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8年少年杂志编辑的工作过程中，太多的孩子向我倾诉和询问有关感情和性的问题，有的孩子甚至千里迢迢跑到编辑部来咨询。最让我不能忘却的是2000年的酷暑时节，高考过后，我询问一位小朋友木青（化名）的高考成绩，她沮丧地告诉我：没考好，因为就在高考的前一个月，她还陪自己的好友高三的一位同学去医院堕胎。
更惨的是，这位同学在做完堕胎手术后的第一周，为了体育达标，竟然还跑了1000米。至此，在以后的体检中，她的腹部永远有一块阴影。后来，她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的大专，每次听妇科学这门课时，她都会后悔不已，她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做妈妈了。
木青对此事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因为在一本病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的字样：木青，16岁，有性生活，一个月前人流，检查妇科，一个星期后做B超。她的好友不敢用自己的真名，而用了木青的名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这件事讲给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孙云晓听，引起了他的重视。
他认为这些事实里面包含了很深刻的问题：中国的性教育与孩子的现实生活有严重的脱节。
他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调查做出来，给很多人启示和帮助。而且，孙云晓提出，我们应该以严肃的态度，严谨地做好这件事情，要有一个采访提纲，要有一个保护被采访人的保密协议，还要给每位受访人付300元的费用。前期的费用由孙云晓来承担。
孙云晓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拟好了一个详细的访谈提纲。
在采访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需要对提纲做一些修改。因为孙云晓工作非常繁忙，采访就由我一个人完成。但是，每一篇整理好的访谈文稿，孙云晓都会仔细看过，并提出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
所有的采访完成之后，孙云晓设计了本书的结构框架。我们分工合作，我完成了第 一、二、三、四、六、八章的分析与建议，孙云晓完成了第五、七、九、十章的分析与建议。全书由孙云晓统稿修改。 采访的过程非常艰苦，从2002年的冰天雪地到2003年的冰天雪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要照看刚满一岁的儿子，有时疲倦到连话都不想讲。但是我的采访对象却有更大的热情和责任心。他们每个人之所以愿意站出来讲述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用自己的经历给其他的同龄人提供帮助。他们认为，这件事，如果他们自己不站出来，别人是不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的。但是也有一个孩子，完全想像了一段生活经历讲给我听。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我发现，因此这个访谈被删除。还有一位学生的访谈因篇幅所限，也没有收入。无论如何，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激｜情与真诚，正是这些，使我坚持做好一些极其琐碎和细微的事情。
我和一些被采访者后来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们有时会一起去逛街，看京剧什么的。有时在一起聊天也很开心。有一个男孩把300元的受访费拿了出来，希望它成为我这本尚未出版的图书的第一笔购书款。
孩子在与大人的相处中，总会有一些事陷入大人的“理所当然”中，失去了 基本的诠释权，孩子也丧失了进一步沟通的兴趣和勇气。有一个孩子曾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不能告诉他们（父母），这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现在能正常生活的基础。我们都已为人母、为人父，听到这样的誓言，怎能无动于衷？
我们希望大家，所有关心孩子的人，少安勿躁，先听一听，孩子们在说什么，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再想想对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只可惜，那个“彼”已太难“知”了！抑或是懒得去“知”了！当然，在成书的过程中，我们也碰到诸如“我们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采取访谈的形式而不是其他”等等的问题。还好，每个领域都有一些严肃认真的专家，已给出一些指导，著名的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一书中的前言中有一段表述：“由于我的样本很少，所以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我只是把这项研究视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不具备对更广大人群和更大范围现象的代表性”。这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解释。至于访谈的形式，则是因为中学生朋友们一致以为：他们需要的只是有一个人能心平气和地和他们好好谈一下这件事的机会，他们并不想成为别人窥探隐私的对象，因为这仅仅是成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非常感谢好友孙晔、洪雪、林静，还要感谢我的合作者孙云晓，我们是十年好友，他于百忙之中 与我共同完成此书，并给予我无限多的鼓励，他是一个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有很多深刻思考的教育专家，也是一个对工作有高度责任心的编辑，在我的文稿中看出各种问题，并给予严厉的批评，使我进步不少。
书已写完，有太多遗憾，不妥之处，请各位读者指正。我们也知道，还有太多故事尚未讲出，等待大家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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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引墨2003年11月3日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