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剖析着。
时属深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在忍受凄寒，而我们这位石湖支队长，却像三伏天里钻进了灶炕，汗流浃背地听政委以商榷的口吻，同他探讨战斗的得失。那些个破绽哪！那些个漏洞哪！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恨不能从船帮的缝隙里钻出去。
——直到今天，我还是个不及格的学生呵！
死去的政委当时毫无责备的意思，声调也不曾提高半分，而于而龙比受着斥骂、受着鞭挞还感到难过痛心。这才能叫做真正的触及灵魂呢！
指挥员的卤莽，是要以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来补偿的，但是政委却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轻敌的苦头，不作调查研究的苦头，轻易被人动摇自己判断的苦头——哦，了解得多么仔细啊！——我们都吃过，要是多在你们耳边吹吹风，至少会使你们慎重些，小心些。怪我吧，怪我来你们支队太少，而且也晚了点。”说着，紧握住于而龙的手：“二龙，打起精神，我们来不及办军官学校，只好边打边学，要付出一些学费，也是势所必然。”
可是一旦获得一些成绩，取得一点进步，阳明决不会忘记夸奖和鼓励的。就在那以后不久，支队在陈庄、三河镇之间打了胜仗以后，政委赶快派记者来写他们。
他们就从那时起结识了劳辛，一个和他们生长环境迥不相同的人物，这个从海外跑回祖国来抗日的华侨青年，留着浪漫主义的长头发，写着充满激情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的诗句。
说来也不怕丑，于而龙从不讳言，那时他和芦花是没跨出石湖一步的土豹子，不但不知道土星火星在宇宙间的轨道，甚至常挂在嘴边的英美法，日德意，也不晓得他们彼此谁挨着谁。延安那是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了，但实际距离多远并无确切的概念。尽管来不及地像饿汉般吞食着新名词，差点得了消化不良症；但要听懂劳辛那些古怪的外国话，比读天书都困难。什么“普罗意识”、什么“布尔乔亚的情趣”、什么“以狄亚”、什么“生蒂门答”、什么“我的烟斯披里纯来了！”等等等等，神仙也弄不明白。只是到了相当熟稔以后，于而龙和芦花——主要是充满好奇和追求，探索和思考的游击队长，才悄悄地问他那些洋话是怎么个意思？可是要他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解释sentimental的涵义，诗人费难透了。甭说在四十年代，现在有谁来尝试一下，保管也不容易。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与日俱增的友谊，心和心在逐渐靠拢，革命是他们牢牢联系的纽带，但激情却是焊接剂。哦，还有，诗人那直到今天也不隐讳，而且是并不衰减的对于芦花的真挚情感——那时人们多么坦率和忠诚呀！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石湖的最美好的时光。所以后来，传说诗人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曾经使他们多么悲痛了一阵啊！
但历史有时会重演的，巧合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要不然也就不能称之为充满戏剧性的世界了。是阳明使他们相交结识；三十多年以后，又是他让于而龙和劳辛重逢叙旧，然而却万万没有想到，是在政委的追悼会上。
“你还是不要去了吧！”谢若萍劝说着她的老伴。
“不，我爬，也要爬去参加追悼会的。”
按说革命队伍里，并不存在那种旧的伦理道德，但于而龙一直把阳明同志，赵亮同志，还有一些老领导，当做是自己的前辈，起心眼里尊敬他们。不顾他老伴的劝阻，到底赶去参加这位“恩师”的追悼会。等他走进灵堂，致悼词的一位负责同志都快要结束他的讲话了。
他只好在肃穆的人群后面垂首站立，那位负责同志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时不时地把讲稿捏在手中停下来不做声，而且是长时间的停顿，大家也都沉静在自己的哀思里。此时，在寂静的灵堂里，听得出欷哽咽的声音，出席追悼会的，绝大多数都穿军服，而且有把子岁数的部队首长也不少——他女儿画中的那位老兵也该来的，然而遗憾，他在面壁！一般讲，人老了就不大容易激动，但一个个竟至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可见人们对死者怀念是多么深切了。
