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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孔多嘟起嘴，这是他心有所动的一贯表情。他思谋了半晌，突然举起了右臂。当然，这是他赞同某项事情的举止，他同意了！
我递给他一杯茶，自己拿起西旸喝剩的半杯：“来，为伟大的马孔多干杯，为了漂流的成功干杯！”
马孔多一饮而尽，咂咂嘴，说要找西旸聊聊去。我将他送到西旸门口，他有些羞涩地站在那儿，一言不发。西旸木讷地问我：“马孔多还没回来？”
“他不正在你眼前嘛！西旸你可真好眼神！”我兴高采烈地推了马孔多一把， “你不是要找西旸聊聊吗？你们要一起漂黑龙江了，好好商量商量一些细节。我走了，你们谈吧。”
西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马孔多，好久不见，请进。”西旸做出一个礼让的动作，可那时马孔多已经溜进室内，西旸的彬彬有礼看上去有点虚伪和滑稽。
晚饭后漠河县委在北陲饭店和文化宫之间的空地上举行了迎白夜露天舞会。站在二楼可以清楚地看到楼下的情景。乐队正在起劲地演奏一首节奏明快的快四步舞曲，十几对男女快速旋转着，但大多数人都在围观。我看见马孔多鬼鬼祟祟地在人群中串来串去。有一刻他还踮着脚尖朝乐队拉小提琴的姑娘张望，样子像个企鹅。马孔多的矮小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舞会一直到二十一点还没有结束的迹象，蚊子倒是三五成群地飞来，我不得不抹了些避蚊油，然后准备下楼身临其境地感受一番。刚走到饭店门口，恰好碰上西旸，我便问：“刚才你和马孔多谈得怎样？”
“还好。”西旸说，“他非常高兴能加入漂流队。我也一样高兴。只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漂流是件危险的活动，在排除诸多浪漫的成分外，死亡的因素还是存在的。”
“死亡？”我说，“别想得那么可怕！”
“必须这样设想。”西旸划着火柴，用掌心护住，点起一支烟。微风把邻近的两棵松树身上的松脂气吹下来了，清香得很。天空是深蓝色的，白夜前夕的漠河清纯明丽，远山那幽幽的暗影又似一缕不经意的哀伤挂在天空的珠帘下。哦，死亡，不！
那一夜我和马孔多睡在一张床上。在那样的夜晚拉上窗帘是最愚蠢的举动，所以我们把窗帘全部卷至墙角。明亮的玻璃窗把明亮的夜晚推到房间，使房间充满了本不应有的光明。白夜仿佛提前降临了。我们幻想着渔汛、出其不意闪现在大庭广众面前的母鹿以及动人的黄火。我们相互抚摸，感受着肌肤之间的喁喁私语，想象着时光再流逝几十年后，我们都将成为两具不知身在何方的僵尸，一切的怨气和不解也就涣然冰释于温存的拥抱之中了。借着滚滚而来的仵逆黑夜的银白色光芒，我们重温了世上男女本应有的欢乐，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男女之间的和平，淡淡的永恒的和平。对时光残酷的设想和出人意料的温存使我们流下了眼泪。我们终于在分别后首次达到了一种伤感的和谐。我倒在马孔多怀里，沉沉睡去。
永别的白夜
六月二十一日对于地球是一个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太阳将它金色的触角几乎全部移到北半球，在这一天，生活在高纬度村庄的人们将彻彻底底感受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彻头彻尾光明的世界中。我和马孔多早晨醒来后有些怅然若失，我们迅速从床上分开，各自用衣服装扮起来，然后出现在公众面前。早餐一如昨日，豁着边的油腻腻的碗以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面前，我们象征性地吃了一些。饭后，天有些阴，西旸到房间来通知午后三时动身。问他为什么那么晚，他说上午恐怕有雨。
“马孔多，你还有什么要问西旸的吗？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我说。
西旸顺着我的目光去看马孔多，他对着我目光所及的地方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你只需跟着走就是了。”
马孔多吐吐舌头。西旸告辞了。
西旸预料得不错，上午九点一刻，天落了雨。马孔多赤脚坐在沙发上抹避蚊油，我则百无聊赖地摆弄手电筒的电池，装上卸下，卸下又装上。
马孔多忽然轻声对我“哎——”了一声，他很少叫我的名字，在他的生活中，我就是被千呼万唤的哎。
“昨夜如果使你有了孩子，我会非常难过的。”他说。
原来他为此闷闷不乐！我说：“绝对不会！”
马孔多的眼睛又充满了神采，那种忐忑不安的表情取而代之以镇定自若的神态， “我只是不想给这世界留下我的血液。”
