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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叶实在没办法，只好铁青着脸，抱着不停跳腾的牛连欣，一扭身就挤出了人群，背过人用手狠命地就在牛连欣的屁股上打了起来，边打还边恶狠狠地说：“我叫你哭闹，我叫你哭闹。我就不信你是这样的烦人，看我今天不把你这屁股蛋子打烂，给你把这不听大人话的瞎瞎毛病治了才算怪咧。”莲叶直打得牛连欣杀猪似的“吱—吱—”叫，但牛连欣仍然不改口，还是一个劲儿地直嚷闹着要落花生、洋糖块儿。牛保国听着莲叶打牛连欣，牛连欣始终不屈服的哭闹声，一声声地远去，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有着无限说不出的感慨。他忘情地站在那里发着呆，好久好久都没有动，心里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牛保国就挑着笼担，跟在胖婆娘张妍的屁股后头，领着他的儿子牛连学到地里收苞谷去了。这一家子如今才算是全都自食其力了。在地里，牛保国拔包谷秆，张妍掰苞谷，牛连学负责把他妈掰下来的苞谷往一块儿运。他们一边干着活儿，一边拉着家常话儿，乐在其中。张妍给牛保国叙说着他不在家的这些年头儿，他们家乡和他家的世事变迁。牛保国听着听着，越听越觉着自己不在家的这些年，妻子张妍过的这个日子也确实不容易—她替自己把年迈的母亲养老送终了，又替自己承当了土改运动中定地主成分那么大的政治冲击，土改后又一个人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把政府留给自家的这几亩地耕种得有一条一行—这一切都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作为一个妇道人家，能把事情作到这个份儿上，也真够难为她的了。牛保国心里对张妍不由得深深地产生了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感激之情，今天他再次回首自己以往的作为，似乎觉着张妍作为自己的法定老婆，虽然自己一直都不称心，从没真正爱过她，但她却始终尽职尽责，也还有着不少难得的可亲可爱之处—贤惠、大度、勤劳、节俭，给自己也曾排了不少的忧，解了不少的难，然而她跟着自己过了这么些年，自己又给了她些什么呢？自己所带给她的尽都是些灾难，让她吃的全都是苦。现在他的这个家还不正是由于有了人家张妍这个不称心的妻子存在，有她的苦苦拼搏、惨淡维持，才得以在疾风暴雨的社会变革中几经颠簸，终于总算没有毁掉，有幸保全下来了。这是张妍对他，乃至对他这个家族的莫大之恩啊！
牛保国这次回来以后，变了，完完全全地变了，彻底变成了一个与前截然不同的人。他变得勤快多了，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出一点儿他原来的那种好逸恶劳痕迹；他变得待人和善了，迟早见了乡党邻居，不等人家向他打招呼，他就主动笑容可掬地向人家嘘寒问暖；他也变得为人本分了，在村里从来不多言多事，议论他人长短或者是国家大事。他天天都是早早地就下地去劳动去了，晚上下工回来比一般人还都要晚得多。回到家的第三个傍晚，他一吃过晚饭，估摸着治保主任也可能都吃过了饭的时候，趁着天麻麻黑，就一个人向治保主任家走来。
现今庙东村的治保主任就是当年和他一起往河口街担脚贩棉花的那个吉生—他刚回来的时候人家还主动到他家去看望过他。牛保国来到治保主任吉生家，吉生正好刚吃过晚饭，坐在自家的炕沿上，一个人默默地吸着他那当时很盛行的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香烟。他贪婪地吸着这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了的廉价香烟，也不管烟味如何，一口气就能吸完一支烟的少半截。牛保国在门外干咳了一声，以此先给门里的人打打招呼，然后才规规矩矩地抬腿迈进了门槛，低着头轻轻地叫了一声：“治保主任。”正在全神贯注吸烟的吉生被他猛不丁的这一声“治保主任”，还给叫愣住了—他这个人要说向来就是个耍娃娃性子，尽管因为成分好，当上了个村里的治保主任，也应该算得上是个村委会委员了，可实际上他只是在村委会开会的时候跑跑腿儿，叫个人，除此之外，就其它什么具体事情都不管了。村里的人见了他面，也大多也都是和他说说笑、逗逗趣，很少有人把他当成真正的村干部—治保主任看。今天突然有人这么低声下气地叫他一声“治保主任”，他一下子还觉着这称呼很是陌生，有些不习惯，起初还以为这是在叫另外的哪一个人呢，当他四顾室内再无他人，弄清楚了这确实就是在叫他的时候，反倒怯生起来。他借着昏黄的油灯光仔细一看，发现来他家，现在叫他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出走多年没有音信，最近刚刚回村的牛保国。早年往河口街贩棉花的时候，这人就是他们的头儿，解放前人家还曾经是孟至乡这一带赫赫有名，能呼风唤雨的大乡长。于是他就连忙跳下了炕沿，十分热切地招呼道：“保国哥，怎么还是你呀？是什么风把你给吹到我家里来了？快坐，快坐。”说着他就赶紧用双手把放在炕沿前的一条长板凳上的衣物往一头儿推了推，腾出点儿地方来，然后又用嘴吹了吹它上面的尘土，就这样还怕不干净，接着又用自己的袄袖擦了擦凳面说：“坐，你请坐。今天你怎么有空儿来我家了？找我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我一定尽力帮你去做。”
