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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会议就又这样不了了之地给散了。在阴曹地府门口的牛保国这时一只脚站在阳世，另一只脚却站在阴间，谁也不清楚他下一步会把腿迈向哪一边，而只能拭目以待，静观其变了。
然而，这一案的受害人老王夫妇两人心里却实在地气愤得不行，明里他们还顾及着自己的脸面，怕人知道了这事的底细，丢人显眼，尽管整天闷闷不乐，但还遮遮掩掩，不大闹事；暗地里他们却尽量避开人们的视线，一而再，再而三，不停脚地往县政府、法院里跑，找人催案，盯案，一再要求把牛保国快判，处以死刑。
时间大约又过去了有半个月左右，县法院又一次召开了合议庭会议，就牛保国一案再一次进行专题合议。会上，审判员们的意见基本跟前一次一样，他们仍然一个个慷慨陈辞，指责牛保国的无耻行径。只见一个人站起来说：“牛保国的这一行为，纯属流氓性质，有伤风化，足以认定此人道德败坏、品质恶劣，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这个人发言完毕，刚一坐下，就又有另一个人紧接着站了起来说：“牛保国利用职权之便，乘女人熟睡之时、不明真相之机，和女性发生性行为，对妇女实施奸污，这是地地地道道违背妇女意志的。他的行为所触犯的法律，不仅构成了强奸罪，而且也构成了渎职罪，手段卑鄙，性质恶劣，实在令人发指。我们对其如不重判，那么就有失法律尊严，难以扶正抑邪。”这个人发言话音还未落地，就又有一个人接着站了起来说：“我再补充一点。犯罪嫌疑人牛保国趁工作之便，强奸和他值同一个夜班同志的妻子，这实质上是对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恶意挑衅，是对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肆意破坏，同时也还是对我们目前大好的社会秩序的严重扰乱，其颠覆我们刚建立起来不久的人民民主革命政权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试想一下，我们如果对此不作狠狠打击，掉以轻心，漠然置之，那么以后前院撵贼，后院起火，还有没有人敢为革命工作尽心尽力地去值夜班？我们的革命同志还能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干革命？我认为牛保国案件不是一起简单的强奸案件，更严重的它还是一桩典型的破坏社会革命公共秩序案。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实实在在地给他来一个杀一儆百。”
向来办事沉稳老练的县长兼法院院长贺新春，这时候看看大家的发言表态都已差不多了，是到“千槌打锣，一槌定音”的时候了，然而对这起案件他历来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犯罪嫌疑人牛保国的作案经过确实令人发指，天地不容，但是这些办案人员也未免头脑有些发热，思想有些偏激，过于偏重于感情用事。他们这些人似乎觉着说话办事都是越左越革命，所以就宁左勿右，在办案过程中“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作为华阴县的一县之长兼法院院长的他有责任、也必须在办案中掌好舵、把握住分寸，决不能草菅人命—现在到了他不站起来说话不行的时候了。你看刚才他手里握着一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一口接一口地抽烟，默默地专心听大家发言，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见仁见智，据理力争—这是贺新春县长有意在充分发扬民主。当他看着大家把各自的看法都发表得差不多了，是到该集中的时候了，这才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地把他手里所握的那个斯大林旱烟斗里的余烬在桌子角轻轻地磕了磕，然后又干咳了两声，眼睛向在场的全体与会人员扫视了一周，看到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盯着他，等着他作最后的表态发言—要知道，此前大家说的再多，那些话虽然一个个证据确凿，理由充足，但这都只能作为定案的参考，敦促他这个县长兼法院院长下最后定案的决心，而最后的定案，还是要他这个县长兼法院院长来拍板的。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牛保国到底应该怎样发落，大家就全都看他—贺新春的一句话了。他这会儿可真的一言九鼎，掌握着牛保国的生杀予夺，牛保国是死是活，就全在他一句话了。他不慌不忙，神情十分严肃地向大家说：“同志们，牛保国案件的发生，确实让人气愤。其手段之下流、性质之卑鄙，实属罕见。我们革命队伍中居然出现了像牛保国这样的败类，是我们的羞耻，我感到无比汗颜！如果从感情上要我表态的话，杀他一百次都不为过。”