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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问他军调处工作的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 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个小时。以后据毛向人说，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发生摩擦，一向很少过 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 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 几倍时，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减人员，并认为这个摊 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 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郑口头上虽然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 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 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 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 走，蒋介石派唐代理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一 定在蒋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不放心，才叫唐来代理。唐也看出郑的用意， 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人凤主持。从这时起， 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郑在重庆只停留 4 天便又去北平。这时，沈醉恰由南京收拾戴笠等尸体后回到重庆，便去郑家向他报告戴死的情况。当郑听到戴死后在南京附近江 宁县山上暴尸 3 日被大雨冲洗的情况，不免有点兔死狐悲之感，非常生气地 说：“真太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 死在南京附近 3 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这让别人知道了真是闹大笑话！” 郑的老婆在旁边插嘴向沈醉要戴笠在上海、南京、汉口准备的房子、汽车等 东西。郑既不制止，也不表示同意，只装作没有听到一样。直等他老婆要这 要那要完之后，才继续指示沈醉赶紧清理各地接收的产业，免得各地特务趁 戴笠一死便鲸吞接收的财物。郑回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 3 月底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 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4 月 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 局局长。5 月初，沈醉和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到北平清查军统接收的财物 时，郑见到沈醉还余怒未息，说重庆方面有人在胡闹，为什么要公布他当局 长的消息，这对他的工作将增加多少困难。沈醉了解到这消息是中央社记者 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得到的，便向他解释了一番。郑虽已接到毛人凤的复电， 但还是那么生气，这在他平日是极少有过的表现。那天郑和沈醉一同吃饭时 还在说：“如果政府派一个军统局局长来和共产党搞和谈，这会给人一个什 么样的印象？”好像在这消息公布之前。共产党方面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军统 特务头子。郑在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诬蔑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1946 年 2 月 21 日，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这样一个组织，去 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请愿。这个“请愿团”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 地主恶霸为基础，是通过郑指使军统北平站以及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去进 行组织和鼓动起来的，并且派有大批特务、帮会流氓分子混在其中，有计划 地去进行捣乱。特务们对这些逃亡的地主恶霸进行煽动，说中共不肯把军队 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应当去找中共算帐。这 些逃亡到北平的地主恶霸们看到有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处 大门口，乱喊乱叫，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等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 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 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的指使下，不容分说一齐冲入中 共办公室乱打一阵。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些不重要的 东西。在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暴徒 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室等捣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当天，军调处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 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 干的，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 当时连美国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他们明知这事与郑介民 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要采用这种办法。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 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5 月间的一天，沈醉和廖华平在郑介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 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 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沈醉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中共住在北京饭店的 工作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 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 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让中共丢脸。七、八月间， 沈醉又一次来到北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 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能找出中共在北平人员的毛病，而采取了种种监视 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统在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北平的中共人员的， 站长经常要向郑汇报情况。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处结束后才 停止活动。郑在军调处工作期间，和美国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他 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时，总说这问题 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 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 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忠实， 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 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 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 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 强应付一下场面。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的身上，好像只 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 现。军调处工作结束，郑发表了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 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 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给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 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 蒋介石知道。
反共又畏共
1946 年 10 月 1 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 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 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 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公布，而保密局却拖了 3 个 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 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 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 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令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 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 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 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 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 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 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 年 6 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 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处工作的情况。他 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 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山东晏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处 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处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 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 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 攻。这年 9 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 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翔之到了北平后，报告案情 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 10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的军 事进攻，对在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 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党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 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做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 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 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 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 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 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 11 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 挥的。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 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 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 知道这事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 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 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 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道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 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 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 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 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 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 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 20 余人被捕，抄出大 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 1000 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 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还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 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 10 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 员，上下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的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 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 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 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 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 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 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 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 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