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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皇对于军部一致的意见，通常很少会提出质疑，更别说是反对了。这就出现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可以实际把持军部决策的现象，这些在军部与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们，自己组成的小团体运作，戏称“秘密参谋本部”，他们与海外驻军以及右翼激进的团体，都有直接联系的管道，而右翼团体的看法，又主导着日本的舆论媒体，造成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对内可以普遍的以下克上，对外随时都有支持他们各种做为的“民意基础”。因此在当时，真正领导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不是日本人民民意选择的国会，不是神圣崇高的日皇，或是政治元老重臣以及高级将领，而是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当然这不能说日皇、元老、将领在日本的战争罪行上，没有责任，因为他们至少是“诱导”、“认可”、“知情”与“伙同”等的共犯，他们对于所有的战争罪行，至少是犯了“应注意而未注意”，“应阻止而未阻止”的责任。
虽然日皇、军部与政府发现少壮派军官秘密结社的危机，曾经在一九三年正式颁布法律与军令，不准日本军人参加秘密结社组织，但是这个法令对于少壮派军人而言，根本是形同具文，他们照样半公开地进行各种秘密结社，公然地在政治与民间团体中，发表他们的立场与主张，甚至公然地批判与反对政府的政策。少壮派军官的言行，往往诱导着日本民意产生强烈的反应与支持，造成少壮派军官认为，自己代表着日本人民的主流意志。因此，日军少壮派军官，不在乎作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只要能够获得“民气”支持，他们并不把法律与制度放在眼里，而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大不了切腹自杀＇5＇。
事实上，军部与政府也拿这些少壮派军官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果断言行，会激起人民的民意支持，平常他们互相照应、敷衍应付上级的名令，假如真的逼急了，不是有人切腹自杀以示警抗议，就是干脆对他们所不满意的政府首长与上级军官，进行刺杀行动，甚至发动真正的军事政变。这种制造成民气可用假像的民粹主义，逾越一切法律制度与制衡力量的体制，表面上，一切的决策都有所谓的“民意基础”，但是，实际上不过是独裁集团操纵民意的手法，在当时的日本，有谁敢向这种铁血的民粹主义挑战？但是这正是造成日本最后亡国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大政方针，竟然任由这些没有能力考虑国家全盘利益与责任的少壮派军官们，强迫政府事后追认与接纳他们偏狭的看法与血气冲动的决定，终于误导国家步入灭亡的绝境，当然也给其它国家，带来无法承受的战争浩劫。
总之，在当时的日本政局，可以说是政府控制不了军部，军部控制不了驻军部队，驻军部队控制不了少壮派军官，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已经逐渐的成为国家步向军国主义命运发展的主控者。日本又是一个群体性极强的民族，大家只要一参加组织，很容易显出完全盲目服从的本能，而缺乏个人独排众议的能力与胆识。日本的社会意识是最怕破坏和谐，因而许多怪异行为都是在群体的压力下，出现的过渡反射动作。
因此，日本有着过多的群体服从压力，以及强烈的模仿能力，却是极其严重的缺乏领导与创新领袖，当时的日本，走不出明治维新时代军国主义的发展格局，在国家发展一旦遭到困境，日本上下就希望政府能够模仿明治维新时代的整军经武，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解决或是转移日本的问题。所以少壮派的军官，就是一群敢以行动作出决定的小团体，他们缺乏深谋远虑却是敢违法乱纪，一旦他们以行动开创出方向，而且获得重大的胜利，就会在一夜之间，赢得日本社会上下一致盲目支持与跟从。
附注：
＇1＇ 后来石原因为反对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而遭到提早退伍的冷冻，战后逃过了审判，而列为甲级战犯的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则在东京大审之中被判处死刑。
＇2＇ 日本在战败后，本庄繁因为担心为此受审，而畏罪自杀。
第三章、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
从历史的事实分析，无论是汉、唐、明、清（尚未汉化的元朝是唯一的例外）时代，虽然中国处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时代，她不但从来没有想到要征服与统治日本，而且只会给这个岛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在日本的历史中，由于中国国力富强、文明昌盛，日本只需模仿中国的文化，分享中国的资源与利益，就可以受益无穷。
