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公益事业吗？乡财政支持一下有什么不对？”
“问题在于这是外商经营性的投资，我掏钱等于给她个人送礼。”
“秉贵，不是我说的，你就是死脑筋！老是跟自己较劲。农民利益，就你维护农民利益？就你原则？柳王明官比你大，道理比你懂得多，你看他活得比你潇洒。论能力，论德才，论品质，你都比他强。他从一个司机，爬到了市长的岗位。他有用不完的钱，像换衣服一样换女人，白天坐在市长办公室指挥公、检、法，晚上可以指挥一群黑社会流氓。出门前呼后拥，出口说一不二，市里的局长，县里的书记、县长见面差不多都喊他爹，上至省里甚至更上层都有人为他撑腰，凭什么？这都是讲原则的结果？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结果？”
茅秉贵听着心里有些震撼。
“市里两个头，李树生是个好干部，正派，有水平，按原则办。可吃不开，人家怕他的原则，惹不起躲得起呀。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柳王明正好相反，吃喝嫖赌，索拿卡要，欺上瞒下，笼络人心，反到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我敢保证，要民意测验，他会得高票的，信不信？”
生死博弈 二十一（4）
茅秉贵是最基层的干部，也知道一些基层的反映。他同意朱春平的一些评价。
“秉贵，别傻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丢掉原则，面对现实。我原来也看不惯柳王明那一套，可我看不惯有个屁用！人家照样当他的市长。我一想不对，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得调整思路。我就帮他办了一点小事，咳，这人还真讲义气。”
其实，朱春平不过派人跟踪李宜德，发现李宜德回家看老婆是假，到李树生家打“小报告”是真，无非是把柳王明在云坊的活动情况给李树生汇报。他庆幸自己没有在柳王明面前说什么出格的话。第二天，朱春平把跟踪李宜德的发现报告了柳王明。博得了柳王明的好感，算是买到了柳王明的“船票”。那天，柳王明和他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告诉他，老朱呵，你能这样做，证明你是真心支持我柳王明的。我今后一定不会亏待你，有什么你就找我。我柳王明说到做到，你放心。柳王明还特意送他到电梯门口，这是身边工作人员不多见的。
在朱春平的开导下，官山的征地算是拿下来了，茅秉贵倒头在家里睡了两天好觉。也不知是柳王明故意“显灵”，还是巧合。第三天上班，刚进办公室，区委组织部来电话，说是区委领导要找他谈话。让他交接镇里的工作，准备到教委任主任，等区人大通过后正式上班。说心里话，茅秉贵也有过几次工作变动，但任何一次变动工作都不如这次别扭。他总把自己的所为，同报纸上天天揭露的卖官买官联系起来，好象报纸上那些话是针对他茅秉贵讲的。一想到这，他心里都有些发虚，自己感到恶心，总觉得背后有人向他吐口水。
现在，让他难受的是朋友们凑的几万块钱怎么还。这时他又想到了朱春平，他鬼点子多，见的世面多，他要再去求教于朱春平。正好朱春平说要来看看老人家，让他在家里等他。
“哈哈，你就算了吧，还什么？当我们几个同学扶贫，把你从苦海里捞起来了吧。”
“你别开玩笑了，几万块钱就那么‘烧’啦？”
“凭你那一千多元的工资，要孝敬老娘，还要养老婆，这辈子你还得了吗？”
“那你让我欠朋友一生的人情债，叫我一辈子不得安生？”
两个人聊了一会，又哄着老太太，说长寿的人才会常常“三病两痛”，从来不生病的常常一病不起。老太太一定会好起来，会活到一百岁。
朱春平又看看他的家，看看家里的用具，摇摇头，半是赞叹半是嘲弄，“秉贵呀，乡书记也当了七八年了，家还是没有变，不容易呀。”
“一个乡干部，一月几百块的工资也常常拿不到手，一家子人要吃饭。老百姓穷得那样，我就是想受贿，也没人行贿呀。比得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哪。”
“这可是你说的？你不是怕欠人情债吗？”
“怎么啦？”
“我给你出个主意。教委主任是个很多干部都‘眼红’的位子，招生，分配，转学，择校，求的人不少。周旋得好，决不亚于我这个民政局长。你手里也管着大大小小的一批干部，你工作一段后，要调整一下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
“调整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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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开个全体干部大会，把调整班子的风放出去，然后酝酿一段时间。”朱春平使了个眼色，诡秘的一笑，一转身，“我走了。”
