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 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 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 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毛人凤曾说过，如果不是蒋介石一 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 毛说，郑只是做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 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他 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 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 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 “老滑头”。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 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理事有：社月笙、杨虎、杨 庆山、向海潜、范绍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 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 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 个有力的外围组织。 1947 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 CC 派对这个组织大 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 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 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 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 军统出过不少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都 送到重庆保护起来，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 戴都置之不理。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 交由法院审办。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了解周佛海 过去对国民党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郑推说：“要由领袖（蒋 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1947 年 2 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 4 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 郑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 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 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 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 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 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此案的态度。这案 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 40 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 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 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 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 3 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 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 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 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 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 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 “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 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国民党驻印度加尔各答领 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郑的老婆也经常 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 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 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带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 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 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 动手。1946 年 5 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沈醉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 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 清册。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 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 你向他去要。”廖华平和沈醉当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 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 基本上没有出入，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 “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帐就这样马虎了 事。1946 年夏天，沈醉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平发来的急电，叫他立即赶回 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沦沉没。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 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沈醉，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一 定把她母亲的棺木找到。沈醉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 面连夜赶回重庆。沈醉于 3 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 回了唐家沦，沈醉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 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才知道，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 鸦片烟土。沈醉回到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他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 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 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沈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 柩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去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 她兄弟的任何表情。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 2000 辆 10 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 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 5000 大桶。 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 抗战胜利后帮助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 造办公大楼，和沈的关系也很好。陆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 加购 1000 桶，随同运往重庆。沈则以公文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 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 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桶美国 汽油，只按官价付 50 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 53 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 黄金 1 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桶汽油可卖黄金 2 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 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沈醉去听电话。郑在电话 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帮助陆购汽油 1000 桶，随军统 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沈当然得答应照办。第二天，沈向毛人凤说明情况， 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 6500 桶。沈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 500 桶，并叫陆 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在结帐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 1000 多两黄金。1947 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 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有地好几 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 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至于郑介民做 50 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 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 郑介民在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 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 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 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 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 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了“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 只是丢掉了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 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 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 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 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 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受美金蒋介石置疑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鉴于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特于1954 年成立“安全局”。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所有“中统”“军 统”，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二组”“六组”统在该局控制之下，而在上面负 责领导责任者则为国防会议秘书厅。这样，情报系统完全划出党政机构之外， 而直属最高当局了。郑介民任“安全局”局长后，曾到香港一趟，与美方高级官员有所洽商， 后者告诉他，过去台湾特务人员以较多注意力来对付“第三势力”分子，这 是不对的，应该改弦易辙，有所更张才行，郑唯唯听命。事后美方人员对郑 很有好感，认为他识大体，非其他凶神恶煞的负责人员所能企及，遂寄以厚 望，视为应该争取的主要对象。
后郑介民应邀赴美，商谈情报交换事宜，美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交给他1000 万美金，作为他个人额外开销，郑不敢收，对方坚持再三，始拜领而归。 郑介民一到台北，即将此款交最高当局，并陈始末，以示清白。当局表面嘉 其忠贞，仍令携回，以备不时之需，但当局认为郑接受美国的收买，从此对 他另眼相看。郑介民也知其然，遂以心脏病为由，从事长期休养，所有“安全局”对内外一切事务悉由副局长陈大庆负责主持。但情报系统如有三长两短，蒋介 石仍惟他是问，所以他的如临深渊履冰薄的日子很不好过。
遭痛骂猝然病故
这时，台湾出现了一个台独领袖，欲取蒋介石而代之。 这个领袖名叫黄阳辉，据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公布，说他是共产党，其实毫无根据，他的真正底牌是东京“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正前锋。 早在廖文毅在东京就任“台湾共和国大统领”之时，黄阳辉即奉到“密令”在台湾南部发展组织，联合台湾青年，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 号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作，经过近 3 年的努力，在南台湾一带，俨然成 为一大危险势力，前后吸收成员近千人。黄不但自任党魁，而支持他的人来 头也不小。这从他的活动费完全是美钞即可知之。此事远溯到一年之前（1955 年），黎复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著 文，声言台湾非有一个“反对党”不可，又指责青年、民社两党曲阿取容， 不配称政党。此时，黄阳辉之“共和党”已开张大吉，但参加者不多。
1959 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 50 州，华裔之共和党员邓友良成为美国会议 员，黄阳辉乃宣传，此一个“共和党”即美国共和党之支系，将来台湾成为 美国第 51 州时，凡党员均有邓友良第二资格。因而参加者顿时热闹起来，不 少台湾籍名流，亦厕身其籍了。黄是廖文毅之助手，经常通过美方之手给予指示。这“台湾共和党”是廖文毅的地下组织，自不在话下。 郑介民主持“安全局”，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美国，可是也最难，因美国在台既有特权，他所干的事因有特权掩护，不易对付。对黄这一个秘密，郑知得太迟与太少。1959 年 8 月 12 日，才在高雄把“共和党”30 人拘捕， 黄当时逃入美方人员住宅，数日后逃出，“安全局”人员追及，黄竟敢开枪 拒捕，伤后始俯首就擒。及 11 月 30 日，有美国人探监，黄随之失踪。此事使蒋介石大为愤怒。 12月 10 日，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