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
“当然。所有的护照都有照片。哪有移民局官员不能收买或者欺骗的？在护照管理室十秒钟，一张照片的照片。办法是有的。不，他们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
“我想是的。”
“而你，”达马克继续说，“刚才还对我些别的事。是的，你应该给我很好的酬谢。”
“我对你说过些什么？”
“你护照上的名字不是贾森·伯恩。你是谁，先生？”
贾森没有立即回答；他又在转手中的酒杯。“是一个可能给你一大笔钱的人，”他说。
“完全足够了。你只是位姓伯恩的客户。而我必须谨慎行事。”
“我想要纽约的那个电话号码，能给我弄到吗？会给你一笔可观的赏金。”
“但愿我能，我看没有办法。”
“卡片上可能有痕迹。用低倍的放大镜就行。”
“我说了消掉，先生，不是划掉，是消掉——它被裁掉了。”
“那么还在苏黎世的什么人手中。”
“或者已经毁掉。”
“最后一个问题，”贾森说，现在他已急于离开。“它正巧关系到你，是唯一能使你得到酬金的途径。”
“这个问题当然只好听一听。是什么？”
“如果我不打电话就在瓦洛阿露面，事先也没有告诉你说我要来，你是不是要再打个电话？”
“是的。不能不理睬，那张卡片，它是有权势的董事会会议室发出来的。谁不理睬它就丢掉饭碗。”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拿到我们的钱？”
达马克噘起嘴。“有个办法。缺席提款。填好表格，书面指示，由一家正式的法律事务所证明和鉴定，那时我就无权干涉了。”
“然而你还是要打那个电话。”
“那是时间问题。如果一位曾同瓦洛阿多次打过交道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譬如说要求我准备若干张支取一笔他已经证实手续完备的国外汇款的本票，我一定照办。他会说他即将把填好的表格和不记名支票送来，这在税收太高的今天并不是罕见的做法。一个信使会在业务最繁忙的时间带着那信件前来，我的秘书——一位可尊敬和可靠的多年雇员——会直接把表格拿进来给我副签，信由我签名。”
“毫无疑义，”贾森打断。“同另外一些需要签字的文件一起。”
“对了。然后我才打我的电话，也许在打电话的时候目送那信使带着他的公事包离开。”
“你是不是凑巧想起巴黎哪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或者某位律师？”
“巧了，我正好想起了一个。”
“要多少钱？”
“一万法郎。”
“很贵。”
“一点也不贵。他从前是法官，有身份的人。”
“你呢？我们来商量一下。”
“我说过我这人通情达理，由你来决定。既然你提过五位数，从五开头，五万法郎。”
“太棘手了！”
“你干的事也一样，不管你干了什么，伯恩先生。”
“秘密卡片，”坐在窗旁一把椅子上的玛丽说，黄昏的夕阳正好反射在蒙帕奈斯大街漂亮的建筑物墙上。“原来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方法。”
“精采的在后面——我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贾森从柜子上拿起酒瓶倒了一杯酒，走到床边坐下，面对着她。“你想听吗？”
“没有必要，”她回答，望着窗外，若有所思。“我完全知道它来自何处，意味着什么，它使人愤慨，仅此而已。”
“为什么？我以为这是你料想得到的。”
“结果不奇怪，但是手段没想到。卡片是对合法性的一种古老的侵犯办法，现在几乎只有欧洲大陆的私人银行还在使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早已在法律上禁止使用。”
伯恩回想起达马克的话，重复了一遍。
“‘它是有权势的董事会会议室发出来的’——那是他的原话。”
“他说得对，”玛丽望着他说。“你知道吗？我知道在你的账户上有个记号。我推测有人受贿提供情报。那不是不寻常的事，银行家们并不是封在圣徒胶列的人。但这情况不一样。在苏黎世的那个账户从一开始建立就把卡片作为部分活动办法。你凭自己的常识也可以想到。”
“纹石七十一号，”贾森说。
“是的。银行老板必须同纹石配合一致。从你的存取权限看来，你可能本来也知道这个内情。”
“可是有人被收买了。康尼希。他用一个电话号码代替了另一个。”
“他拿到的钱不会少，我敢肯定。他可能坐十年牢。”
“十年？够严的。”
“瑞士法律就是这样严格。他至少是发了一笔小财。”
“卡洛斯，”伯恩说。“卡洛斯……为什么？我在他眼里是什么人？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个名字，但什么结果都得不到，什么也没有。只是……嗯……我不知道，什么也没有。”
