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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看的是它的那对翅膀。乌鸦之所以飞得那样好，似乎与它的长翅有关。它的翅膀与它的身体相比，是超比例的。有时，它立在地上，也会将双翅展开，这时你可得到静观。那翅黑而优雅，你就会觉得古代白话小说中形容一个女子的漂亮，说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实在是一个很传神的形容。
东京的乌鸦，顽强地逼迫着我改变着对它们的看法。我发现在从前几十年的时间中，我对乌鸦的观察实在是极其草率和不负责任的。
乌鸦竟然还是一种淘气、顽皮的鸟。井之头公园的一些大树下放了一些自行车。这些车大多是被遗弃的。乌雅们常落在车座上，它们歪着头看看那车座之后，就开始用喙去啄那车座，直啄得那车座都翻出里面的海绵座垫，发现里面并无什么其他内容之后，它们又去啄还未啄过的车座，乐此不疲。有些车，只是在这儿临时放一放，也被啄开了。主人来了，一见此情景，就会骂它们一句：“八格牙路！”它们就叫着暂且飞开去，但过不了一会，又可能再飞回来做未竟的事业。人们似乎并不记住这里有群乌鸦会啄车座，依然还是把自行车不住地停放在这里。它们还经常把一些东西叼到天上去。我几次看见它们把人扔下的空啤酒易拉罐叼住，飞到枝头或人家屋顶上去，然后在那儿摆弄易拉罐，仿佛要仔钿看一看是否还剩下几滴酒好喝。一只乌鸦不知从何处叼得一块白绸，在井之头的上空悠悠飞过，那白绸张开来，引得地上的人无不仰头去看。一天，我从东大讲课回来，正走在路上，偶然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绝黑的乌鸦叼了一只鲜亮如红宝石一般的西红柿在蓝天下飞着。这回，这只乌鸦倒有点表演的心思，在天上长久地飞，竟一时不肯落下。那真是一幅颜色搭配得绝好的画。后来，它终于飞到公园的林子里去了，那一刻，你就觉得天地间毁灭了一道风景。
到了春天，我还发现乌鸦竟是属于那种情感很投入的鸟。这时节，是它们恋爱的季节。这段时间里，井之头一带的乌鸦完全失去了往常很绅士的样子，在枝头飞来飞去，鼓噪成一片。它们似乎完全陷入了痴迷与疯狂，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林子间飞翔与追逐，不吃也不喝。那天，我坐在井之头公园的长椅上打量它们，发现它们一只只皆瘦弱下来，瘦弱得几乎只剩下一对翅膀。那焦渴而无望的目光，简直使人感到震惊。有时，它们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直弄得空中黑羽纷纷。有一只乌鸦竟然疲惫地从枝头跌落了下来。它在昏迷中晃动着站起来，又振翅飞向枝头。那副心力交瘁的样子，让人无端地在心里涌出一番同情。
几乎是整整一个春季，它们就这样失魂落魄地燃烧着生命，直到夏季来临，树木苍绿之时，它们才在浓萌中渐渐平静下来。
自然乌鸦也有可气的一面。对我个人来说，它的不知疲倦的叫唤，使我常不能保持一份写作的宁静。居室不远外有根电线杆，有一只乌鸦居然能持之以恒地从早直叫到晚。我想找根竹竿到外面去轰赶它们，又怕我的日本人邻居见了说中国人待乌鸦态度不好，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轰赶。有好几次思路被打断，怎么也接不上去，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竟无聊地去细听起这前前后后的鸦声来，我发现，乌鸦的叫声绝非一种：有发“哇”的、有发“啊”的，那根电线杆顶上的一只，竟然发“呜啊，呜啊”。来了一位日本朋友，我问她：“你听得懂鸦语吗？”她笑了：“我听不懂。你听得懂？”我也笑了：“我也听不懂，它们讲的是日语。”日本朋友大笑。