但是长久以来，日本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它若想追求亚洲的霸权，却必须要先弱化与分裂中国不可。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它的任何企图称霸东亚的战略地位发展，都无法避免的受到中国地缘的威胁，因此“只有”中国的分裂与衰弱，日本才会有“出头”的一天。日本之所以会举国一致的推动明治维新，除了是受到西方强权的刺激之外，也是同时看到中国正处在衰弱的历史困境之中，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日本只要比中国抢先达成现代化，那么它就有机会压制落后的中国而称霸东亚。
因此，日本整个明治维新的改换制度与整军经武，主要目的在以西方的现代化力量，追求日本的富国强兵，日本一旦要准备称霸东亚，侵略中国就是必然的政策。所以明治时代，日本前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在这两次的战争中，对象虽然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就是侵略中国。特别是能够控制中国东北的资源与战略位置，已成为日本帝国维持霸权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
3。1 日本在东亚扩张与美、俄的冲突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两战两胜，使得日本跻身成为东方的一等强国，这对于在两千多年历史之中，从来没有建立过国际崇高地位的日本人而言，简直是无法忘怀的胜利与荣耀。（不像中国，身为天朝大国的历史太久，已经习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领导与中心。）所以日本想要利用现有的优势地位，设法继续的割裂中国与入主中原，这样才能确保日本的霸权地位。
日本最为担心的是，当然就是假如当时的中国一旦觉醒，团结起来，追求现代化，那么日本的霸权地位，就犹如樱花盛开又凋谢般的，成为过眼云烟而已，因此当它看到中国正在挣扎着追求统一与现代化之时，就产生着极强的时间压迫感。是要与中国进行合作互助，以分享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利益呢？还是要加速侵略中国，以支配宰割中国的市场资源？
当然，日本称霸之后，举国上下还有另外的一层恐惧，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策略，已经在国际上造成孤立与敌对的压力，日本既在日俄战争上，与俄国结下历史的民族仇怨，也妨碍了美国开放中国门户利益的立场。日本知道，以俄国那种凶狠的发展野心，是绝对不会放过它的，俄国要成为太平洋强权，取得不冻港，以及夺取中国东北与塞北的富源，都会与日本的侵华政策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当时日本的军政领导阶层几乎都相信：日、俄第二回合的战争冲突只是迟早的问题，以及日本必须抢先在中国取得优势战略地位的先机，才能增加击败俄国的筹码。而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特权与在太平洋迅速发展，也开始危及到美国的利益，因而日、美间的摩擦也开始快速的增高。当时全球有远略的政治与战略专家，就已清楚的警告，日、俄与日、美的战争冲突，已经势难避免＇1＇；日本的参谋本部早已长程计划未来与俄国进行决战的准备，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就任之后的一九三三年，也曾经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美日可能爆发战争的各种状况。
日本政府在面对这些危机的压力之下，一直抱着必须“先发制人”的观念，其政府领导人认为，日本（一个资源贫乏与战略弱势的国家）一定要先得到中国广大的资源与支持，才能在未来与美俄的决战中，取得不败的地位。因为日本立国二千六百年，从来没有被外国直接的击败或占领过，因此更为恐惧万一面临战败命运的可能性。这些背景都促使日本以抢先侵略中国与控制其广大的资源，为继续称霸东亚的优先战略选择。
此时日本内部对于如何经略中国，分成两个派系，其中一派认为，除非日本采取武力侵略中国的方式，才能控制中国的市场与资源，同时取得中国领土的优势战略纵深，未来在与美俄决战中，胜算才高。另外一派则认为，中日两国不妨以亲善合作的方法，结合彼此的利益与资源，这样日本可以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又可得到中国的支持，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看法与孙中山先生提倡之“大亚细亚主义”有些接近。不过，日本当时陶醉于对外战争的连番胜利，认为侵略中国比友好中国，更能满足日本渴望强大的需要。
一九二〇年代中叶（裕仁日皇即位初期），中国内部的局势逐渐出现了一种改变，那就是来自南方的国民政府，一方面联俄容共，一方面整军经武，开始展现统一中国、结束中国之分裂与衰弱的历史企图心。同时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也以日本的军阀与财团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假想敌；斯大林全力推动的苏联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在在国防工业上的发展，已有飞跃的进步。日本参谋本部估计，苏联的现代化军力，开始威胁到日本的安全。因此无论是中国之统一与复兴，或是苏联的强大与扩张，都会影响到日本称霸东亚的计划，所以日本政府需要迅速采取反制中、苏发展的策略。此外，日本政府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会与苏联全面的合作，对日本造成致命的威胁。
