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到达重庆之后,与蒋介石进行十多次的会谈,他告知蒋介石,史迪威是马歇尔最为信任的部属,而罗斯福又非常倚重马歇尔,所以史迪威的立场与问题,背后实在是代表马歇尔的看法;蒋介石若是打击史迪威,就等于在华盛顿得罪了马歇尔,以后会产生更大的困扰。
蒋介石在了解这层关系之后,又得到罗斯福许多亲切的问候与保证,特别是盟国反攻缅甸的承诺,需要史迪威这种有缅甸作战经验与报仇心切的人来执行,所以蒋介石也就接受了居里的调解。在这接触中,居里甚至揭露了美国军政决策人士的亚洲战略底牌,
他们规划中国东北与台湾的主权,在战后将交由盟国托管,而不是直接归还中国,以作为西方国家削弱中国的手段。这当然引起蒋介石极大的震惊,也伏下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力争中国领土与主权完全的决心。
但是史迪威却没有放过“告御状”的机会,他对居里大量揭发蒋介石与日本人接触谈判的谣言'6',以及夸张中国内部分裂的政治内幕,并且要居里建议罗斯福,采用两个可以制服蒋介石的绝招:一个是控制美援的数量,一个是要叫蒋介石接受与延安组织联合政府,这样保管美国政府可以把蒋介石当成傀儡一样来操纵。
不料史迪威的建议与态度,却造成罗斯福的不满,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写信给马歇尔,特别提到史迪威采取控制美援,以威胁控制蒋介石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希望马歇尔能够告知史迪威,要尊重蒋介石代表中国的事实。但是史迪威在马歇尔的撑腰之下,仍然肆无忌惮地玩弄这种“胁迫”中国听命的手法,继续把中国战区搞的是乌烟瘴气。
盟国在二次大战对于后勤支持的指导原则,就是一定把中国战区放在任何排列顺序的末尾。驼峰空运的量本来就相当有限,再加上毕塞尔的暗中作梗,更是造成补给的严重不足。因此以这样有限的援助物资,假如要装备史迪威所训练的陆军师,就无法同时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作战。
当时陈纳德在中国战区,正负责新组成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任务是支持中国战区的华军作战,与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洋战略物资的海上补给线。日本国内一切的军火、工业生产,都仰赖这条海上补给线的畅通,因此这是一条决定日本作战能力与成败的生命线所在。空军在支持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上,为力量已经耗竭的中国军民,维系了抗日的士气,因为中国战区的六百万部队,实在需要更多的援助,才能继续撑下去。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德对使用有限空运物资的优先权起了严重的争执,陈纳德认为,在有限的空运量下,与其分散着装备陆军,不如集中提供空军使用。但是史迪威则坚持要将补给品交给陆军,以协助训练一支“史家军”,好早些让他能率军反攻缅甸。因此史迪威全心都放在训练美援的“史家军”身上,但是由于当时长达六年的全面战争,中国的兵员已近枯竭,同时中国的役政,又在制度落伍与人谋不臧的状况下,运作失当;战时人民的生活困难,营养不良的情形相当普遍,身体合格的兵员更是极其有限7,因此当时华军中缺员极多,为了满足史迪威的需要,中国甚至需要从前线抽调部队的兵员,以充当“史家军”反攻缅甸所需的兵力,无形中造成了中国战区前线防守的兵力更为不足的问题。
由于中国作战部队的员额不足与装备奇缺,华军就更为需要空军的支持,才能挡住火力、兵力均占优势的日军攻势。但是史迪威却又要将有限的空运物资,优先支持反攻缅甸的陆军装备,毕塞尔则是不断地推脱自己的责任,认为在现阶段的情形下,驼峰空运的数量“无法改善”。因此在中国战区内的美国陆军与空军,为了美援物资的分配,与战略的重点选择,争得难分难解。
一九四三年五月,蒋介石眼见史迪威与马歇尔的一再阻挠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援助,因此决定向罗斯福建议,直接召见陈纳德,以提供中国战区第一手的资料,让罗斯福能够彻底掌握中国战区的实情。马歇尔非常的惊恐,担心陈纳德会把实情告之罗斯福,因此立刻下令史迪威也赶回华盛顿,在总统面前设法为自己扭曲中国战区的情报圆谎。史迪威在面见罗斯福时,竟然口不择言地表示,蒋介石是一个“意见反复、狡猾而不可靠的老无赖。”
当罗斯福首次从陈纳德那里得知中国战区的真实状况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才是事实,美国不但只是近乎象征性的援助中国,而且马歇尔所呈报的中国战区情报,与陈纳德的描述完全不符。因此罗斯福立刻与宋子文见面,直接与主动地告知宋子文,美国政府决定将空运数量,先提高到每月七千吨,再设法增加为每月一万吨,并且将给中国战区五百架战机,及同意召回不断制肘中国空运的毕塞尔回国。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罗斯福已经觉察到自己在中国战区的问题上,受到了蒙蔽,所以他竟然亲自要求陈纳德,有事不妨亲自写信给他报告。罗斯福特别指出,信不得经过参谋长马歇尔的正常军方管道。这在美国的政府体制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因为陈纳德只是一个中国战区的少将阶军官,竟然可以直接向总统报告,可见罗斯福已意识到他严重缺乏中国战区真相的情报。马歇尔当然更把陈纳德拥有直通白宫的特权,当成必须要扑灭的危机处理,造成了美国陆军部上下,对陈纳德都采全面封杀的态度。