东京井之头的乌鸦耽误了我不少文字，这也是事实。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对乌鸦的一味放纵，鸦群无限扩张，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光乌鸦啄破垃圾袋或到垃圾桶里乱找乱翻这一条，就使他们很伤脑筋。这些乌鸦一清早从林子里飞出去觅食，并不往郊外飞，只是在城市的上空转，见哪条巷里无人就落下来，将那些待收的垃圾袋三下两下就啄开，结果将垃圾弄得满地皆是。对此，日本的电视台常组织专门的却带有几分喜剧性的讨论：如何对付乌鸦？日本人善动脑筋，对付的办法无奇不有。电视里曾作过表演，开始颇有成效，但乌鸦很鬼，一种方法往往试过几次之后，就被它识破，并恶作剧地嘲弄那个方法，使人觉得十分可笑。
日本的乌鸦，似乎有城乡两拨，城里有城里的乌鸦，乡下有乡下的乌鸦。城里的乌鸦啄垃圾袋，乡下的乌鸦则偷吃农人的果实。电视里很完整地放映过一段乌鸦偷吃果实、农人想法阻止、乌鸦还是卷土重来的过程：那鸦群如同一支巨大的空降部队，从空中突然降到一块葡萄园来，将那葡萄一粒一粒地啄掉了。一个上了岁数的农人敲响盆子，将它们轰起，但农人刚一离开，它们又重新来了。农人没法，只好坚守在葡萄园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农人固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以便给乌鸦输入一个信号：那农人穿了一件棕色的衣服，穿棕色衣服的是农人。农人假装睡着了，等乌鸦一来，又突然起身，这又给了乌鸦一个信号：我只是躺一躺，并未睡着。这样试了几下，农人见有了效果，便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将身上的衣服剥下裹住一个稻草人，让它躺在葡萄园里，自己回家了。但那些乌鸦智商颇高，高得能识破人的诡计。它们先是在空中不停地飞，不停地叫，然后记探着往下落，往“农人”脸上屙一泡屎，刚要落下，又突然起飞，这样反反复复地做过之后，便在心里认准了：真人是没有这番好耐心的，就哗啦啦落下，把葡萄架搞得直晃悠。吃饱了，它们竟不立即飞去，在葡萄架上歇到夕阳西下，方才飞去。第二天，那老农人望着那个不剩几粒葡萄的葡萄园，一脸悲哀，都快哭了。后来，他抓来一支猎枪，然而，他最终也没有向鸦群开枪。
即将离开日本时，我和家人再次去了井之头公园。那时，正是樱花初开时。只见乌鸦们在赏樱的人群里飞来飞去，将春天搞得一派热闹。
回到北京，安顿下来之后，我又开始写东西，但最初的几天竟写不出，问妻子：“我怎么写不出东西来？”
妻子说：“外面的电线杆没有乌鸦叫。”
我忽然想起了井之头那些似乎已熟悉了的乌鸦，便走出室外，仰望天空。北京的天空空空荡荡，竟无一只乌鸦。
黄昏时，我才终于见到了鸦群。它们飞得很高很高，一副不想与人缩短距离的样子。我知道，这群鸦大概飞了许多的路程，到郊外无人的田野上觅食去，此刻正在返回城里的家。而它们的家绝不会在寻常百姓中间，而只是在钓鱼台、中南海里头的一些人伤不着、惊扰不了它们的林子里。
一日看元曲，忽然看到“宫鸦”二字，便穿凿附会地想：这些乌鸦莫不就是宫鸦？
游说
父亲去世之后，我每每，总要想起他生前所讲的关于他自己以及关于别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留给我的一大笔用之不尽的财富。有些，我打算将它们扩展—下写成小说，而有些我则不打算生发它们，老老实实地将它们写成散文或介乎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种什么东西算了。
这里说的是他任教的事——我父亲有兄弟二人。祖父考虑到家境不算好，无法让他们兄弟两人都读书，就决定搞政策倾斜：让一个读书，让一个不读书。让读书的不是我父亲，而是我大伯。但父亲要读书的欲望很强烈，常偷偷地跟着大伯学认字，学写字。祖父不能让父亲有这样的念头，就把父亲藏着的笔与砚台找来很用力地扔到河里。
但这依然未能扑灭父亲的读书欲望，祖父只好同意：每年冬季农活清闲时，让他念“寒学”。父亲总共念了三个定寒学。
