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诚如她后来所言，港战期间的所见所闻给了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一向抱有一种荒乱的身世之感，现在’香港经验‘又为她的这种’身世之感‘注入了很多的非个人性的内容，开始把它与一种更广大的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体验连接起来。”（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当地人看来，抗战是英国人的抗战，所以开战的消息并不像在内地一样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以张爱玲一向对任何事冷眼旁观的作风，她对战争，自然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的同学们因战争无端免去一次考试而高兴得活蹦乱跳；女生们倒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炎樱冒死去看电影；一个年轻人因受伤暂时受到众人的关注而洋洋得意；空袭之后，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影票”（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在她眼里战争没有什么政治、民族色彩，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一样。人们一边本能地惊慌着、恐惧着，一边对严峻的形势毫无意识，在战争中继续扮演这素日里原有的虚荣、自我、自私。
港大挨着英军的一座要塞，引来日军飞机的轰炸。张爱玲和同学们只好躲到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藏身。外面延续不断的轰炸声和“忒啦啦拍拍”如雨打荷叶般的枪声，听得人惶恐而又刺心。禁闭了几天后，张爱玲随部分同学去防空总部领了证章，参加守城工作。
以张爱玲的性格，这么做纯属情非得已，并非真的想做一个守城的自愿者。学校停课，离开学校，她没有任何去处，吃住堪忧。只有领了证章，才可以解决迫在眼前的膳宿问题。然而，战乱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无保障的，饥饿、恐惧、流血、死亡随时接踵而至，人生的安稳变得脆弱渺茫。她曾连续两天没吃任何东西，“飘飘然去上工”，“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战乱中的生死，不过是一线之差。在一次飞机轰炸中，张爱玲切身感悟了生死边缘的隐痛。当时，一架轰炸机俯冲而来，张爱玲和同学们慌忙躲闪，缩在门洞子里面。她虽是防空员，但那身份此刻与她已不相干，她是“不尽职的人”。
张爱玲用防空员帽子罩着脸，黑了好一阵，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这一次，她被莫名地送到了死亡面前。“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吗？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尽管眼前的一切令张爱玲触目惊心，她居然仍能淡定地做一个局外人。她在防空员驻扎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醒世姻缘》和《官场现形记》，马上自得其乐，埋头阅读，如痴如醉，浑然忘记窗外如火如荼的战乱。在此起彼伏的轰炸声中，她一边读还一边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由于屋里光线暗淡，几天下来，她的眼睛已患深度近视，她倒也不担心眼睛，“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可是她却不想，一个炸弹下来，读书又有何用呢？其实读书于她，已是一种本能，她后来去做护士也是躲在一旁看书。
十八天的攻城，香港沦陷了。战事的平息，好比灾难离去，人们立刻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亢奋中。“我们暂时还可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狂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和同学一起，满街找冰淇淋和唇膏，带着久违的兴奋到城里逛街。她在这段时间“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如此。”（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用独到的视角，看透世人原始的本相，令她感到人性的盲目、可笑、可怜。战争、死亡、对生命的不可知，使很多人害怕了无牵挂的空虚与绝望，仓皇中想抓住点什么。于是人们貌似懂得了怜惜眼前人，没结婚的都赶着去结婚。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为白流苏和范柳原设计的结局，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这些匆匆结婚的人。“她（流苏）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战争停息后，张爱玲和她的同学又去“大学堂临时医院”当看护。当然，这也和她当防空员一样，情非得已。
这里的病人主要是中了流弹的苦力和打劫的时候被击伤逮捕的人，也有别的大医院转来的普通病人。空气中满是污浊，视线中充斥着流血、流脓、腐烂、奇臭、残损的肢体，麻木扭曲的表情，耳边更多的是痛苦的呻吟……张爱玲憎恶、恶心这一切，称自己是“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屏风后面是她的世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看书，用书遮挡外面发生的一切。张爱玲具有与人无害的自私和坦率的冷漠，唯美至上，缺乏常人应有的同情心。病痛哀叫，对于她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生命如此脆弱，谁能来得及同情这个世界？