茅秉贵心头微微一震，也没说什么。茅秉贵上任一个多月，跑了区里三所中学，七所小学，还有几个事业单位。他也感到一些单位的班子急需要调整，但调整是要把工作搞上去呵。三个月后，茅秉贵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着手调整教育系统的班子，组织考察，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反反复复。历时近一个月，茅秉贵的家里热闹起来了，进进出出，前客让后客，汇报思想的，受朋友之托举贤荐能的，自己上门大言不惭、理直气壮要提拔的，拐弯抹角要到好单位的。各色人员，轮番表演。无论什么人，都没有空手的。老茅俩口子，开始是好言相劝，拉拉扯扯，甚至提着礼品追出门外。但不管你怎么推，最后都被各种理由推了回来。最让你推不出来的理由：“看看病中的老人，不过分吧？”后来，老茅也就算了，弄得家里吵架似的，隔壁邻居听了还不知到发生了什么。这一轮“班子调整”，老茅磨嘴皮子，挑灯夜战，在各种各样的人物中周旋，人瘦了一圈，口袋鼓了一圈。经过一番算账，除了收回当教委主任投入的“成本”外，还结余了二万多元。他虽然卸下了压在他身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同时又背上了沉着的心理负担。
生死博弈 二十一（5）
他想起了柳王明，想起了朱春平，心里在骂，这世道，这世上的人，真是“操他奶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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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博弈 结尾（1）
结尾
四十三
当柳王明陶醉在书记梦境的时候，张力维正在北去的列车上，华北平原夜幕下的田野，在车窗外放电影似掠过，车厢内已经此起彼伏的鼾声响起。车轮有节奏的声音在深夜更加清晰，更加强烈。
列车员两次来到张力维卧位前，帮他拉下窗帘，都被张力维重新撩了起来。他贪婪地放眼窗外，凝视黑黝黝的原野，阡陌、田野、村舍、树林，影影绰绰连成一片，皮影戏般的在眼前飞过。他要逃离车厢内的现实，置身谧静的夜空，使包裹太久的思绪在夜空中得到从容的舒展。此刻，他感到自己的心紧紧吸附着列车，在黑夜里飞驰――。
昨天，他向王道广请假，要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王道广爽快地同意了，并且帮助他圆满了参加会议的理由。
“是嘛，作为发展研究中心，要常常参加一些全国乃致世界性的学术会议，这才能够开阔研究思路和视野，才能出成果。你们应该多出去走走，结合新阳的发展，有目的性地考察国内外一些发展快的典型，给市政府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谢谢主任关心。”
“你别客气，凡是要我做的，你只管招呼一声。同事嘛，互相关心就是了。再说，柳市长是特别看重研究中心的工作，对你寄予厚望。我更是义不容辞了。”
王道广讲的是实话，他虽然对柳王明社会交往、朋友圈子、日常工作、了如指掌，但也难免有疏漏之处。张力维的出现以及他在柳王###目中的地位，一直是王道广心中的迷。他只知道张力维是黎颖推荐的，只知道他是黎颖一个系统的，至于他同黎颖是个什么关系，深到什么程度，他还不得而知。他隐隐约约感到柳王明对他不一般，以王道广的观察，显然，张力维现在这个安排，是花了相当代价的。柳王明专门为张力维设立了一个机构，既讨好黎颖，也同张力维之间实现“买、卖”两清，谁也不欠谁的。他也深知发展研究中心的狗屁“重要”。
作为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力维的身份有些特殊。这是一个副县级机构，让张力维当副主任，不需要通过市委常委会讨论，柳王明可以给刘茂盛打个招呼就能办到。机关的干部都知道张力维是作为特殊引进的人才，又有柳王明这棵大树作为后盾，自然都会刮目相看。所以在不知深浅的浑水中，王道广对张力维也有点“含糊”，张力维“研究”什么，都由他自己作主。这样的条件给了张力维很大的自由空间，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近距离接触柳王明，并顺理成章地以工作的名义，掌握和了解他的犯罪事实，他为自己计划的胜算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也为告慰九泉下的母亲走出了顺利的一步。
张力维的目光由近而远，由地上而天空，一弯残月时而出现在厚重的云层里，依稀看见天际的乌云在流动，在组合，在变化，出现一些不同的画面，他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突然，两片乌云汇合，中间留了一张口，淡淡的月亮作为底衬，从口里发出一片惨白的亮光，这副构图使他心头一震：这很象妈妈临终前留给他悲惨的一笑。