贺新春县长话说到这儿情绪激动起来，禁不住猛地站起来，拍了一下桌子说，“当我刚一听到这事的时候，气得几夜都没能睡得着觉。”接着他又意想不到的放缓了语气说，“不过，后来我对这起案件想了又想，总觉着我们这些执法工作者任何时候都要切忌感情用事，都要多一些理性思考。我们的情绪归情绪，可是情绪万万不能代替法律。我们时刻都要牢牢记住我们是执法工作者，我们的使命是执法，而不是发泄。我们事事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规范自己的工作行为，来不得半点随意。我们今天所办的牛保国案件到底属于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这个问题大家认真想过没有？如果以前没有想过，我劝大家现在就平心静气地认真想一想。”贺新春县长双手按着桌子，顿了一顿，向着在座的人又环视了一下，留心看他们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大家这会儿都在一眼一眼地瞅着他，静静地听他讲话，谁也不说一句话，很是专心致志。贺新春于是就又接着说：“牛保国案件的性质不论怎样恶劣，作案手段不论是怎样的卑鄙，说到底，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起强奸案，我们怎么能风马牛不相及地把它与反党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革命案件等同起来呢？况且就这一个案来看，它也没有引发起更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受伤害人伤残、死亡呀什么的，所以我们怎么能以情代法，凭着自己的好恶，就把牛保国判成死刑呢？据我所知，牛保国这人还是个人才，他能拉会唱，能文能武，琴棋书画，样样都会，不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子么，多少都会有点儿好色，自古皆然，一个年轻知识分子，我想也不例外。然而，我们目前在建国之初，正当用人之际，何必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呢？依我看不如宽仁厚德，判他个三年、五年，给他上一条活路，让他在监狱里劳改劳改，好好地改造一下他那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就可以了。说不定经过三五年监狱的劳改生活，我们还能把牛保国教育得痛改前非，出狱后重新做人，继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社会建设发出自己的光和热呢。大家看怎么样？”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习惯了家长制，尽管大家刚才各执己见，众说不一，但是现在县长兼法院院长这么说了，其他人还能再说什么？大家就都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于是牛保国最后终于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远远地押送到甘肃省的一个劳改场服刑去了。
法院合议庭会上，县长兼法院院长贺新春所说的那一席话，牛保国他本人当然是不会知道的了，可是就正是贺新春的这几句话，救活了牛保国的一条命，把一个已经走到阴曹地府门口的牛保国奇迹般地给拉回了阳世人间。早已认定自己这回必死无疑的牛保国，要是知道这一底细，知道他的生死就是这样发生了一场戏剧性转折，那么不知道他心里该会有多么地感激贺新春县长的好生之德呢。
话说这“甘肃”的谐音就是“干瘦”，它远在中国的大西北，古时候有相当一部分都属西域，自然地理环境极其恶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生活条件也十分贫苦，似乎早在我国的唐代，就有人写诗慨叹这个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说：“一川石头大如斗，风吹石头满地走。”我想这当然也是对那里风大的一种夸张，不过也确实能让人了解到甘肃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的情景。据到过甘肃的人回来说，那里冬天天气很冷，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小孩儿们直到农历十一月天气，还都光着屁股在野外跑来跑去地来回玩儿哩。我想，农历十一月的天气，就到了一年之中最冷的季节—冬至了，不要说在甘肃，就是关中地面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时候了，人们整天躲在屋里，守着火炉也还会冷得受不了呢，这时候光着屁股在甘肃的野外是个什么感觉，大概就可想而知了。那里的孩子这时候还光着屁股在野外跑，这除了能说明那里人的耐寒能力强，已经冻习惯了之外，还能说明个什么呢？如果这是真的的话，我想那么他们不是不冷，可能其根本原因还是贫穷，家里没有能够保暖的棉衣棉裤穿吧？总之，牛保国被判刑之后，就要押送到这样一个地方去服刑了。