悼词里提到的死者在南方根据地，在苏浙皖，在苏中苏北，在江淮地区工作战斗的历史。那些听来怪熟悉的机构名称，部队番号，使于而龙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去。尤其一听到抗大分校，立刻想起了芦花，她曾经去学习过，而且还想起来，当她学习结束后，政委仍照顾地把她派回石湖。在离开抗大时，政委把他自己手抄的《共产党宣言》（记得还是根据早年陈望道的译本，工工整整抄写下来的）郑重地送给芦花：“这是我给你和二龙的一份纪念品！”在抄本扉页上，有他的蝇头小楷，并排写着芦花二龙的名字……于而龙不敢想下去，因为他和芦花的婚姻，曾经有过许多议论，直到今天，还可以说是余波不息。想起最初的政委的第一次支持，那等于是一份结婚证书呵！从此，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银杏树下有了一间新房，是多么不容易冲破那重重思想束缚，盼到了这一天呀！哦！不敢再往下想去，他担心涌塞在胸头的感情，会控制不住从眼眶和喉头冲了出来。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然而我们也是不幸的一代，因为我们受到了多得多的挫伤和痛苦，有些，完全是不必要的……”于而龙想起不久前阳明开导自己的话，心里觉得堵得慌，他努力稳定住自己，因为他老伴直是嘱咐：千万千万不要激动！
离他不远，站立着一位同样迟到的吊唁者，他瘦削枯干，乱发蓬松，拄了根老气横秋的手杖，一直不能安安生生地老实呆着，左顾右盼，躁动不安，惹得周围的人都不很满意。
追悼会最后在悲戚的气氛里，大家鱼贯地绕骨灰盒一周退出灵堂，每个人都放慢了脚步，虽然再看不见他亲切的面容，听不到他温和的声调，但还是希望在诀别的时刻，多停留一会儿，向政委作最后的道别。
于而龙凝视着那个不肯有片刻安静的老头，一颠一跛地从他面前走过去，曾经注意地掠了他一眼。当他拄着拐杖掉头绕回，正好和于而龙走了个对面的时候，那满是密密皱纹的老眼，突然亮了起来。他先迟疑了一下，接着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好像要抓住什么地走出行列。这样，灵堂里出了点小乱子，服务人员赶快搀扶他出去。见他摇摇晃晃，直以为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等于而龙退出灵堂，在宽阔的台阶上，明显在等候他的那个老头，一跃而起，用手杖挡住了他的去路。
“我不会认错人吧？”
“你是——”于而龙惊异地站住。
“要不是我老眼昏花，你该是跟我打过短暂交道的那条龙吧？”
说得半点不差，于而龙怔住了，该死的记忆力，怎么丝毫捕捉不到一点印象呢？脑血管硬化会使智力衰退么？这个不肯安生宁静的老头是谁？虽然在眼镜后边，闪烁的火花，使他多少有点熟识，但那也是快要熄灭的残灯余火，唤不起久已沉睡的记忆。不知道面前像蔫萝卜似的老头是哪方人士？什么时候打过交道？一个大工厂的领导干部，接触面是广的，要有个秘书在就好了，小狄会用最简练的语言告诉他，客人是什么身分、级别，和应有的接待规格，谈话时的分寸；有时实在措手不及，当着客人的面，她就用俄语讲。现在，哦！老头的手还伸着，等着他握，简直太失礼了。
“啊呀……”他用手指戳着于而龙，嘻嘻笑道，“支队长，你大概是贵人多忘，不才小可曾经写过你的战地通讯《水不在深》，还留有一点印象么？”
于而龙像被电击似的一颤，记忆像破闸之水涌过来。“妈的——”他忘情地骂出了声，把老头紧紧挟住，几乎无法相信地：“活见鬼，你是劳辛？”
“货真价实，丝毫不差。”
于而龙欢悦地喊了出来：“呵！我的诗人。”
“还诗人呢？倒不如说是一个活着的死人罢了！”这位“诗”“死”不分的诗人嘿嘿地笑，是那种玩世不恭地笑，和公墓四周庄严肃穆的气氛不相吻合，于是惹起别人明显的不满。太张狂了，太忘形了，竟然这样肆无忌惮地笑，未免太亵渎故去的人了。“不不不！”劳辛毫不在乎地，“阳明同志如果活着，他也会高兴的。来——”他张开膀臂，甩掉手杖，“咱们再拥抱一次！”
“庆贺我们活着见了面！”
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劳辛用拳头擂着于而龙宽阔的前胸：“你呀！你呀！”
“你不是‘光荣’了么？说得活灵活现，千真万确。”
劳辛又笑弯了腰：“我也一直以为你‘革命成功’了呢！直到我去了趟石湖，才知道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找呀找呀，你在哪个避风港里呆着？”
于而龙想起他那九平方米的“优待室”。“我不信，你会找不到臭名远扬的我？”
“我认为你不会离开部队。”
“早就当老百姓了。”
“说明白的，现在干什么？”
“无所事事，一个自由哥萨克。”