何菊芬咽气的时候，张力维双腿跪在她枕边，右手挽在她的脖子上，母子在进行着诀别的对话。
邻居大妈、大婶站在床前。妈妈无力地睁着眼睛，对床前的大妈大婶断断续续地说，“力维还小，寒暑假难免要回来看看。看在多年邻居的份上，孩子来了，你们给他口水喝。”
力维左手紧紧攥着妈妈冰凉的右手，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你是好人，放心，我们会招呼好孩子的。”
“那－就――好－好。”
妈妈艰难地移动着眼珠子，“力－维，妈－这辈子－没－没别的，只望――你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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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艰难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你要给妈－争－气，别跟他――”。
“嗬――嗬――”。一口浓痰在她喉头艰难地转动，又停住了，只见何菊芬一双黯然无神的眼睛睁得忒大，大得让人脊梁发凉，从此就再也没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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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博弈 结尾（2）
何菊芬看透了儿子的心思，她知道他言语不多但极有心计，顽强而不张扬，主意定了谁也难以改变。她致死不放心的是张力维咽不下这口恶气，要同柳王明斗下去。一个涉世不深的毛头小子，怎么也不是一个恶棍的对手，何况冤冤相报何时了？妈妈是满怀着悲伤、充满着遗憾、一万个不放心地离开了人世。
何菊芬被柳王明投进监狱后，因为是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所贪污的又是救灾经费，性质恶劣。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因为她在狱中改造的表现，减刑一年。
出狱后的何菊芬走进的是一个冰冷寂寞的家。门框、窗户上破残的蜘蛛网在风中摇弋，推开厅门，黑暗狭窄的厅堂，一张小方桌上摆放着丈夫围着黑纱的遗像。一股幽怨阴森的气氛在她身边迅速包围了她。她没有眼泪，眼泪在狱中已经流干。儿子离家前已经把屋里收拾得很整洁，床铺上被褥卷在靠墙的一端，蒙上了床单。五斗柜、写字台、三条腿的沙发都用废旧报纸盖着。儿子知道妈妈爱整洁，收拾得很细心。满屋子灰尘，依稀可见的鼠粪，玻璃窗上的雨痕抹去了小屋曾经有过的温馨。五年的岁月对于人生不是太长，而何菊芬却是环地球走了几周那样遥远，使她从人间走到了地狱，一个女人该有的，现在她都失去了。二十多年相濡以沫的丈夫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不忍心拖累自己的孩子，在张力维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从容地吃了一瓶安眠药，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出狱后的何菊芬，生活过得异常艰辛，没有工作，断了生活来源。儿子远在北京，何菊芬的弟弟妹妹都劝她回县和父母一起生活，她不忍心自己这副样子给老人家难堪，也不能再拖累自己的弟妹，都是有家室的人，一个人继续在乡下的小镇上住着。
折磨死一个母亲的最好办法是不让她见到自己的孩子。
生活上的拮据，她都可以忍受。乡政府看在她任过副乡长的份上，又有关心“两劳回籍”人员生活就业的精神，安排她在镇上的居委会做临时工，给一点生活费。加上弟妹的接济，日子勉强可以过得下去。熟人、朋友瞥过来的冷眼，笼罩在身边的冷漠，她都可以接受。唯独使她接受不了的是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儿子。还在牢房里的时候，她有一种出狱的期盼。眼前的寂寞、无助反而有一种无期折磨的惆怅。刚刚回来的一段时间里，何菊芬又是写信，又是电报，又是电话，务必要儿子回来见上一面。
好不容易盼到那一年的“十、一”国庆节，张力维回来了，从下汽车的那一刻起，母亲就一直拉着他的手，拉到家里。母子俩抱头一阵痛哭。那一晚，妈妈一直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入睡。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一眼醒来看到的是妈妈的微笑。张力维心头一震，伸出双手，抚摸着妈妈憔悴的脸，心痛地说：“妈，一晚都不睡，那怎么受得了。”
“儿子，你知道吗，看着你睡在妈的身边，妈比什么都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