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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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勇敢抉择》一书出版后的几个月，我获得了向美国各界人士演说的机会。虽然我按照出版社的意愿写了一本关于我个人经历的书，但当我在美国各地的讲台上演讲时才发现，这本书与其说是我的个人回忆录，不如说是描写商界形形色色人物的读本。多年的商界从业经历告诉我，是人在生产产品、在给集团带来利润。如果你不了解人，无法改变他们的行为，也就意味着你无法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
我所合作过的很多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和软件编程师，都认为技术产业的人性是“软”因素，比起他们所做的工作，这种软因素没那么重要。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在巡回售书的演讲中，多次告诉读者，我看人时会有不同的视角。领导的本质是发现人的潜能。在这个方面，领导和管理有着本质的区别。管理是要在特定的条件和已知的局限下，努力实现可能的成果。相反，领导则是从已知的情况出发，突破各种限制条件，改变事物的秩序，实现更多可能的过程。
有两个因素会影响领导者改变组织的能力。其一，人既向往变化，又害怕变化。他们对于即将发生的变革感到兴奋，又会对未知的情况心存顾虑。其二，有权有势的人总是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保持现状给了这些权贵人士独有的优势，因此他们会竭尽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保护现状。正因如此，任何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具有自满和裹足不前的倾向，常常拒绝那些试图改变原有秩序的领导者。
我在1999年入职惠普公司的时候，碰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惠普公司在硅谷有着悠久丰富的创新传统。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创始人比尔·休利特与戴维·帕卡德确立的公司宗旨：成就、贡献、灵活和创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惠普公司在创新方面的优势被弱化，整个管理方式从平庸最终沦落成为官僚主义的盛行。到20世纪90年代末，惠普公司在各个竞争市场中的地位急剧下滑，除了打印机，几乎所有其他产品的市场份额都处于垫底位置，我们的利润率也下降了一半。那正是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时代，而惠普公司却只取得了如此平庸的业绩。惠普公司的员工不再坚持惠普一贯的理念，开始以“惠普”这个品牌作为不去创新的借口。“我们不能改变这个，因为这样就不是惠普公司了。”当初积极向上、支持创新的公司文化逐渐失势，官僚主义逐渐盛行，不断地损耗着惠普公司的元气。
《勇敢抉择》一书主要讲述了我如何带领惠普公司的团队，通过创新，重现一个科技巨头公司昔日辉煌的历程。书中讲述了我为惠普公司规划的新蓝图以及与公司上下多种反对势力互相角逐的过程。在美国巡回售书的过程中，我不断讲述着惠普公司所发生的故事，又不断提出更多发生在公司以外的问题。我开始意识到，要解决美国当下的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惠普的领导艺术。比如，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的就业机会就已经流失到了其他国家，劳动力薪水涨幅一度停滞。技术和全球化给当前的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说过，我们需要为每一个就业机会而努力。我们不能把过去实现的经济领导力当作理所应当的情况。我们不得不通过每个行业的高效竞争、不断提升教育和职业培训政策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唯有如此，我们的下一代和工人才能做好准备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们还要改变美国的税制和监管环境，为企业创造全球最好的商业环境。所有的这些变化和投资都需要领导者深刻地理解一个事实：美国不能再沉浸于自己身为大国的地位和现有的成就了。简言之，我们必须要为了工作机会而奋斗，我们必须要让工人做好准备去迎接不断革新的工作任务。
很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也认为，我在惠普公司促成变革的举措，以及关注整个技术行业和全球化发展动向的看法，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那个时候，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迈克尔·海登邀请我出任外部咨询委员会主席；曾为拉姆斯菲尔德和盖茨两任美国国防部部长服务的国防商业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贝尔邀请我为他效命。前任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下属、曾任密歇根州州长，时任美国国务院转型外交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恩格勒也邀请我和他共事。
这些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已经无一例外地意识到，他们任期内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所有人都害怕挑战，认定瞬息万变的局势会削弱组织从容应对、与时俱进的能力。他们知道繁文缛节和惯性思维是他们的大敌，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在变革方面有经验和全新视角的人，来帮助他们从外部打破机构官僚主义的桎梏。
