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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这篇讲话稿送到毛泽东面前后，毛泽东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保留，“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林彪成为无可争议的接班人后，据他的卫士长李文普说，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深得林彪信任的警卫，在私下的谈话中，林彪没有必要同他说假话。“不想干这种角色”很可能是林彪的真实想法。林彪之所以“不想干”，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力欲，没有个人野心。或许在他看来，这种角色只不过是“附庸”和“陪衬”而已，毫无实际意义。就权力而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党内的职务是副主席，但党权方面有毛泽东把关；他在政府的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行政权力却受周恩来制约；尽管他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军权却被毛泽东牢牢控制。这样看来，“接班人”只是名义上的东西，林彪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回旋余地。难怪后来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叶群发牢骚说：“林彪多少年了，不就是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嘛！”林彪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１９１８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从１９６５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１９６９年党的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融洽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
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负责，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然而，在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分歧。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自己关起门来单干。张、姚则在康生、江青的支持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的意见其实是林彪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激怒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批评陈伯达按照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姚的稿子，并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意思是陈伯达在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政治投机。林彪当然也不肯轻易让步，他对毛泽东肯定的政治报告根本不看，没好气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念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会前说过这样的话：“念错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也是林彪的独创：“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５０周年，１９６７年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可是，到１９６８年，情况有了变化。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草案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１９７０年讨论修改宪法时，为写不写这三个副词，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尖锐冲突，吴法宪还拍了桌子。吴法宪将此情况报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持。吴法宪还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然而，毛泽东却是支持张春桥的。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一类语言的批示。毛泽东所不同意的这些语言，恰是林彪自鸣得意的创造。早在１９５９年９月至１０月，林彪就在全军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以后，林彪在多种场合反复讲，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对林彪“发明”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四个伟大”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不满。他在上海指着报纸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问身边人：“谁封我四个官呀？”“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吗？”
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本是林彪得到信任，威望提高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却是变化的。他一方面说过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同时，他又有多次不同意对自己过分吹捧。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战争等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分歧。１９６９年珍宝岛事件后，面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攻势，毛泽东感到腹背受敌对中国不利，便考虑进行外交战略的调整。他首先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国际战略格局，向中央提出战略性建议。四位老帅向中央提交的报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矛盾比较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四位老帅建议：应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老帅们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接受了老帅们的建议，决定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采取了两项决策：一是同意苏联总理柯西金同周恩来９月１１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促成了１０月２０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把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二是利用尼克松刚刚上台的时机，先是在天安门上接见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后又开展乒乓外交，同意安排尼克松访华，希望尽快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对于毛泽东的这两项决策，林彪均持不同意见。他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要与苏联对抗到底。几十年领导和指挥军队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军队问题异常重视。九大期间，他特别指出：军队，我不相信就那么太平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此后不久，有两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第一件是林彪先斩后奏，向全军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个号令”。“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号令”被说成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的，“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或“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多年后陆续披露出来的材料看，“第一个号令”的发布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上述说法未免失之偏颇。
除开“第一个号令”之外，“缔造”与“指挥”之争也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１９７０年７月，在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有人对两种提法发生了激烈争论。一种提法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缔造和指挥的”，另一种提法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７月２９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黄永胜谈话，明确指出：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然而，“两报一刊”刊出的社论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概括，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１９７１年毛泽东南巡中，多次提到两种意见的争论，他认为关于军队的缔造者与指挥者的争论，关键在于指挥权的归属。他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15 林彪的阴谋和下场（下）
最重要的分歧当然是毛泽东和林彪集团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了。
１９７０年３月６日，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他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
４月１１日，林彪提出了设立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他的秘书是这样记录的：“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４月１２日，当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时，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中包括周恩来。对于周恩来和政治局多数成员来说，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个形式问题——因为无论毛泽东是否担任国家主席，他的最高权威地位都是无可置疑的。当然，这件事最后还要报毛泽东决定。然而，当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当天就断然批示道：“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但林彪却对设国家主席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固执。在毛泽东两次告诫他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之后，５月中旬，他仍然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儿，名不正言不顺。他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修改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关于林彪极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动机，叶群后来在同吴法宪谈话时，一语捅破了窗户纸。她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从１９７０年３月到８月，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代表林彪意见的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在中央的多次会议上，同代表毛泽东意见的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闹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可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提出要讲点意见。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
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这种现象，立即制止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授意发动了批判陈伯达的“批陈整风运动”，虽然批判的是庐山会议上站出来的陈伯达，但是矛头直指林彪。两人之间的裂隙至此扩大。
同时，毛林二人的冲突还表现在改善与美国关系的争议上。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对世界局势的分析上，把苏联看成是主要敌人，试图借助中美关系的改善达到遏制苏联威胁的目的。在外交上，以周恩来为主导展开了一系列同美国打交道的行动，而这一切林彪并未“共襄盛举”。不仅如此，林彪对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的做法疑虑重重，他曾经私下说过毛同美国打交道是要“栽跟头”的。在这些大事上的分歧，也导致了毛林的分道扬镳。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责任。
总的来说，文革期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究竟是林彪下令发动政变、刺杀毛泽东，还是林立果等人假借林彪名义私自行事；究竟是林彪本人在事情败露之后主动逃往苏联，还是被林立果等人劫持上了飞机；究竟林彪所乘的专机是因为油料不足、迫降意外发生爆炸，还是被导弹击落，诸如此类的疑点，众说纷纭，至今是个谜团。
按照官方的说法，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怎奈事情败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