31。10 史迪威出卖中国战区利益
此时,丘吉尔赴美以商讨盟国的战略,这就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会仪”(一九四三年五月),在会中决定了盟军继续在地中海的对意大利半岛攻势'8',以及决定了亚洲战场的战略。罗斯福允许中国的宋子文参与部分会议的讨论,史迪威与陈纳德也参与此会。丘吉尔当然率领英国代表团,不断杯葛任何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英国甚至提出毫无实行可能的反攻印尼苏门答腊的作战计划,真是把美国搞的啼笑皆非,当时英、美连东印度洋的孟加拉湾都无法掌控,那里有力量去攻苏门答腊?
总之,丘吉尔的心态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会支持提前反攻缅甸,而让中国打通援助的大道。因为丘吉尔清楚地知道,罗斯福一直有大量武装中国军队,以成为反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构想。英国了解中国人是能够作战的民族,目前之所以无法发挥战力,主要原因是没有适当的装备与训练而已。
一旦得到适当的援助,有了可以击败日本的军力,中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受英国的摆布了。
所以丘吉尔在会议中,一再地东拉西扯,最后在美国与中国的压力之下,才勉强对反攻缅甸达成一个含混的立场看法。英国同意盟军在缅甸北部,进行反攻,以牵制日军。这是由于英国担心日军进攻印度,同时这个作战方案,对于打通补给中国的通路,也无法发挥真正的效果;更大的“好处”是,这可以抽调中国战区的军力到缅甸边区,让本土受到日军正面的打击,这样中国就可能要为了缅甸作战,而牺牲自己。这当然是蒋介石所最为担心的战略陷阱。
三叉会议中,罗斯福对于史迪威的表现与态度,相当的不满,因此罗斯福就直接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拥有优先使用驼峰物资供应,以及独立作战指挥的权力,而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也真的创下二次大战的空战历史记录。在极其有限的装备与后勤状况下,十四航空队平均每月击沉日本十五万吨船舶(途径南海与台湾海峡)的记录,日本的南北战略运输航线因此近乎瘫痪,竟造成日本国防工业生产面临中断的危机。这就是日军会动用最后的战力发动一号作战,以扫除美军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迪威在三叉会议上,与宋子文大唱反调,演出中国战区内斗的全场“铁公鸡”,而且不断以违背实情的言论(比方“中国不抗日”)诬蔑中国,因此宋子文认为,假如不能免除史迪威的职务,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华盛顿争取到盟国的支持。中国战区所有的努力,往往就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恶意中伤的立场下,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境之中,因此宋子文决定进行全方位的布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撤换史迪威,以为中国战区的内部消除这个心腹大患。
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事件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蒋介石长期的不满,以及宋子文一再地努力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对于史迪威的许多言行与做法,也并不能认同,加上英国负责东南亚战区的蒙巴顿也经常与史迪威发生冲突,宋子文提出了改组中国战区基本结构的建议,以彻底解决问题,以及改进战区运作效率不彰的危机。
宋子文建议,为了让中国战区代表,可以出席盟国的联合参谋团,中国战区最高长官,可以改由蒋介石任命一位中国将领出任,副长官由美国将领出任,参谋长由中国将领出任,副参谋长由美国将领出任,其余参谋职位也是如此中美混合安排,这样中国战区就可以参加盟国联合参谋团会议,为中国战区争取资源。同时史迪威也就可以因为中国战区全面改组的名目,毫无痕迹地加以调职。
罗斯福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交马歇尔与宋子文商议。马歇尔知道战区结构改组事关重大,若是中国今后可以出席联合参谋团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而撤换史迪威的提议,则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协商后达成妥协的下限。马歇尔在权衡利害之后,同意牺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国战区的改组,宋子文也同意先换史迪威,在相机改组战区的计划。于是改组之事最后无定论,但当时中美的共识是,美国已经准备由索摩维尔(Brehon Somervell)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调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军第四军军长。
