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的顶头上司。”副社长哦了一声，说：“这文章非发不可？”杨登科说：“你这不是废话么？可发可不发，我还这么郑重其事地跑到你这里来？”
副社长指指屋角山一样乱扔着的一堆书籍，说：“看到没有？那些都是自费出的作品，都是求我发评论的。报纸天天登这些谁也不会看的书评，那其他新闻都不要登了。”杨登科说：“这是你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知道你这个老同学当了这么多年的社长了，我这还是第一次来求你。”副社长没法，说：“好好好，下周见报。”
杨登科这才放了心，说：“到时我请你的客。”副社长说：“谁要你请客，以后少给我添乱，你就是我的大爷了。”杨登科心里感激老同学能给面子，嘴上却说：“要你发篇文章就是添乱，你的报纸不发文章，专发会议报道和广告？”
说罢准备走人。还没走两步，杨登科又转身回到副社长桌边，拿过稿子，把标题下面自己的署名改成了副社长的名字。副社长说：“你这是干什么？要我背一个剽窃的恶名？”拿笔要改回去。杨登科拦住他说：“你就积一点阴功嘛。”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一个小司机，给人写评论，谁放在眼里？你是贵都市文豪，拉你的大旗作虎皮，还震得住几个不明真相的读者。”副社长只得无可奈何叹一声，放了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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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社长没有食言，第二周就把文章发了出来。杨登科拿着报纸跑到向校长办公室，他也正在一个字一个字看那张报纸。向校长自然对杨登科感恩戴德，只是不解文章署名，说：“这是你的笔名？”杨登科说：“这就是我说过的我的老同学，贵都日报副社长。在贵都市他的名气也算大了，宣传效果好。”
向校长领会到这是杨登科的良苦用心，更加感激，真诚说道：“杨科您为我做了这么一件大事，叫我怎么谢您呢？”杨登科说：“这就是向校长您的不是了，我是因为喜欢您的大作，才心甘情愿这么做的，是为了等您的谢么？”向校长说：“好好好，大恩不言谢，以后有需要我向某人的地方，开口就是。”
事情当然没有到此结束，不久向校长就意外地收到十多张向他购买《残缺的寂寞》的汇款单，乐得他心里甜丝丝的，觉得这个斯文扫地的年代还有这么热心的诗歌读者真不容易。还特意把杨登科喊到他办公室去看汇款单，说：“信息时代，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宣传，杨科不是您给我大力宣传，哪来这样的效应？”
杨登科饶有兴致地捧着汇款单看起来，像是从没见过汇款单似的，一边说道：“看来必要的宣传还是少不了的。”向校长说：“全靠您操心了。”
杨登科装模作样看完汇款单后，又对向校长说：“还有人对诗歌这么感兴趣，我这个老诗迷也挺为您高兴。这样吧，您当校长的工作太忙，给我一些诗集，我负责替您跑腿搞邮寄。”向校长说：“我俩共同来做这件乐事吧，我写信封，您跑邮局。”杨登科说：“这也行，免得好事都被我占了。”向校长说：“知我者，杨科也。”忙去隔壁教导主任办公室抱来两捆诗集，放到杨登科前面，然后坐下，对着汇款单上汇款人的地址姓名写起信封来。杨登科也没闲着，在一旁帮着装信封袋。十几本诗集都装好后，杨登科又一把捆了，提着下了楼。
杨登科当然没往邮局跑，把那捆诗集扔进了自家小煤屋的门后。
原来那些汇款单都是杨登科和聂小菊用不同笔迹填好，趁自己下县出差的机会，通过邮局寄给向校长的。
此后向校长又陆续收到二十多张汇款单。向校长于是又亲自填写信封，杨登科将诗集装进信袋，打了包，然后以送邮局为名提回了自家煤屋。
二十
等到杨登科煤屋里堆了四捆向校长的诗集时，聂小菊终于如愿以偿做上了董少云所在实验班的班主任。
那天中午吃过午饭后，杨聂上学去了，家里一下子静下来。杨登科瞥一眼墙上的石英钟，见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反正去早了也无事可做，准备上床小睡一会。躺下没两分钟，聂小菊因下午没课，也洗完碗进来了。杨登科见她一脸的灿烂，估计她做实验班班主任的事已经得到落实，却故意问道：“看你脸色不错，是不是学校发了奖金？”