海登局长要求我们顾问委员会集中精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作为致力于保密和情报工作的机构，如何能让美国民众看到一个信息透明、权责明确的体制，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尤其是在面对艰难使命和颇具争议的行为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息技术系统如何在新时代进行变革，实现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通力合作，同时保证美国中央情报局能高效地破译并保护信息？在如此复杂的内部体制下，这一机构应该如何应对敌人利用最基础、无处不在的技术来进行有组织犯罪？面对21世纪恐怖活动的升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事雇用体制又该如何进行改革？
我们以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伊朗国家情报评估机构所做的一份总结报告为例，探讨了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这份报告声称，伊朗已经在2003年停止了核武器开发，美国有理由相信，2007年的伊朗并没有重启核武器开发的计划。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重大的误判。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最后，我们经过多次讨论，话题最终落到了美国国家情报部以及这个新的强大的官僚机构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带来的繁重的、成效颇低的信息要求、管理指令和预算规定等问题上。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赖斯要求由转型外交顾问委员会来解决人员招聘、信息技术系统，以及该委员会与政府其他机构，尤其是美国国防部的协调合作问题。之后，我们审查了美国国防部内部一切变革所需要的审批流程。结果发现，这些流程几乎令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进。盖茨部长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职责》（Duty）中也指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我们针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讨论了解决方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勇的士兵们面临着绝望，基本的生活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但就在这种时候，美国国防部却能心安理得地大量斥资以稳固五角大楼里的官僚主义作风。前线士兵与后备力量的比例跟以往一样混乱，虽然各级领导者都在绞尽脑汁地改变这一点。我们还开展了一项特殊的项目，旨在推动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与商界的亲密合作，从而进一步实现美国在全球热点地区问题上的目标。
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但让人振奋。能有机会为我所敬仰的人士效力，我感到三生有幸。这一经历进一步验证了我的观点：人就是人，有组织的地方就会有官僚作风，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府部门，都不可避免。变革就是变革，难度都不小，尤其是在大型组织机构内部，存在众多无形的地盘派系斗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重心和不容侵犯的底线。如果无法在联邦政府机构进行成功变革，官僚主义体系将会耗费这个国家更多的财力和物力，工作成效无法提高，甚至不断下降。官僚主义的本质就是如此。
我涉足政坛，是因为我知道政界人士制定的政策会从很多方面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激发民众的潜能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治愈伤口，允许每一个美国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过上有尊严、有目标的日子。我们需要的是不同的政策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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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夏，我在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工作的时候，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的助手告诉我，参议员想见见我。我和约翰相识于2000年，当时我去美国国会为网络税收问题做证。约翰当时是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完全认同我的观点。我们双方都想要保持网络创新的自由。如今，约翰正在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但情况不容乐观。他很不开心，从他的做法就能看得出来。他不再卖力地筹款，与顾问们的意见也大相径庭。出于经费考虑，他不得不解雇了一半的竞选职员。美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称他为“争夺者”。