31。11 抗日战争史上最错误的决定
不料这个事关重大的历史安排,因为史迪威设法牵动中国内部的政潮,而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变化。首先,各种有关宋子文“蓄意”藉史迪威事件,改组中国战区来扩大自己派系权利的谣言,开始大量地出现。特别是将由谁出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更是热门的权力斗争焦点。由于宋子文代表当时所谓“政学系”的力量,开始批判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何应钦等“旧派”团体,因此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当时由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出面,整合宋美龄与“CC”派,开始与史迪威有直接的接触。史迪威当然拿他的靠山作为威胁,假如他去职,马歇尔将会全面的报复中国,杯葛所有对中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考虑这些问题之后,竟然动摇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心。
最糟糕的是,此时由宋家姊妹出面,央求蒋介石,表示她们负责说服史迪威“悔改认错”,就不要撤换他,以免遭到马歇尔对中国战区的全面报复。何况当时开罗会议召开在即,史迪威已经熟悉缅甸的战况,假如中国热切希望盟国反攻缅甸,那么很难找到比史迪威更为熟悉缅甸的“人才”'9'。
当然这也可以压制宋子文的政学系的“夺权”,而蒋介石也不完全放心将中国战区的司令官职务交给其部属'10'。
在这个历史重大的转折时刻,蒋介石突然转变立场,竟然同意只要史迪威口头认错,那么就不必撤换他,也不改组中国战区。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史迪威从原先已经得到通知,将要被调职的前夕,由于获得宋家姊妹以及国民政府守旧派系的支持,而成功地留任。史迪威在这一场绝地大反攻的胜利,当然导致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近乎摊牌的冲突。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于是决裂,宋与政学系相关的人马遭到冷冻,蒋与爱将陈诚等人一并保持距离,以防他们的权利串联与扩张;而何应钦则得到特别的重用,白崇禧却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由于上层权力的变化,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都暗中受到特别的“待遇”,兵员补充与后勤补给都遭到严重的影响'11'。
在最后一刻变卦让史迪威留任,可以说是蒋介石在领导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错误,影响到开罗、德黑兰会议对华所造成的历史命运;种下日后华军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之危机的原因,也使得盟国在雅尔达会议出卖中国,及日后整个中国抗日历史受到故意扭曲的命运。因为蒋介石续任中国战区司令官,无法在盟国联合参谋团中占到一席之地,就不能参与战略决策和争取后勤支持。而史迪威本性难移,继续在中国内部进行分化工作,造成中国战区的指挥系统的人心涣散。一九四四年,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猛烈打击下,中国战区全线溃败,罗斯福无法为支持中国找到理由,最后决定出卖中国,以换取苏联对日参战的承诺。
史迪威以卑躬屈膝的态度,用发动中国内部政潮的手段,从被撤换边缘争取到留任之后,当然更是要存心报复“花生米”给他的威胁。他一心盘算自己最后如何能够统帅所有的华军作战。他的计划是先设法在缅甸打场胜仗,以洗刷失败的耻辱;然后扶植自己的人马,再从蒋介石手上取得军事大权,这样就可以彻底的羞辱蒋介石,并全面掌握中国的军政大权。
史迪威被留任的一个月后,就代表中国战区的军方,参加开罗会议(原本多年来代表中国战区的,都是由宋子文担任这个角色)。史迪威在会中最后的关键时刻,报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已经无力与日本再战,蒋介石随时会垮台。因此最后造成丘吉尔观点的胜利,让罗斯福撤销对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计划的支持。接着史迪威又部署私下反攻缅甸北部计划,然后由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出动的远征军,投入这个效益极差的作战,罔顾中国战区面对日军决战时军力配置的优先顺序,而在准备的布局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接着,在日军一号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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