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健
写在前面的话
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 切可以照旧！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 他们。毛泽东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隔绝的海峡两岸在对 峙中自然会有秘密战线的绞杀和较量。本书首次揭开了台湾间谍机构的神秘面纱，精彩地再现了共和国一幕幕 反特反谍斗争的生动场面。
第一节 覆巢之前的哀鸣
毛人凤布置潜伏
1948 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 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 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 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根据这种新情况，毛人凤开始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以便解放后这些组织能继续活动。为了加强对潜伏特务的培训，保密局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 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除接受 搜集情报的训练外，还要接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 报收发工作。全能特务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 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 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护士、教员、会计师、工 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要没有被人发觉与特 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 般由军统特务中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 的待遇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 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 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潜伏地没有解放 时，这些特务只作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的主要任务是解放 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 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 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 去作反革命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向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 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并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 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 当时毛人凤乐观地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在 美国的直接帮助下而重新回到国民党手中，最长不过一年，于是各种配制也只以一年计。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 1949 年 4 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 3 月间， 沈醉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沈奉 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 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蒋介石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 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 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 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 月间 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沈醉找人 介绍了两个医生，其中一个叫明绍武。
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 1000 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在解放后能为国民 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了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 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 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9 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 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 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 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特务派往各地。 但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训练班只好迁在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 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 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的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 城市搞暗杀和破坏部署。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 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特务家里，需 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还乡运动
1949 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国 统区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受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共产党， 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
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 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 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 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 特务头目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 别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 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国统区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 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也实在没法安置。这一 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 坚持一两年，并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国帮助下率部卷上重来，只 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可以 向共产党坦白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 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 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新政 权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 事。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国统区或台湾可以受 到奖励。回到尚未解放的地区的人，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 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共产党到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 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留下大量中共叛徒
1949 年 10 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 示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申请表，要沈醉作最后决定。当时毛人凤住在 沈家，在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沈醉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 正在和沈醉聊天，沈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他看过后再还给他。毛人 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沈醉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他们特别注意一个问 题。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 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人去劝说过。当时沈问毛人凤，为什么要 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呢？毛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 要沈醉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因为中共叛徒去台湾有 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地跟着国 民党。加之有些中共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 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台湾后，当局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 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下这批人在大陆的 好处就太多了。由于蒋介石采取这一措施，解放前夕在重庆出卖江竹筠、王 朴等近百名地下党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某，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 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 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曾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 到将官级的前张国焘的秘书，也没能逃往台湾。此外，未能逃到台湾的中共 叛徒，有作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副处长的，有任业务处 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等。
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
1949 年 12 月 12 日，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时刻。 这天中午，毛人凤及蒋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拿着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和一大叠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的委任状，从 蒋介石卧室里出来，匆匆往楼下的一间临时机要室走去。这项“应变计划” 是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后由毛人凤亲自起草、拟定的，前后酝酿了整整半 年，其中的一些措施，早在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之时就已经着手进行部署和 安排了。毛人凤在重庆期间，曾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 划”，叫大家充分作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并从速 作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 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余万选可以成 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 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 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 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是有把 握的。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沪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 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毛人凤拟定的“应变计划”是一项国民党在地下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行斗争的政治动员令和组织大纲。而那些委任状，则属于这项“应变 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由国民党“行政院”正式委任的在全国各大区以及各 主要游击区的负责人和主要领导人。经蒋介石签署后，将通过秘密电台发往 全国各地的潜伏组织和武装特务。这也是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的计划 和措施。“应变计划”称，“为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总体游击战之计划，按照当前全国特定情形，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总部暂时设在台北”，并在大 陆设 5 个“勘乱区”：第一是西南区，主要负责人何应钦；第二是西北区，主要负责人马步芳； 第三是华北区，主要负责人李玉堂； 第四是东南区，主要负责人郑介民； 第五是华南区，主要负责人薛岳。“应变计划”规定，这 5 个区“直接统归中央行政院领导，并受驻台北 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指导”。除上述五个“勘乱区”外，“应变计划”中还策划在各地建立 15 个“重 点游击根据地”。它们分别是：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辖“太湖游击纵队”4 个师，并“曲线救国新编 第一军”，纵队司令胡伯龙，参谋长季家振。湖北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辖“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一个军，军长汪 宪，参谋长袁成英。浙皖边游击根据地，辖“浙皖边区游击挺进纵队”一个军，并“浙边支 队”、“皖边支队”各一个师，纵队司令徐振东，副司令徐建中。豫西游击根据地，辖“豫西剿暴总指挥部”两个军，并“黄河”、“绥 远”两个特工大队，总指挥卢民。赣南井冈山游击根据地，辖“井冈山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一个军，并 “翠微峰独立支队”，司令黄镇中。湘西游击根据地，辖“湘西反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军，并“新一师”、 “新二师”，军长陈子贤，“新一师”师长杨兴周，“新二师”师长余适。 湘鄂川边龙山游击根据地，辖“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暂编第二军，并5 个直属支队，总司令翟波平。 广西瑶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游击联军”暂编第四军，并两个交警大队，军长黄品琼。 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一个军，及九个县自卫大队，总司令苟正康。 黔东北游击根据地，辖“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暂编第九军，军长史肇周，副军长吴登云。 川黔湘鄂边游击根据地，辖“边区人民反共自卫联军”四个师，及十一个自卫团，总司令陈全，副总司令陈长捷。 川南游击根据地，辖“西南剿共救国纵队”两个军，并新编第七师，第一军军长也占武，第二军军长欧阳祥林，新七师师长吕振华。
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辖“云南人民救国义勇纵队”一个师，并三个大 队，师长杨永寿，大队长王跃云、龙绳曾、李云聪。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辖“三边绥靖反共司令部”四个师，总司令周迅宇，副总司令刘野樵、傅秉勋。 武当山游击根据地，辖“鄂陕边人民自卫军”一个军，并新编第五、第八军，总指挥王凌云。
“应变计划”还对这些“游击武装”布置了具体任务，“一是要保存， 二是要扩大，三是要进击”。要求他们“各自为战，苦撑待变，尽力避免不 利行动。生存就是胜利，坚守就是胜利。同时，积极吸收和引导、组织过去 我所留之各种地方武装、警察、绿林武装，等待一切机会，留心一切机会， 创造一切机会”，并“利用当前社会问题制造事件”，积极主动地进行“灵 活的斗争”，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