“可是有一些，是不是？”玛丽探过身去。“是什么，贾森？你在想些什么？”
“我没想什么……我不知道。”
“那么你感到了什么。是什么？”
“我不知道。恐惧，也许……愤怒，紧张。我不知道。”
“集中思想！”
“该死的，你以为我不在集中？以为我没有集中？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伯恩板着脸，对自己的发作感到恼火。“对不起。”
“不必。这些是你应该寻找的提示和线索——我们必须寻找。诺阿港里你的医生朋友说得对，有些事情会令你联想起一些情况，象你自己说过的，一板火柴，一张面孔，或是餐馆的店面。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事发生。现在，是个名字，一个你躲避了将近一星期的名字。你把过去五个月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了，直到最微小的细节，可是你从来没提到过卡洛斯。你应该提到，可是没提。这一点的确对你有意义，你不明白吗？它在搅动你的内心，你内心有东西想冲出来。”
“我知道。”贾森喝了一口酒。
“亲爱的，在圣日耳曼大街有一家有名的书店，是一个杂志爱好者开的。店堂里堆满了过期的杂志，成千上万册。他甚至象图书馆管理员一样把它们的刊名编成目录和索引。我想查查卡洛斯是不是也在索引里。你愿不愿意去查？”
伯恩感到他的胸部剧痛起来。这与他的创伤无关；是恐惧。她看到了；而且也有所理解；他感觉到了，但是不理解。
“在巴黎大学里有过期报纸，”他说，抬起头注视着她，“其中有一份使我在一段时间里高兴得上了云端，直到我思考了之后。”
“发现了一个谎言。这很重要。”
“可是现在我们不是要寻找谎言。是不是？”
“对，我们要寻找真相。不要害怕，亲爱的，我不怕。”
贾森站起身来。“好，把圣日耳曼排上日程。现在，给大使馆那个人打个电话。”伯恩从衣袋里拿出写着电话号码的纸巾，上面还添上了从玛黛琳路银行开走的那辆小汽车的牌号。“这是达马克给我的号码，还有汽车牌照号码。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行。”玛丽拿了纸巾走到电话旁边。电话机边上放着一个活页笔记本，她拿起来翻开里页。“在这里。他叫丹尼斯·考勃利尔。彼得说他今天中午打电话给他，巴黎时间。这人可以信赖，是大使馆里最能干的参赞。”
“彼得认识他，是吗？不是只知道名字而已？”
“他们是多伦多大学的同学，我能不能从这里给他打电话？”
“当然，可是不要说你在哪里。”
玛丽拿起电话。“我对彼得怎么讲，对他也怎么讲。我正要搬旅馆，可是现在还不知道云哪一家。”她要了外线，拨了座落在蒙塔古路睥加拿大使馆的电话。十五秒钟后她同丹尼斯·考勃利尔参赞通话了。
玛丽几乎立刻就谈到了她打电话的意图。“我估计彼得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可能需要你帮忙。”
“还不止这一些，”考勃利尔回答，“他说你在苏黎世。他讲的话我不敢说都明白，可是我领会了他总的意图。似乎当今金融界手法又多又复杂。我能帮你些什么忙？”
“我有个牌照号码和一个电话号码，都是巴黎的。这个电话号码没有列入电话簿，如果我打电话过去可能尴尬。”
“念给我听。”她念了。“男子汉就是男子汉。”考勃利尔引用他本国一句老话。“我们在几处极好的地方有几个好朋友。我们经常彼此帮忙照顾，通常是在麻醉品方面，可是我们大家都很灵活。明天同我一志吃午饭好吗？我尽量把所有的材料带来。”
“我很愿意，可明天不行，要同我一位老朋友一起。另找时间吧。”
“彼得告诉我，我如果不坚持就是傻瓜。他说你是位了不起的女士。”
“他人很好，你也是。我明天下午再给你打电话。”
“好。我这就去办这件事。”
“明天再谈。再次谢谢。”玛丽挂上电话，看看表。“我再过三小时打电话给彼得，别让我忘了。”
“你真的认为他这么快就有了消息？”
“他会的。他昨晚就挂电话给华盛顿。正象考勃利尔刚才说的，我们彼此之间有来有往，给予方便。这里一条消息换那边的一条消息。我这里一个人名换你那里一个人名。”
“乍一听象是出卖。”
“恰恰相反。我们是同金钱打交道，不是导弹。那些不法流动资金和避开保护我们大家利益的法律，除非你要让阿拉伯酋长拥有格鲁曼飞机公司，那么我们就要谈论导弹……在他们离开发射架之后。”
“我反对，谨此声明。”
“明天早晨第一件事是云找达马克的人。考虑一下你要提取多少。”
“全部提光。”
“全部？”
“对。如果你是纹石公司的经理，在知道公司户头上短了六百万法郎，你会怎么做？”
“我明白了。”
“达马克说可以用不记名支票。”