“是孩子。”我说。
雨下了一个多小时就住了，天豁然亮堂了。雨后的白云缥缈地点缀着蓝色的天空，不远处的山苍翠欲滴。许多车辆在午后潮湿的空气中朝北极村出发。西旸带领漂流队的小伙子们往卡车上装东西。西旸他们已退了房间，他们在北极村尽享白夜后将直接驱车到黑龙江源头，所以北极村之夜将是我与马孔多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对于别离我已习以为常，但马孔多这次离去却使我惆怅。我把属于他的东西一一打点好，又将自己行囊中的手电筒、望远镜、蜡封的火柴、香烟、避蚊油等统统给了他。我也退了房，希望归来后直接赶到车站，不想独自再嗅到北陲饭店里与马孔多同居的房间的气息了。
午后三时我们分乘两辆卡车出发了。西旸让我和他坐在一起，而马孔多则在另一辆车上，反正我和马孔多也没更多的话可说了。卡车司机打开录音机，西旸递了一盘很有情调的钢琴曲磁带，行云流水的音乐很快把我的心与车窗外的景色相融在一起。西旸突然指着外面一片经历一九八七年大火的过火林说，看见了吗？那些没有被采伐的火烧木已经返青了。那是一片至少有半个世纪生长期的落叶松，尽管它们的树干仍然掩不住大火所留下的苍黑色疤痕，但它们的枝枝桠桠却抽出了耀目的新绿。高纬度植物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五年之久的表面死寂状态被烧不死的根给催发出了蓬勃生气。这些侥幸存活下来未被伐掉的树木证明我们已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火灾之后，舆论界大谈特谈官僚主义对经济建设的严重危害时，似乎没有人去关心那些已经被火烧过的树木该怎么办。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专家考察团奔赴大兴安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火烧木已经毫无再生的可能了，于是一场抢运火烧木的战役在大兴安岭打响了。整整三年时间，那些被宣判了死刑的树木永远离开了大兴安岭这片丰饶的土地，它们被截断，一车皮一车皮地尸体般地被运往他乡。没想到几年后的今天，那些所剩无几的过火林却带着辛辣的微笑孤傲地复苏了。我对西旸说，从塔河到西林吉的火车上，听到两个老大兴安岭人发过这种牢骚了，他们说当地有一个林业专家曾及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高寒禁区的林木根系茂盛、深扎泥土之下，具有永冻层，根是不会被烧死的，只要根不死，几年春雨的滋润和林地上丰富的腐殖质会促使树木复苏。然而他的意见由于势单力薄而寡不敌众，没有人科学地采纳他的意见。真理在这种时刻被上帝放逐天涯海角了。
司机加大油门参与了我们的谈话，他是个粗人，他的话加了不少的脏词：“妈拉个X的，这帮书呆子也不向老百姓调查调查！有经验的老林业工人都预言过火木有返青的机会，可没有人信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是大老粗。我们抢运火烧木的时候，几个离了休的老林业工人就聚在一起喝老酒，喝多了就哭，说干了一辈子没给子孙后代留下几棵树，他们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我儿子十岁了，我不能让他在这儿呆一辈子。有山没林的，跟寡妇守孤灯一样，有什么前途呢！走啰！”
卡车把我们载入劫后余生的森林中，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不敢去看那满眼的绿。那种牺牲了其它的绿而独立于世的绿木，每一棵都可以成为一座纪念碑。历史的错误就在于它永远没有挽回的余地，如同一场失败的婚姻，一局走向穷途末路的残棋，说什么也回天乏术了！
我垂下头，无言的悲哀使我觉得钢琴是乐器中最令人寒冷的声音。
卡车走了四十分钟，到达老沟金矿，也称胭脂沟。我曾读过宋小濂的《北徼纪游》，粗略知道李金镛创办金矿的情形。当年晚菘青青、瓜壶满架、矿丁往来的情景不复存在了。我们看到了一艘废弃已久的采金船，看上去斑驳不堪，备受岁月侵蚀。黄金的采掘使老沟一带到处都是低缓的坚硬的沙丘。据史料记载这里曾有俄妓日妓出入于常年不见女人的矿丁的屋中。谁都能想象得出这苦寒之地矿丁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和西旸沿着金沟走了一刻，然后又回到卡车上。返青的火烧木和废弃的金矿都使我减少了看白夜的兴趣。我甚至觉得千里迢迢和马孔多一同看白夜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