牛保国在公安武警的押解下，坐上了一辆四面都用铁皮包着的大卡车，向着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甘肃劳改场飞驰而去。在去甘肃劳改场的路上，牛保国坐在大卡车里，从车厢的缝隙朝外看。汽车向前走着走着，他就看到了一种颇为奇怪、让他难以置信的现象。陕西关中人种地，总是孜孜不倦的往地里一车接一车地施肥，而甘肃这里的人却与关中的人大不一样，他们不仅不往地里施肥，反而把关中人在地里非常厌恶的石头蛋子一担又一担，不停地往地里挑。他一时还弄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后来悄悄地向同行的人打听，其中有知道内情的人才告诉给他了甘肃人往地里挑石头蛋子的就里。其实这和关中人往地里施肥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农作物能够长得好，高产。关中人在地里施肥是为了给庄稼提供足够的养料，而甘肃人往地里挑石头蛋子是为了用它来压住地里表层的土壤和刚长出来的庄稼苗儿的根，以便不让大风把刚长出来的庄稼苗吹得连根拔起。不过你可千万别小看了甘肃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做法，它花费的劳动力不知道要比关中人给地里施肥大多少倍。
汽车一路迤逦而行，牛保国继续从车厢缝隙里朝外面看。他所看到的另一种好奇景象就是甘肃这地方人家居住的房屋，屋面与关中人房屋的屋面截然不同，它的上面全都没有覆盖瓦，屋面上就只是涂了那么厚厚的一层泥巴而已。牛保国看着看着，不由暗自在想：“这房子的屋面不覆盖瓦怎么行呢？这样，天要是下上一场大雨，房子岂不就全被雨水冲塌了吗？”可是他怎么知道，在甘肃这地方一年四季，从来就很少下雨。据说在这里，老天爷只要刮上一场大东风，地面就泛起了潮湿，就能顶得住关中下一场好雨，所以这里的房屋，屋面根本就用不着覆盖什么瓦。牛保国坐在飞驰而前的囚车里，看着眼前甘肃的这一切风光，样样都觉着好奇不解。现在，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已经置身于异国他乡了，于是禁不住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他十分伤感地长长叹息了一口气：“想我牛保国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承想如今落到了这步田地，镣铐锒铛，居然由一个座上宾转眼就变成了共和国的阶下囚。”
牛保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长途辗转，艰苦跋涉，终于有一天到达了目的地—甘肃的一个劳改场。在这里，他整天跟随着其他劳改犯一起在监狱看守的押解下，带着工具到山里的采石场去放炮炸石头，撬石头，用锤砸石子，从一大早起来一直要干到太阳落山才能回来。一整天繁重的体力劳动，简直把他干得腰酸腿疼，头晕目眩，实在的吃不消，然而他不仅不敢有半点怨言，而且还得瞅空儿在看守面前扎挣着表现表现。他的那两条腿，一到晚上就肿得红明红明的，沉重得就像是里面灌满了铅，怎么也都拖不动了。他回到号子里，往床上一倒，真的就像条死猪一样，一动都懒得动。在这儿，他们整天吃的都是糜子面馍，喝的是糜子粥。那种糜子面呀，吃了没营养，自然不消说了；吃起来还黏在牙上就下不来，死难吃。牛保国以前从来没吃过这东西，可是他现在不吃有什么办法呢？不吃难道还想像以前当乡长的时候那样，有人给他在馆子里边，十碟子八碗地满满摆上一大桌子的鸡鸭鱼肉，请他吃去不成？—他现在不吃这东西不行了，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过去那样红火的事连门儿都没有了；要想有，那就除非是做梦了。现在关键是要正确地给自己定位，知道自己是谁—是共产党、共和国的囚犯，再也不是国民党的乡长或者共产党的军官了，不吃你就等着饿死好了。牛保国手里拿着糜面馍，耳朵里听着自己肚子里饿得禁不住发出的那咕噜噜的叫声，眼泪止不住就噗噜噜地往地上直掉。他真的想放声大哭一场，可是这时候哭能顶什么用呢？是想让人怜悯你，同情你吗？要知道：这儿和他一样的人太多了，大家都这样，谁怜悯同情谁？没奈何他只好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放粗喉咙眼子，为了活命，强制自己把这难以下咽的糜面馍扎挣着往肚子里咽。在这里，他也曾经产生过逃跑的念头儿，干活时不住地偷着向四周看，实想着能够找到一条有利于自己逃跑的路线，可是看着看着，不由得就心灰意冷起来。且不说这里四周都有岗哨，警察看守严密，单凭周围几百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旷野这一点，你就是逃出去了，也是前无村、后无店，不等把你饿死，可能就会被狼啃着给吃了，到头来恐怕连个完整的尸骨都落不下。
牛保国实在没得法，就只好在这劳改场里一天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