牛保国并没有照着吉生的礼让，去在长板凳上落座，而是仍然规规矩矩地站在屋子中央，低声说道：“我不坐。我今儿个来，是按照政府对我回村后的要求—每隔三天向村级政权汇报一次思想行为，向你汇报来了。”“向我汇报？”吉生一听这话倒还有些惊愕了，“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和你，咱哥俩是谁跟谁呀？之间什么关系，他们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还能不知道吗？邻里乡亲的，谁还向谁汇报个啥呀？”但是牛保国并不这样认为，他还是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说：“不。这是政府向我提出的要求。我已经请示过村长了，村长说让我以后就到你这儿来，向你汇报思想情况。”接着他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向吉生汇报起了回村来他这三天的思想行为。吉生看着牛保国认真的那样儿，只好耐着性子听，等牛保国把他的思想行为情况汇报完毕，立刻就又笑嘻嘻地拉着牛保国的胳膊，硬要牛保国坐下来和他聊天，并且在与牛保国的谈话中再三津津有味地提及他们那一伙人当年去三河口街上贩棉花时的那些风风火火的事情，但是在牛保国心里却清楚地知道彼一时，此一时也，现在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时候了，社会上贫雇农当家做主人，人家吉生可是个响当当、硬邦邦的贫农，他和吉生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并没有敢造次多事，伺机就告辞回家去了。
时光过得也真快，牛保国回来后一转眼就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五。农历八月十五按习俗是中秋节，在这个节日人们历来都讲究个一家团圆。多年来牛保国总是漂泊在外，每逢这一天的晚上他都要遥望着天空的那一轮圆月，遥望着远处的家乡，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往往情不自禁地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背诵起唐朝王维的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来。可是今年不一样了，一家大小欢聚一堂。他老婆张妍这一晚上也情知牛保国的心思，把什么都准备得停停当当的。她在很不宽敞的天井院子中央摆了一张小方桌，桌上摆着时鲜的供品—有她用上好的白面，里面包着红糖所蒸的圆圆的月饼，也有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硕大石榴、新鲜柿子、大红枣和核桃。小方桌的中间还放着一个小香炉，里面插着三炷香烟袅袅的线香—祭祀月亮神。凑巧这天晚上的天气也很助兴，十分的晴朗；月亮很恪守职分，天刚一麻麻黑就及时地从东边山头现出了银盆大脸，又圆又光亮，把它那银白色的光辉大大方方、毫无保留地洒向了大地，洒给了祭祀或者是观赏它的人们，使得大地上的一切都依稀可见。当然，天上偶尔也会飘来一片儿薄纱似的白云，轻轻地、缓缓地、十分悠闲地在月亮的旁边聚散，像水一样流动，像白绢一样在不停地擦拭着嫦娥那又白又嫩又细腻的脸蛋儿，把这圆圆的月亮衬托得更美丽、更温柔、更多情、也更人性化。白天还多少有一些的那热气，现在已经消散一空，院子里凉风习习，让人觉着格外的爽快舒坦。牛保国和张妍、牛连学一家三口虔诚地给月亮娘娘磕过头后，就围坐在小方桌旁，一边吃着枣子、核桃等果蔬，一边说着笑着拉家常话。牛保国心头油然觉着有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欣慰，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无比感慨地对张妍、牛连学说道：“这人啊，一天价谈什么理想呀，前途呀，事业呀，想入非非的，如今要我看，这活在世上平平安安就是福。我原先并不这样觉得，今天才深深地悟出了这一玄机。人么，这一辈子不论事情干得大还是干得小，即就是缺吃少喝，只要能不颠沛流离，能一家团聚，和睦相处，这就是莫大的幸福。除此之外，再贪图什么都是虚的，都没意思。”
1955年华阴县实行农业合作化。一开始是一些关系好的农户们在农忙时节三五成群，自愿接合，在一起互相帮着收割、播种—他们把这种临时性的组织叫做互助组。牛保民就主动加入了村里一个由一位复员军人—叫杜木林的小伙子所组织的互助组。在互助组里干活人多热闹，且力量大，功效高。大家一起劳动，一块儿吃饭，说说笑笑，觉着无比有劲头儿；干起活儿来，大家都是抢着往前扑，人人精神饱满，谁也不偷奸耍滑—这种劳动形式当时显得比单家独户做庄稼优越多了。到了1956年的春季，庙东村随着全县革命大好形势的突飞猛进，在原来的互助组基础上，又成立了什么初级农业合作社。庄稼户人一时情绪高涨，不论自家土地多少，全都主动拿了出来，交给农业合作社统一耕种，把自家人老几辈所购置的那些牲口、农具，也都一起交给了农业合作社，由农业合作社统一喂养、统一管理、统一安排、统筹使用，走农业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牛保民的生产资料尽管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但迫于大势所趋，在这些事情上他深明事理，处处思想积极，事事当仁不让，顺应时势。他率先毫无保留地把自家那么多的好地全都入了农业合作社；毫不吝惜地把自家那匹心爱的淡红马牵了出来，也交给了农业合作社喂养、使用；把他种庄稼的那一整套应有尽有的农具，一件一件地搬出来，一件不留地交给了农业合作社，让集体使用—直交得让别人看着都有点儿心疼，有点儿眼馋了。尽管牛保民是这样事事都虔心地紧跟着形势走，但还是不能尽如人意，还是处处被那些个革命的依靠力量—贫雇农及共产党员们猜疑，甚至认为他这样做完全是假做作、伪装进步，为的是表现自己给人看，骗取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们之所以对牛保民会有这样的偏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牛保民家里是上中农成分。他们总认为上中农成分的农户在加入农业合作社以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