聂小菊伏下身来，在杨登科腮上吻吻，说：“是你当校长就好了，我天天找你要奖金。”杨登科身上一热，把聂小菊拖到床上，几下将她剥光，喘着粗气道：“学校没有奖金，那我奖你嘛。”聂小菊因为高兴，心上早已涨满春潮，努力配合着杨登科。杨登科感到从未有过的激昂，不禁雄风大振。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暴风骤雨很快过去，两人都得到了极大满足。聂小菊偎在杨登科胸前，告诉他向校长已经正式跟她交待了，立即接手实验班班主任工作。杨登科说：“向校长是怎样把很有背景的姓朱的摆平的？”聂小菊说：“向校长将姓朱的提了教研室主任，并从市委党校给姓朱的要了个青年干部脱产培训学习的指标，说要把姓朱的当做学校领导来培养，这样姓朱的便高高兴兴地到党校去报了名，明天就和我打实验班的移交。”杨登科说：“这事真难为向校长了，他可是煞费苦心啊。”
聂小菊接手实验班班主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认识董志良的儿子董少云。这也不奇怪，聂小菊本来就是奔着这个董少云去的嘛。董少云长得壮壮实实的，满脸都是青春痘。一双小眼睛，不太敢正眼看人，显得有些羞涩。聂小菊凭自己多年的教学生涯，知道这样的学生性格内向，却非常聪明，如果跟老师玩起心计来，还不是特别容易对付。
为更多掌握董少云的情况，聂小菊把班上学生的学籍档案调出来查了查，发现董少云初一时成绩一般，到了初二却攀升到了前五名，可是进入初三后又落了下去，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竟然老在班上倒数四五名左右徘徊。照这样下去，董少云要想顺利升入重点高中肯定是没有希望的，而学校办这个实验班的惟一目的就是提高重点高中升学率。说穿了，升学率就是摇钱树，就是聚宝盆，学校完全有理由把升学率进行到底。因为没有了升学率，摇钱树就会轰然倒掉，聚宝盆就将彻底粉碎，那所谓的素质教育是带不来足额的生源，带不来巨大经济效益和丰厚福利的，只能让你喝西北风。
此时的聂小菊当然没工夫去理会升学率的是是非非，她暗自琢磨起董少云来，觉得他身上大有文章可做。想想看，如果董少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遥遥领先，你这个班主任还怎么让他进步？你不能让他进步，又怎么打动得了董志良，最后让杨登科做上他的专车司机？
聂小菊回家后，把情况和自己的想法跟杨登科说了说，他也觉得这里面有戏，两人一齐研究起董少云来。杨登科虽然没做过老师，但他很快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说：“董少云过去成绩一般，后来提高很快，看得出他是块读书的好料子，现在他的成绩落了下去，说明他的心思出了偏差，已经不在学习上，那么他的心思到底在哪里呢？只要把这个情况弄清楚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聂小菊抬眼望着杨登科，说：“真看不出，你还很在行的，如果你来做老师，恐怕比我强多了。”杨登科得意道：“你以为我就知道摸方向盘？人不可貌相嘛。”又说：“这事还不能太急，得慢慢来。”聂小菊颔首道：“我也是这么想的，观察一段再说。”
通过进一步的观察，聂小菊发现董少云的心思的确没用在学习上。比如上课的时候，他人坐在教室里，注意力却总是集中不起来，老走神。他很少看黑板和老师，偶尔往讲台方向瞟一眼，眼神也飘飘忽忽的，像是刚睡醒一般。聂小菊经常有意识地喊他回答问题，他要么答非所问，要么一脸茫然。如果是别的学生这个样子，聂小菊早来了火，把他赶到教室外面去了，但对董少云还不能过于简单，这样会把事情弄糟的。
奇怪的是董少云上课心猿意马的，下课后却很用功，常常一动不动坐在座位上做作业， 极少跟同学们打交道。下午放学后，其他同学还在做老师布置的作业，他已经交了作业，背着书包回家了，那独往独来的样子，真像武打小说里的独行侠，有几分神秘。
聂小菊把董少云这些情况跟杨登科一说，杨登科认真想了想，说：“他出了校门后，是不是就直接回了家？”聂小菊说：“不直接回家，又去了哪里？”杨登科说：“如今到处都是网吧，他是不是进了网吧？如果是上网上入了迷，那是最影响学习的。”聂小菊说：“这个我也问了班上学生，他们都没听说过董少云有上网的爱好，而且学校曾经多次联合文化部门，在学生放学后对学校周围的网吧进行过全面排查，实验班每次都能逮到十多个学生，董少云却一次也没在场。”杨登科皱了皱眉，说：“这就有点奇怪了。”
这天杨登科特意跟随聂小菊去了实验班。在聂小菊的指点下，杨登科隔着窗玻璃认识了董少云，那简直就是披着董志良的一张皮，尤其是那双不大却有神的眼睛，仿佛是从董志良脸上拓下来的。下午杨登科提前下班出了农业局，还开走了那辆豪华型桑塔拿。曾德平做办公室主任后加强了对小车的管理，没有特殊情况，下班后小车都得锁进局里的车库，这天下午杨登科是在曾德平那里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把桑塔拿开走的。