3。2 田中义一与两次东方会议
当时对于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最为狂热的人物就是日本预备役将领田中义一（Tanaka Giichi）。田中是日本当时“出将入相”的军政强人，他曾经大量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的所有相关情报，以及深入的调查中国的资源分布与市场发展潜力。当田中出任日本首相之后，正式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于东京召开会议，决定日本政府今后如何推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纲领”，历史称之为“东方会议”，这个会议总结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所有策略得失，并且进一步拟定了日本今后应该如何侵略中国的步骤。
这个日本决心完成侵略中国的历史性东方会议，前后召开了十一天，田中首相邀请所有日本重要与相关的军政、外交、情报与经贸人员，都参与这次会议，这个会议在动员所有的日本军政经贸历史与社会精英，经过完整与深入的讨论之后，日本终于完成了具体侵略中国的策略与步骤，而正式建立了指导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本纲领。
不过日本政府于东方会议闭幕之后，对外发表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八条，只是约略地公布东方会议的一部分内容，而东方会议更为重要的结论，则是表现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首相密折上奏给日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田中奏折”之谜＇2＇。
这两份一明一暗的历史文件，成为了主导日本日后整个大陆政策的基本方向。在日本公开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其实日本政府已经非常露骨的提出，当中国的政局发展，若是出现“日本权益受到损害”、“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以及“动乱波及满蒙”之时，日本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直接的反制行动，包括了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以及在中国境内出兵。而在秘密的田中奏折之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具体政策步骤，根据这个具体的政策，才能建立日本主导的“东亚帝国”，这个日本的大陆政策，更前瞻到日本的扩张，终必可能与“米国”以及“赤俄”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日本征服满蒙，进而侵略中国，是日本东亚争霸，必须克敌制胜的关键战略所在。此外田中 奏折更是在如何征服满蒙上，大作文章，从炮制满蒙的主权并不属中国的理论，一直到日本最后如何以实力介入来分离满蒙，都有政策性的指导方向。
因此，依照东方会议的结论，日本未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就是以侵略中国作为前提，而分离满蒙，则是这个侵略中国政策成败基石。所以日本政府接着又在同年的八月份，在中国的大连（或称第二次东方会议），把策略集中在如何制造满蒙分离上。从东方会议到大连会议所得的结论，已经使得日本在基本国策上，确立了由满蒙分离作为基础的侵略中国政策，而无论是日本政府、军部还是关东军，都在设法等待时机以采取实际的行动，将这个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正式地加以实现。
虽然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依照条约只有一个师团以及数个独立守备队，驻军总数最多只有两万人左右，但它却是日本的大陆政 策中，以军事行动分离满蒙的先锋军。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少壮派军官，更是把前往关东军服役，当成实践帝国扩张，完成个人志业的最佳场所，因此在关东军中服役的少壮派军官，全都是日本军官团中，最为狂热的份子以及最有野心的人士，他们毫不讳言他们的决心与企图，就是要以武力完成日本的大陆政策。
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不但在中国的东北尽其所能地制造事端与惹是生非，同时更是不断地与日本中央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建立秘密结社的特殊管道，而且这些少壮派军官，更是经常地与日本社会中的浪人，右翼的社会团体，有着非常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