“彼此彼此。你要不这样，就不是于而龙了。”劳辛深情地注视着石湖上出名的蛟龙，时隔好几十年，除了花白的头发，饱经沧桑的鱼尾纹，依然是那高大不屈的身材，魁梧结实的躯干，而且还是那样器宇轩昂、神采飞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不由得叹息：“一条好船，卷起风帆，落下桅杆，在避风港里抛锚系缆，真可惜啊！”
握别的时候，劳辛紧握住他的双手：“重新碰见你，真高兴，至少，在给我开追悼会时，又可以多一个生前友好了。”
他的风趣、乐观、充沛的感情，仍旧不减当年，使于而龙想起这个诗人、记者，当年曾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男子汉，他那翩翩风度，潇洒姿态，是相当有魅力的。记得那时在石湖湖滨召开群众大会，他总是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挥着年轻有力的臂膀，指挥台下的战士和乡亲，分部轮唱《保卫黄河》。哦，那激情澎湃的场面，现在想想也十分动人哪！那时候，人们什么都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诗人找不到一张写诗的纸，更谈不到吃穿用和枪支弹药了。可惟一不缺的是嘹亮的歌声，即使饿着肚皮，也要敞开喉咙唱出鼓舞人心的歌声。那一刹那间的劳辛，是一团炽烈的火，青春的火，热情的火。那时不讲究什么歌唱艺术，但是在他手臂的挥动下，那一部一部“风在吼、马在叫”的歌声，像暴风雨里的石湖，波涛起伏，巨浪翻滚，不可遏制，无法阻挡，显示出真正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歌声里，似乎看到沉默的石湖人不再沉默，忍受的石湖人不再忍受，起来了，谁也无法让他们再弯下腰去！
脑海里的歌声消逝了，他目送着那个老态龙钟走远的劳辛，怎么也不能相信，那是当年热情洋溢的诗人。时间是最最无情的，即使最坚硬的黄金，慢慢地，全部光泽也会被时间磨蚀掉，最后变得灰暗浑浊起来。然而，革命者的意志，越是砥砺，越是坚定，越经过时间的考验，也越能映现出铮铮的光华。
岁寒方知松柏之后凋啊……
老战友走远了，于而龙却久久不见儿子来接他，在公墓门前焦躁地来回踱步。他估计，而且十猜九准，准是于菱拽着那位司机朋友，去试验他的单缸摩托了。
是谢若萍向厂里要的车，并派于菱陪同做伴的，来的一路上，就听他“发明家”儿子不停地询问属于汽车修理技术上的问题。
于菱复员回来直到上大学之前，一直是在厂里机修车间待着的，和司机班混得鬼熟，肯定，请司机去进行某种技术上的指导了。
对于他儿子的“发明”，他早就下了断言：“菱菱，就冲你的五分钟热度，保证搞不成功。最后，汽缸搞坏，自行车报销，你才能太平，我们大家也都睡得着了。”
因为于菱白天要在那所著名的大学里，啃他根本啃不动的高能物理——活受罪啊！儿子，你当初少养养鸽子，少喂喂猎狗该多好！——只有礼拜六才能回家装配修理他的车。于而龙每逢周末深夜，常常会被那摩托发动的响声惊醒，不堪其扰地向老伴埋怨：
“你的宝贝发明家快要把我们折磨出精神分裂症啦！”
他老伴总是原谅儿子：“不比出去给你闯祸惹事强？”
总算那个汽缸和它主人的性格一样，也是五分钟热度，响过一阵以后，无论用脚踹、用绳拉，它像懒牛一样趴在那儿，再也不肯干活了。于菱曾经求教过在动力学方面有很深造诣，还著过书，立过说，创造出新理论的廖总，这位被打倒的权威也束手无策，他只好安慰于菱：“或者你把它扔掉，扔进垃圾堆；或者，你再去买个新的。这个汽缸跟我一样，老朽啦！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啦！”但于菱偏不肯丢手，每礼拜六从学校早早溜回来，而且照例在半夜噗噗地把于而龙惊醒。
“纨）子弟啊！……”于而龙望着那宽阔的马路上，每一辆驶过来的北京吉普，都以为是他们该回来接他了，结果都从他面前疾驰而过，气得他直骂于菱。
“……一辈子休想有个出息，没有头脑，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完蛋货！什么都想搞，什么也搞不了，毁坏东西倒是拿手好戏”他可以历数儿子的罪状，那台飞利浦录音机是他修理的，聋子成了哑巴；于莲留学时买的基辅牌照相机是他调整的，结果不得不送去大修；电视机不知他怎么鼓捣了一下，人的脸色总是以黄绿为主，老有一股做贼心虚的样子；而电冰箱经他换了一根管子以后，从此发开寒热，不肯好好干活，消极怠工，唉……
要说不偏心的父母是绝少的，于而龙喜欢他的女儿，尤其欣赏她那锲而不舍的精神，虽然在艺术创作上，挨过不少棍子，但从来不曾气馁过，仍旧在苦苦地刻意追求，力臻技巧上的成熟，不断地从古今艺术作品中汲取营养。她花的买画买书的钱，连老两口眼都直了，得到一幅大师的影印本，能通宵达旦不知饥饱地欣赏着。
而且手不停笔地写生素描，很少见她哪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