我去约翰的办公室和他见面，他希望我出面帮助他完成美国总统竞选。我虽然非常敬仰麦凯恩参议员，但这个请求还是令我有些犹豫。我从没答应过参与竞选这种事情。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一直坚信，我所代表的是公司里的所有人，不应该陷入派系斗争中。然而，就在我读完约翰的回忆录《父辈的信仰》（Faith of My Fathers）后，我非常支持约翰的竞选理念，我也相信，通过竞选，我能更好地发挥个人才能，积累经验。所以，我答应了。很快，我就和约翰同舟共济了。
2007年的夏天，我们的竞选活动开始了。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其实我们的竞选活动规模小得可怜，经费也少得不能再少。我们住的都是经济型酒店，随行的人员不多，参议员得自己拎行李箱。我们的第一站是南加州。整个团队只有麦凯恩参议员和他的新闻秘书布鲁克·布坎南，还有我。在我们离第一站目的地仅有不到10分钟的距离时，布鲁克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得去引荐他，对吗？”我很惊讶，但我很快回应说，我当然会介绍他，你只要把事先准备好的介绍词给我就可以了。但是，哪里有什么介绍词。“你随便谈谈自己吧。”布鲁克说。就这样，我只有7分钟左右的时间做准备，然后，就得在人群面前介绍自己，并说出我如此敬仰约翰·麦凯恩的原因。南加州的行程顺利结束。之后，我开始和麦凯恩定期到各地做宣传。
2007年的夏天即将结束，约翰·麦凯恩的竞选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历史上最声势浩大的一场复出行动。约翰逐渐告别竞选幕后，由竞选经理负责整个活动，他也更愿意进入公众视野，与选民近距离接触。很快，我们不再使用之前租来的小汽车，改用大型巴士车前往每个活动现场，媒体也纷纷停止了消亡观察。我们所到之处，他们蜂拥而至，就怕自己抢不到新闻头条。筹款活动如火如荼，人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2008年，在确定约翰为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之后，我在竞选活动中的角色也变得更加正式，主要负责向女性选民做陈述。我和约翰一起四处宣讲经济问题，我甚至还参加了“实话实说快车”节目，从俄亥俄州到宾夕法尼亚州，一路宣传创造就业机会和振兴经济的必要性。
2008年8月27日，就在竞选活动宣布结果的前两天，约翰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选择了阿拉斯加州的州长萨拉·佩林作为他的竞选伙伴。他请求我好好地帮助佩林。“她很需要帮助，卡莉。”约翰想要我帮助他加快解决美国当前经济问题的进度。几个月来的次贷危机让人困扰，贝尔斯登已被保释了三个月，雷曼兄弟公司在数周之内肯定要垮台。我告诉约翰·麦凯恩，我很乐意帮助佩林。
我认为选择佩林州长作为麦凯恩参议员的竞选伙伴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选择，这当然是好事。我并不了解佩林，但却知道她的竞选需要获得人们更多的热情和能量。我记得有一次，在圣保罗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坐在亨利·基辛格的旁边。大会的第三个晚上，佩林州长正在发表演说。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亨利也不知道她会讲什么。6分钟之后，他用胳膊肘碰碰我，小声地说：“她讲得真好，我想这次竞选应该会成功。”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很多民主党派人士以及主流媒体的反应却比较尖刻，媒体津津乐道的是佩林州长的女性身份。就在佩林有机会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前，我和许多支持约翰·麦凯恩竞选的女性一起，包括田纳西州的代表玛莎·布莱克本和前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简·斯威福特，共同指责媒体对佩林的攻击，并批评希拉里·克林顿为性别主义者。我反驳的并不是他们对佩林州长担任美国副总统资格的性别主义言论，而是给佩林的不同标准。有的人就认定她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竞选资格不同，这就是性别歧视。
“我认为讨论竞选人的相关经历，这是合法的。”我在查理·罗斯演讲的当晚跟他说，“要说一个曾经只担任过一届参议员，但却从未做过执行决策的男人要比一个时刻都在做各种政治决定的女性更有资格参加总统竞选，这绝对是蔑视女性的说法。”
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为佩林州长辩护，我很高兴能为她坦言心中所想。对佩林州长的攻击仍在继续，有的说她假装怀孕，有的说她是一个纳粹分子，这都还不算是最恶毒的攻击。我从来没有机会按照麦凯恩参议员的要求当面向佩林说明美国正在面临的经济挑战，虽然我在竞选期间曾多次要求跟她会面。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机会和她当面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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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选之日来临前的最后几个月，就如多米诺效应，人们的恐慌也在加剧。华尔街的银行家、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以及所有在大选中拥有一方阵地的人们都陷入了巨大的压力和不眠状态中。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汉克·保尔森召集华尔街各个公司的领导来到会议室，在他们每个人面前放了一张纸。他的意图非常明显：你得签了这份文件，才能获得政府的资助。就在美国国会议员对价值7 0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争执不下之时，麦凯恩参议员暂停了自己的竞选计划，飞往华盛顿。我觉得这个举动不是很明智，但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我知道华盛顿那边有很多人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