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 4 月 18 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 4 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 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 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 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 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 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 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的。他说：“我们并不 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 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 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 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虽然中国的 要求完全是正义的。这篇不到 5000 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 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标 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 恩来则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 3 个 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 4 月 20 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 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 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 下，以致又有入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到了最后一天（4 月 23 日），又是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入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 上最重要的讲话”。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 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 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 这个词儿。”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 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 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 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 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 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 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 4 月 19 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 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 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 争论。”4 月 23 日，周恩来在巴基斯但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 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 8 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 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云集万隆的各国记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 4 月 22 日早晨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 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 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 疑惧。罗慕洛在 1956 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 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 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 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 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兢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 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 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 人。”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 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8 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 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 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 1955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 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但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 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 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 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 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 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 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 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 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 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 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 4 月 24 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 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 8 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 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 恩来连旱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 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 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 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 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 从上午 8 点一直争到下午 6 点半（中午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 点心），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 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 “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 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 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 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 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 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 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 6 点 35 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 9 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 会和亚非会议 5 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 地，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周恩来略略休息了一会，11 点半，又在驻地会见 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 的问题。零点 30 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 5 点，周恩来这才上 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 8 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 高碕达之助， 10 时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 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 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 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 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时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 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 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7 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 的贡献。在这 7 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 7 天 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 16 次，会客约谈 10 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 15 次。此 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 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 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 天他共睡 13 个多 小时的觉。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 “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 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 心底埋了 22 年，直到 1977 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 炸事件发生后，4 月 15 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 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 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 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 5 月 9 日和 5 月 15 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 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 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 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 当局才不得不于 18 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 5 月 18 日至 6月 1 日，他们先后传讯了 88 人，其中拘留了 19 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 有关系的人员 8 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 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 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 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 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 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 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 12 时 15 分， 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 6 时 30 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 100 海里处上空 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 3 人遇救 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 5 月 18 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 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 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 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