“他说的？支票？”
“是的。有什么不妥吗？”
“当然不妥。支票的号码会打印在伪磁带上分发到各地银行。你必须拿支票去银行提款，那时定会遭到拒付。”
“他是赢家，是不是？他从两面收钱，我们该怎么办？”
“同意他所说的一半——不记名那一部分。但不是支票。债券。不同票面价值的不记名债券。通过经纪人卖掉它们容易得多。”
“该酬劳你一顿晚饭，”贾森说，伸手触摸她的脸。
“我努力挣我的生活费，先生，”她回答，抓着贴在她面颊上的他那只手。“先吃晚饭，然后彼得……再到圣日耳曼街的书店。”
“圣日耳曼街的书店，”伯恩重复一遍，疼痛又出现于胸部。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这样害怕。
他们离开卢阿士贝街上的一家餐馆，走到弗季劳路的电话局。大厅内有许多用玻璃隔开的电话间，中央一个很大的圆形柜台，那里的办事员给填单子并指定打电话的人进哪一个小间。
“线不忙，夫人，”办事员对玛丽说。“您的电话只要等几分钟就可接通。第十二号，请。”
“谢谢。十二号？”
“是的，太太，就在正对面。”
他们横跨拥挤的大厅走向对面电话间的时候，贾森挽着她的胳膊。“我知道了为什么人们要使用这些地方，”他说。“它们比旅馆的电话不知道要快多少倍。”
“那只是原因之一。”
他们刚走到电话小间，点着香烟，就听到里面呼起两下短促的铃声。玛丽开门进去，手里拿着她的活页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她拿起听筒。
六十秒后，伯恩惊讶地看到她盯视着墙壁，脸上没有一丝血色，面色惨白。她开始惊呼，手提包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落在电话间地面上；笔记本钩在壁架上，铅笔折断在她手里。他急忙冲进去；她几乎晕倒地地上了。
“我是玛丽·圣雅克，在巴黎，丽沙。彼和在等我的电话。”
“玛丽？啊，我的天哪……”这秘书的声音渐渐变弱，代之以她背后其他人的声音。激动的声音，可是有只手捂住听筒，不让它太响。随后又是一阵衣服的沙沙声，听筒给另一个人接了过去。
“我是阿伦，玛丽，”部门的第一助理局长说。“我们都在彼得的办公室。”
“怎么回事，阿伦？我的时间有限；我可以同他讲话吗？麻烦你了。”
片刻的沉默。“我希望减轻这件事给你的痛苦，可是我不知怎么说好。彼得死了。玛丽。”
“他……他什么？”
“警方几分钟前打电话来；他们正往这里来。”
“警方？出了什么事？啊，上帝他死了？怎么回事？”
“我们正在综合各方情况。我们正在研究他的电话本，可是不能动他办公桌上的任何东西。”
“他的办公桌？”
“笔记本或者备忘本，诸如此类的东西。”
“阿伦！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就是这些——我们不知道。他没告诉任何人他当时在做什么；我们只知道他今天早晨收到两次美国打来的电话——一个从华盛顿，另一个从纽约。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告诉丽沙说他要去机场接一个人，没说是谁。一小时前警方人员在一个货运隧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非常可怕，他被枪杀了。在喉部……玛丽？玛丽？”
那凹眼睛白胡子的老人跛行到昏暗的忏悔间，不停眨着眼睛，尽力注视半透明帘幕背后戴着头罩的身影。这个八十岁的送信人视力很差，但是头脑清楚；那是最重要的。
“安吉勒斯·多米尼，”他说。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戴头罩的黑影低声说。“日子过得安逸吗？”
“日子不多了，可是过得很安逸。”
“好……苏黎世？”
“他们找到了贵山码头那个人。他受了伤。他们通过黑道上熟悉的一个医生找到了他，追问后他承认想强奸的女人。该隐回来找她。他是该隐打伤的。”
“那么这是预谋的，那女人和该隐。”
“贵山码头那个人不这样认为。他是在列文大街带走她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
“他是个蠢货。是他杀了守夜的？”
“他承认了；为自己辩护说，为了逃脱对方没有别的办法。”
“他不必辩护；那也许是他所干的最聪明的一件事。他的枪有没有丢？”
“您的人找到了它。”
“好。苏黎世警察局有个总监。那把枪一定要给他。该隐不容易找，那女人好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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