杨登科没将桑塔拿开进九中大门，而是停在了街边。也没下车，眼睛一直乜斜着大门口。
没多久，就见董少云低头出了校门，然后横过马路，到了对面的公共汽车停靠点上。不一会后面来了5路车，杨登科知道那是去市委方向的，董少云应该上那趟车。可那小子却站着没动，等5路车开走后，身子一闪上了紧随其后的10路车。
杨登科二话不说，打响马达，将桑塔拿驶入街心，向10路车追过去。
10路车在下一个停靠点就跟5路车分了道，驶向贵水大桥。桥那头有一个停靠点，10路车一停稳，董少云就下去了，左右看看，然后扯扯背上的书包，横过大街，往新建设而成的开发区方向走去。开发区里很热闹，什么建材城、农贸市场、木材交易市场，应有尽有。杨登科怎么也弄不清，董少云一个初三的学生到这些地方来干什么。
正在杨登科这么纳闷着的时候，董少云胸脯挺了挺，进了木材交易市场旁边的托运大市场。托运市场门口车多人多，小车一下子还没法挤进去，杨登科只得将车停在离市场不远的空地，开门下了车。等他追进托运市场后，早没了董少云的影子。杨登科只怪自己动作慢了半拍，背着手在市场里转悠起来。
还没转上半圈，就发现了董少云，他正夹在一伙五大三粗的民工中间，隆着肩背往一辆东风牌大卡车上扛麻袋。杨登科很是纳闷儿，怎么也没想到董少云会跑到这样的地方来干这种重体力活。是来赚钱吗？那么好的家庭条件，还少了他花的？是来体验生活？他又不是作家或者演员什么的，就是所谓的作家和演员，也没听说过谁肯遭这样的活罪。何况他还只有十四五岁，还不是干这种重活的年龄，虽然他长得粗壮结实。
杨登科没去惊动董少云，朝斜对面一家门面走去，那里也有人正往车上装货。杨登科以替人找工作为借口，上前跟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搭讪。那男人只顾对着民工指手画脚，把杨登科晾在一边。直到货物装就，货车缓缓开走，老板才过来搭理他。杨登科这才了解到，一般五到七个人装一车货，开价三十到五十元不等，主要以货物多少轻重来定，也就是说装一车货，人平可得六元左右。一车货大约装半个多小时，若货主多，有车可装，两三个小时下来可领到二三十元装车费。杨登科初步估算了一下，董少云利用放学后这两三个小时来装车，可能也就是这么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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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家后，杨登科把董少云的行踪跟聂小菊一说，聂小菊也甚觉奇怪，不知董少云为什么要偷偷去托运市场卖苦力赚钱。两人做了分析，董少云父母肯定不知道这事，不然他们是决不会让儿子去受罪的。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谁都有疼子之心。杨登科和聂小菊怕简单行事弄巧成拙，决定先不惊动董少云的父母，等弄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再说。
聂小菊当了十多年的老师了，知道凡是儿女出现异常，根源都在家里。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像董志良那样看上去夫荣妻贵的家庭，自然要什么有什么，一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有问题，他们都是聪明人，也会尽量做到不影响儿女的成长。当然有一般就有不一般，聂小菊和杨登科两人侧面一了解，才知道董志良家里的情况还真的不一般。
原来董志良在郊区做区长时，曾跟一个叫袁芬芳的女老板有染，这事后来被董夫人知道了，两人闹得差点离了婚。袁芬芳原是贵都市歌剧院一位当家演员，长得颇有姿色，尽管已经年过三十，依然风韵不减。歌剧院过去红火过一段，后来国家财政体制发生变化，政府不再全额安排他们的工资福利，一夜工夫垮了台，演员们都作鸟兽散。袁芬芳自然也难逃下岗命运，在街上开门面卖起了服装。半年下来，服装积压在店子里没卖出去几件，袁芬芳只好亏本抛掉服装，改做文化用品生意。做文化用品生意的人多如牛毛，钱也不容易赚，做了一年连本钱都没赚回来。袁芬芳一时竟没了主张。心里头却不服输，自己要能力有能力，要姿色有姿色，怎么却做什么亏什么，一事无成呢？
那天袁芬芳在店子里枯坐了两三个小时，才好不容易进来一位美髯飘逸，约莫六十开外的客人。仔细一瞧，竟是原来歌剧院的孟老院长。孟院长是来买毛笔的，也没看柜台里坐的何人，进门就嚷道：“狼毫狼毫。”袁芬芳已经认出了孟院长，却不吱声，拿了几支狼毫摊到柜台上，任孟院长选择。孟院长低头选了一会，看中了一支，掏钱往袁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