傍晚五点二十分卡车在经过了一大片挺秀的樟子松林后，疲惫不堪地驶进北极村。车停在防火检查站门口，那是间涂着黄粉的房子，周围是兴旺的灌木丛。草和野花的气息扑鼻而来，鸟的叫声也依稀可闻。一个穿白色制服的交警招呼司机下来进行车辆登记。司机登记完上来说：“我们是第三百零一辆。这么小的村子已经有两万人了，你们看，县委把交警都调到村里来了。”
我们按预先安排好的那样先到北极村林场食堂吃饭。席间听负责接待的当地朋友说，北极村的所有旅店都已客满，许多老百姓家也住了人。个体饭店一拨拨地接待人，青菜水果价骤然飞涨。一些摊贩随之在街角和江边支起了摊子，卖煎饼、馄饨、茶鸡蛋、玉米面发糕、咸鱼等等。我插话问他江边都有什么活动？他兴奋地涨红了脸说：“江边拉了好几串彩灯，县委派来了乐队，柈子早几天前就运到了，晚上点起簧人尽兴跳舞吧。”他那种作为主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而我对彩灯的出现则深恶痛绝，温馨的白夜中彩灯那多变的光芒将大煞风景。
饭后是晚上七时许，太阳还明晃晃地悬在天上。西旸和当地老百姓去田野里认野菜，他怕中途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搁浅以备不测。漂流队的另外几名成员围在一起打桥牌。我和马孔多沿着小路朝村子走去。北极村在夏至前后已不是一个沉寂的村子了，异乡人的影子到处可见，当地老百姓有的在田间劳作，有的在屋子中忙家务，还有的在街头巷尾兜售东西，尽管如此，本地人也显得寥寥无几。我们经过了气象站和敬老院，气象站的白房子沐浴着不死的天光，光彩照人。敬老院那用蓝栅栏围起的院子里有一些老人在散步，他们当中有的是当年在胭脂沟采金的老矿丁，如今都驼了背，老眼昏花，行动迟缓。他们享受白夜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我和马孔多不由自主地走进敬老院，和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攀谈起来。他很厉害的驼背与他眼睛中那不屈的光芒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拄着拐杖，没有一丝头发，白色的胡须微微拂动，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我大声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是山东人，闯关东来的。又问他为什么孤身一人，他顿了顿拐杖说：“老伴死了，俩孩子一个淹死了，一个嫁到南方去了。”
“那你怎么不跟闺女到南方去？南方水土好，养人哪。”我说。
“南方老下雨，我不去那儿，天又热。漠河这个地方我呆服了。”他用极富挑战性的目光望着我，“南方人没力气，因为他们老出汗，北方人冬天烤炉子，烤出了一身的力气。”说着，还跷了跷并不利索的腿，暗示他很有力气。他口齿清楚，牙还没有全落尽，只是耳朵有些背了。他问我们打哪儿来，我说哈尔滨。老人的眼里迸发出狡黠的光彩：“一九三八年我路过哈尔滨（他将“尔”念成“拉”），道外有个桃花巷，有名的妓院都在那儿。城中心有卖大列巴的，跟锅盖那么大。”他试图做个手势，但失败了。“松花江水那个混浆浆的呀，简直没法跟黑龙江水比，现在哈尔滨还那样吗？”
“除了没有妓院外，大面包还有，松花江水也是混浆浆的。”我说。
“哼，妓院没明的，还没有暗的吗？这东西可封不住。”老人顿了顿拐杖，问我们在这里要住几天。马孔多告诉他我们是来看白夜的，之后他要到黑龙江源头进行漂流考察。老人兴致勃勃地问；“是放排吗？”
“坐橡皮船。”马孔多说。
“那你们可得小心，黑龙江看着平，实际上险段也不少。到呼玛那一段有个黑龙口，黑龙就卧在水底，水流急，漩涡大，以前还吞没过大船呢。”他又问，“你媳妇也跟着去？”
马孔多笑着摇摇头。
老人吐了口痰赞同说：“这就对了，别让女人跟着上船。”
马孔多冲我扮个鬼脸。
老人又说：“我怎么看你看不太清，看你媳妇却看得清清楚楚？你闪来闪去的，走了魂似的，漂流要小心啊。”
马孔多吓得白了脸，我也陡然恐惧起来。老人不像其他人那样对马孔多视而不见，可他却看不清楚马孔多，能看清我，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你怕死吗？你活了这么大年纪了。”马孔多问。
老人笑了，“这还用问吗？能活这么大岁数，就是怕死啊！要是不怕死，我早就不活了！”他咳嗽了一声，“一想到人要死，我就哆嗦，等死的日子可真不好过。”
我们又随老人到他居室里聊起来。屋子不大，里面对称放着两张床，床单很整洁。东西两面墙上各贴着两张杨柳青年画，一个是童子抱鱼，另一个也是童子抱鱼，只不过鱼摆尾的方向不同，画面大同小异。老人指着他对面的床说：“这个老弟比我小六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