不过张学良个人认为，这样会夜长梦多，因此断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只要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那么抗日大计必然能够实现。因此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张学良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匆匆地亲自护送蒋介石等人，乘坐自己的专机，飞离西安抵达洛阳。蒋介石平安获释的消息，可以说是让整个中国都松了一口气，中国不会再陷入一场新的势力争夺的内战之中，张学良则是敢做敢当的承担了一切的责任。
17。8 蒋介石声望达到顶点
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亲日派与各地方山头当然失望万分，可是中国各地民众自动自发对于蒋介石，给与国家英雄的盛大欢迎，更使他拥有全国军政最高领导人的威望与民意支持。这时蒋介石当然知道，有心与他角逐权力的各路人马，仍然存有异志，这在他被拘禁期间，这些人物非常露骨的希望张学良能够将他“做掉”的态度，已经显露无疑。但是由于大敌当前，蒋介石也无可奈何的必须容纳他们，于是蒋只好把所有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张学良的身上。
蒋介石在阎锡山等人的怂恿下，不顾在西安所达成的放张协议，取消给张代罪立功的机会，而将张学良给与终生软禁的“法外”处分（这样阎锡山等人终于报了中原大战之仇）。依照当时的军法审判结果，张学良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蒋介石还表示宽大，要求特赦张学良并获准，从法律的观点，张学良已经无罪罚的存在了，但是实际上却由军统局负责将张学良无限期的软禁。
原本蒋介石有意考虑让张学良代罪立功，但是后来又打消这个安排，从此张学良得以脱离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是一直成为受看管的无期徒刑囚犯。最令张学良与多数东北家乡父老感到难过的是，蒋介石就连抗战胜利的大赦，以及全国团结的政治协商，都不能让张学良回家乡探视。
而记性一向良好的中共领导人，也暂时多次“忘记”了张学良的“千古功劳”，而没有适时伸出援手，在抗日胜利之后的政治协商中，中共除了在非正式的场合，应景式的提到张学良的问题之外，根本没有郑重提出恢复张学良自由的要求，蒋介石答不答应是一回事，连提都不提，就足以表现中共的立场了。由于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强烈的个人报复，使得蒋介石失去一个因势利导，创造全新历史的机会。
而张学良拥蒋抗日的立场始终如一，这是历史可以证明的。一九三七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调动东北军，进行移防之时，因为担心军心不服而生叛变，因此还派东北军的将领，晋见少帅。张学良特别交代昔日部属，东北军务必服从领导，听候蒋介石调动的命令。以一个被看管人犯的意见，竟然对于处在生死边缘、几十万东北军的选择，仍然有着“命令”般的影响力，真是叫蒋介石以及其它的军政领导人，感到震惊7。
蒋介石违背诺言、对张学良的长期报复，甚至连宋家兄妹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在过分了。宋子文终生都为此结果感到遗憾。在大陆易帜之后，宋子文赴美长期定居，曾经在一九五年代，设法与蒋介石接触，希望蒋能够让张学良赴美；宋美龄也曾公开对于外界表示过“我们对不起汉卿＇8＇！”
张学良在蒋介石死后，才获得真正的自由。由于不满李登辉以台独为名目，而实际上出卖台湾的卖国行为，张学良先生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于一九九五年决定移居夏威夷，并且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所有相关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全都委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约定在其死后再公诸于世。张学良为了抗日，成为两岸都不能接纳，流落海外的孤臣。（作者的先父遭遇亦是如此，为了抗日，牺牲自己一生的事业与家庭。但九死一生的抗日奉献，最后结果是落得两岸排斥、终身无法贡献国家与社会的凄凉晚景。当然有这种遭遇的爱国人士，又岂止作者的先父而已？）
杨虎城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出国考察的游历机会，但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参加抗日。不过，当杨虎城回到国内之后，立刻就遭到军统局的长期监禁，待遇要比张学良差。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也没有得到特赦。直到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才下令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但是保密局（前军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在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之前，杨虎城以及部属全家大小，在重庆遭到保密局灭门式的枪决。
17。9 国民政府“联苏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现
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重新掌控权力之后，知道自己虽然已经得到全国人心支持的国家领袖威望，但是他也更明了各方势力在他受制之时的表现，显示出了一个清楚的政治讯号：各路诸侯不愿再接受他将权力继续的集中，以及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不能再让步了。
因此蒋介石决定大体依照西安事变时，大家所达成的谅解，停止追剿红军。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式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调遣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善后工作，并进一步的与红军接洽补给的安排，国民政府从当年二月起，就正式的发给红军粮饷补给（每个月约达二十万到三十万元）。而中共方面，也正式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重新加入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正式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四大保证：一、停止武装攻击国民政府。二、撤销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改为特区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民主选举。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国民党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根绝赤祸案”，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接受，于是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正式进行合作的谈判，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叶剑英等人，多次到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进行协商改编红军的问题，国、共合作进入了执行阶段。中、苏联的关系也开始有了转机，中国修建了由兰州经新疆到苏联的现代化公路，以准备接受俄援。
国民政府的联苏容共政策公开化之后，日本开始感到焦虑与极大的压力，日军方面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会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盟国，而联手对抗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内部，又开始为了是否要展开进一步侵略中国行动，而起了极大的争辩。日本的海外驻军，更是积极展现武力攻伐中国的准备，在他们串联日本军部扩大派势力的运作之下，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因为一次在卢沟桥冲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发了。假如中国没有公开联苏容共的政策，日本当局是否会为了卢沟桥事变，就决定对华进行全面武力侵略，也许是有些疑问的。
一场震惊中外、戏剧化的西安事变，就此落幕，中国内部“攘外需先安内”、“抗日必先反蒋”的国共锋相对斗争的时代，暂时告一个段落，国民政府开始“联苏容共”以准备全面抗日，那么日本是坐视中国集结所有的力量，而进行抗日的发展呢？还是要先发制人，给中国致命的一击？这个政策的选择，就成了中日之间和、战历史演变的关键，与其考量的前提了。西安事变之后，日本似乎所没有弄清楚的一点，就是蒋介石不但成为全中国所支持的军政领袖，但是蒋也绝对不能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作出任何的退让了。日本任何局部“蚕食”中国、迫使中国让步的举动，都会引爆中国全面抗日的自卫行动。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1 两广的统一
当然传统上倾向国民党的历史观点，是强烈批判西安事变所导致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使蒋介石多年企图围歼中共的军事努力，功亏一篑，结果让中共的势力，能够死灰复燃，终于赤化了整个中国。不过，事实是，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一波紧过一波的亡华行动，中国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国际社会又坐视不理的情形下，为了中国能够有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