大约是在—九五三年，地方上要办—所小学校，找不出很有文化的人来做教师，就有人想到了父亲：“曹小汉（父亲的小名）念过三个寒学。”一位叫德咸的老人，当时是“贫农头子”，早在我父亲赤身田野到处玩耍时，就很喜欢他，于是说：“就让他做先生（那时不称呼老师）。”
那天，父亲正在稻地间的水塘中捉鱼，“贫农头子”德咸老人过来了：“上来，
别老捉鱼了。”父亲说：“我喜欢捉鱼。”
“要让你做先生。”父亲不信：“我只念三个寒学，还能做先生？那时只念《三字经》、《百家姓》，不念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反正你识字。你明天就去做先生。由我把孩子们吆喝了去。你要知道，副区长是不快活我们办学堂的。我知道他心里的盘算。他外甥刘某人也在后边教书，只—个班，是单小。我们这儿不办学堂，孩子们就得去那儿读书，他那边就变成两个班，成了双小，刘就升了级，双小校长。”“我还是捉鱼好。“德咸老人把父亲的鱼篓摘了，—旋身，将它甩出去四五丈远，掉在了稻田里。
父亲就这样做了先生。
父亲一上讲台，学生就指着他，在下面小声说：“这不是在我家门前水沟里抓鱼的那个人吗？”“捉鱼的曹小汉。”
“过去是捉鱼的，现在是先生！”父亲心里说，很庄严地站在讲台上。他刚打开课本念了几行字，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你把那个字念错了。”态度很坚定。这个学生头上有秃斑，父亲认得，并知道他父亲识字不少，只是成分不好，闲在家里，就把字—个—个地教给了他。他名叫小八子。父亲立即汗颜，觉得丢人，有误人子弟的惭愧，赶紧转过脸去擦黑板，其实黑板上一个字也没有。擦了一阵，他居然有了主意，一转身朝小八子一笑：“我就是要看有谁能发觉我把字念错了，是小八子！”
他朝小八子走过去，“以后你就是班长。下面，你接着把课文念到底。”
父亲从小八子那儿学到了很多字。
父亲是个聪明人，又肯用功，隔半年，他就足以对付学生，并开始给人家写对联，写匾，写帖子什么的，还敢用排笔往墙上刷大幅标语。
地方上的人都改了口，不再叫父亲为“小汉”，而都叫他“曹先生”或“二先生”了。
于是，父亲的胸脯就挺得很直，走路爱朝天上看，并—路地吼曲子。
刘某人心里不太舒服。
当时的老师实行轮饭制，今天到学生李家吃，明日到学生张家吃。这天，是刘某人到周家吃。
周家北墙上挂着匾，是学生的祖父七十岁生日时几个侄儿送的。上写四字：寿比南山。上款：姑丈大人七十岁寿辰之禧。下款是几个侄儿的名字，加“敬献”字样。
是父亲写的。
刘某人进屋来，抬头看着那匾，—笑。
主人颇纳闷。
刘某人吃完中饭，又看匾，又—笑。
主人沉不住气了：“刘先生，莫不是这匾上写得有毛病”
刘某人再一笑。
“你只管说！”
“说了，怕你们生气，还是不说吧。”
“说吧！”
刘某人说：“你们矮下一辈子去啦。应当叫姑父大人，哪能称姑丈大人呢？丈，丈夫，妹丈，是同辈之称。”
姑母见了几个侄儿，就责怪：“我说不给你姑父做生日，你们偏要做，做就做吧，送这么—个匾来。”
几个侄儿就一起来我父亲，把“姑父”、“姑丈”之类的话说了：“你出真是，不会写呢，就说不会写。”
父亲心中也没底，但表面上很硬：“匾我赔。但我要把话说清楚了：这匾我没有写错。”
可是，一百个人站出来，九十九个不相信我父亲——“在我家门前水沟里抓鱼的那个人”的辩解。
有些人家就不让孩子来上学了。那个副区长就把这事当笑料（他极善于嘲弄先生，有若干嘲弄先生的故事），走一处说一处，不亦乐乎。
父亲很苦恼，不去学校了，又去地里的水塘、水沟捉鱼。
德咸老人过来，叫了—声“曹先生”。
父亲说：“我不是先生。”
“你是先生。”
“我不是先生。”
“我说你是先生就是先生。”
“先生还会把匾写错了？”
“匾是写错了，但你还是先生。”
“那我就不是先生。除非说我没把匾写错。”
德咸老人光摇头：“你没把匾写错。明天去区上开先生会。”区上开会期间，父亲就向那些当地的“学术名流”们（都是过去教私塾的穿长衫的先生）恭敬地请教，并做—副委屈状。
“刘某人欺人太甚！”“狗仗人势！”……几位先生先是—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