面对死亡，她倒有如释重负的感受：“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柳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嘲讽着自己和同伴的态度，但并无自责和道德上的批判。在她看来这就是人的真相，自责和批判又有何用？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 苍白、渺小； 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在港战中的感受，全都浓缩在这段文字里。
随着日军占领香港，英国政府撤出了香港，香港大学也随后停办。1942 年夏天，张爱玲和炎樱一道，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只读了三年，还未毕业就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命运无情地把她的梦想彻底变为了泡沫。
“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别的学生像我那样高的分数。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切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定是在心底叹息着那个岁月，她的艰辛被付之东流，她的人生也被改写。
但是香港大学三年的求学生涯，却使她的个性趋于完整。这里的世事百态，让她头脑里装满了人物、环境、心理的丰满素材和无尽的想象力。香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特殊背景，更使她对西方文化有了领悟，让她的小说，有了完美的中西合璧。她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是以香港为背景。
于是，香港大学仿佛成了张爱玲看世界的一扇窗，让她窥看了世界的精彩与落寞，让她感受了人生的张扬与低落。她体验着、感受着，把这些融到她的骨肉里，淡然地完成了惊世的转身。
《紫罗兰》上的盛开传说希腊女神维纳斯，与情人依依惜别，晶莹的泪珠坠入泥尘，来年春天，竟绽放出一朵朵艳丽香艳的花儿………紫罗兰。维纳斯是驾驭爱和美的女神，她忧伤的泪，凝结了爱恋、缠绵、悱恻、凄美、苍凉、寂寞……化着一袭馥郁的芬芳，以紫罗兰的风姿傲然于世。
中国现代着名作家周瘦鹃先生，他深爱的一名女子，英文名叫（紫罗兰）。因对她刻骨倾心，便情寄于花，一生低首紫罗兰。他案头摆放的鲜花是紫罗兰，香炉袅绕的熏香是紫罗兰，笔墨溅出的颜色是紫罗兰，宅院名号为紫罗兰庵， 笔名叫“紫罗兰庵主人”，就连他创办的刊物也取名《紫罗兰》。而最令世人惊讶的是，从他《紫罗兰》的“花丛”里盛开的一朵炫丽奇葩，便是亦如紫罗兰般冷艳孤清、苍凉绝美的张爱玲。
第三章 最好的岁月
张爱玲纤弱婀娜、妩媚妖娆，眼眸里永远漫溢着凄滟浣流的朦胧幽怨。她纤细无力的手却握着一支浓彩斑斓的笔，以早慧而敏感的玲珑心事，与文字起舞，舞得绝艳凌厉、残碎灵异。一幕幕决绝冷酷的演绎，冷飕飕地穿透战栗的脊骨，道尽人世沧桑、红尘冷暖。
生命中如影随形的绝望与挣扎，噬咬着她寂寞的灵魂，令她无处遁形。临水而立，只落得人在高处，灵魂却在寂寞里漂浮，水里的涟漪是她与自己痴缠的影子。“那些孤独，寂寞，伤痕，死亡，别离，思念，等待，稍纵即逝的温情和绵延永恒的绝望，如同夜色中一支华美的骊歌。”（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她逃不出冗生的虚妄，也逃不出心灵的囚篱，唯有借着华丽悲壮的文字镌刻岁月的浮影。
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三年寒窗学未成，留学英国，也如春梦一场，终成幻影，多少令她有些失望怅惘。然而，这个外表柔弱、内心钢韧的女孩，在短暂的沮丧之后，很快又清醒地重新梳理蠢动于心底的诸多梦想。
留学梦搁浅了，还有文学梦。她对自己天才般的才情，一向是有些骄矜自恃的。与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她的内心无法抑制地骚动着，兴奋、无畏、跃跃欲试……她相信，她一定能在上海这个熟悉而繁华的都市成就她的文学梦想。她隐约悟到“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是一种新旧文化和中西方文化交织一起，略带畸形的、混沌的奇异，或许这奇异正好迎了她骨子里不断涌动的诡谲奇异的灵感。
张爱玲虽然孤傲清高， 但生活的磨难以及她敏锐的洞察力，又使她谙知世故。她知道“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回上海后，张爱玲一直和姑姑住一起。她需要挣钱来维持生计，除了写作，她别无他技。正如她自己所言，她“生来就是写小说的”。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她最开始是为英文报刊《泰晤士报》、《二十世纪》写影评、剧评或时装艺术等与生活相关的杂文。其中一部分文章，在她成名后，翻译成中文，收入她的散文集《流言》。
卖文只是谋生的手段，“醉翁之意不在酒”。张爱玲真正的目的是成为一位知名的作家。沦陷的上海，文艺刊物上早已看不到巴金、茅盾、老舍等名家的文章。文人们大多都鄙视日伪政府，也不愿背负汉奸的骂名。他们有的被封杀、有的撤离、有的封笔，一时间，文坛形成一个真空的局面。正是这个空档期，张爱玲横空出世。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回忆道：“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山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摘自台北业强出版社。柯灵。《隔海拜年》）对梦想的执着、对成名的渴望以及对金钱的需求，张爱玲已等不及将稿件扔进邮筒后，在编辑的案头遥遥无期地碰运气了。虽然她向来不善交际，于人情世故更是浑然不觉。可这次，她要主动出击，要亲自把稿子交到编辑的手上。
年严冬的末端，春寒料峭，寒意甚浓。经亲戚朋友的介绍，张爱玲携她的“两炉香”………《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叩响了《紫罗兰》主编周瘦鹃的家门。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里“泰斗”级的人物，他才学渊博，集创作、翻译、编辑于一身。虽饱受新文学阵营的诟病，但仍有极高的影响力和鉴赏力。
张爱玲着一身鹅黄色旗袍，亭亭玉立，京腔京调，执礼甚恭，令周瘦鹃眼前一亮。案头香炉里隐隐地燃着紫罗兰香，袅袅漫起的一缕青烟，令满屋暗香袭袭。周瘦鹃接过“两炉香”的书稿，仅是题目，就令他深感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