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日报》弘武元年12月11日
弘武元年岁末的南京，就像是一片大工地，非但曾经的满城在短短数日内被夷为平地，就连同内城也开始大兴土木，根据“帝都建设案的市街改正”计划，许多沿街的建筑都将因为道路拓宽而被折除。
大规模的拆迁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帝都建设委员会给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于地图上沿着街道划了两道线，线里的限定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就由政府派军队拆除，至于赔偿问题，则是参照东北推行多年的市街改正方案，通过原址原面积还原加之适当补偿的方式。
尽管被划定为拆迁线内的百姓们来说，他们无法接受房屋被拆迁的事实，但是南京作为首都的现实却让他们非常清楚，什么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对于百姓而言，在这个改朝换代的初期谁都弄不清楚，这新朝廷是什么样的朝廷，也正因如此，这看似会极为困难的“市街改正”计划，推行起来，几乎可以说极为顺利来形容。
相比于“市街改正”的极为顺利，那么近十万工兵的建造速度更为迅速，不过只是短短十几天功夫，被拓宽的几条主要街道便显现出了道路的雏形，而道路两侧的那些五层甚至八层高的楼宇框架便显现了出来，只需要完成墙体以及外墙建设，一栋栋中式的现代建筑就会耸立于南京内城，营造出一个新的王朝帝都。
作为天子脚下的帝都所在，这里的各项工作推动顺利，并不意味着举国皆是如此，实际上，相比于整个国家，“帝都建设”甚至不值一提，尽管这牵涉到国家的形象，但相比于国家的整体而言，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多少意义。
毕竟首都永远不及国家重要。
而现在，也就是在迁都伊始，在新朝试图大刀阔斧的推行改革，以大规模的建设巩固好不容易获得的强国地位时，一场新的动荡却在国内掀起。
而这场动荡，正是由于户籍登计以及土地调查所引起的的，这两者并非是亘古未有之事，但是对于一个新王朝而言，这一次的动作似乎有那么一点快了，尤其是后者，更是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利益。
早在多年前，内地就已经开始酝酿推行新税制，不过因为来自民众阶层的阻力，一直未能推行，只有东北因为人少地方，人口以官府移民为主，因此新税制得已推行。实际上无论是东北也好，亦或是内地也罢，所谓的土地锐，都是借鉴了日本在在明治维新时期对赋税制度，其主要内容大致有：土地税不再以土地的收获量为依据征收实物，而是以地价为依据征收现金。地价核定后是相对固定的。而土地税率统一为地价的1。5％，另附征相当于土地税1/3的地方税，两项合计占地价的2％。
那么土地税制改革后，土地税占土地产出的比重大约是多少呢？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负担或收入又如何呢？按照旧时报纸上的计算百姓则要上交土地产出的18。25％。从税率上，农民负担将三倍以前朝了。当然，并没有人去计算苛捐杂税等的免除之后，农民负担增加是非常有限的。
几乎是在推行新税制的消息传出之后，人们立即看到了三倍于清时的税额，消息经一出，百姓惶惶如热锅蚂蚁：这是要干什么？而更有人于其中推波助狂澜，助涨了谣言的传播。
“……一时之间妖言肆虐，骚乱频频。赣、川、苏、闽、桂、粤、滇、皖、鲁、浙乃至直隶……哪里搞调查，哪里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参谋部的计算……”
在小红山的行宫会议室内，气氛因为民政大臣的这番话而变得紧张起来，实际上他们都已经通过各种官方非官方的渠道获知了这一消息。
“江苏宜兴。调查员询问土地是否登计确认权属，百姓以为是将推行新税，一唱百和，聚集千人，蜂拥至派出调查员的鹅山学校，酿成毁学事件。……江苏吴县。传说即将有阴兵过境，入户籍名册者都要被征当阴兵。百姓惊恐万状，数百人到调查员家打砸抢，包围并捣毁保存底册的自治分所。
四川巴中。乡民认为政府将大家的生辰八字卖给洋人，供洋人筑造五百里长之铁马路，“每五尺长，即用一人顶桥梁”。游医王某信誓旦旦说自己从江苏过来，亲眼见已调查地区凡名册一送官，上册人就全家死光。名册或送去修铁路填枕木，或打桩压入桩下，不拿回来，性命不保。于是围殴调查员，抢出底册。
江西丰城。百姓认为调查户口是官府灭门毒计，鸣锣聚众，在村旁挖一大洞将调查员活埋。有人甚至把调查为“征兵”再讹为“蒸兵”，说上册人都要受釜甑之苦。上高县调查员及仆从二名被活活打死。
云南昭通。传“国家拟抽收人税、树税、生男女税，故先查明人户总数”。距南京仅数十里的太平县，乡民谓“调查户口不久将实行人口头税，遂群情惶恐”……”
一声声与民变有关的字眼，让所有人的心情都显得有些沉郁，而坐于首座的唐浩然，这时反倒怀念起过去了，过去只是东三省总督的时候，头痛时他可以吸烟，但是现在作为皇帝，他却只能坐在这椅子上，听着大臣们在那里说话，至多也就只是偶尔喝口茶，作为皇帝，他必须要维持身为皇帝的威仪。
特么的……
心底暗自嘀咕一声，心情烦郁的他，终于还是没有忍住烟瘾，而且直接取过了一根雪茄烟，若无旁人的剪断，再点着雪茄烟，在吐出一口烟雾后，看着侃侃而谈的民政大臣说道。
“说实话，朕并不关心，全国一共发生了多少起民变，我需要知道的是，内阁准备怎么处理此事！”
这才是唐浩然最关心的事情，和东北一样，他不关心事情的起因，只关心如何结束此事。
“回陛下江南户籍及土地调查局为调查制定了特别办法：调查员须携带简明白话告示，说明调查户口是为百姓好，一不抽捐，二不拉丁。如调查员及随从有索钱行为，随时告发，查出严办。调查所到之处，须贴公示七日，并邀当地有威望人士与调查员一起在热闹地段搭台演说，方可开始。纳税当兵、缉奸查匪这些吓唬老百姓的话，只字不许提及……”
“邀请有威望的人士？若不是那些有威望的人士，今天又何至混乱如此？”
一直沉默不语的司法大臣开口说道，作为东北总督府司法部长的他，对于这一幕并不陌生，实际上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也曾发生过，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般“群情鼎沸”，没有如现在一般“举国动荡”。
毕竟，当时有十几万军队部署在东北各地，但现在却不同，军队的主力在北方前线，在关内所谓的百万军队，实际上有一半还是关内的“旧军”。
司法大臣的话让民政大臣的话为之一堵，可不是嘛，所谓的地方有威望人士，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士绅，对于新税制最为抵触的就是他们。
“没错，新税制对地方士绅的影响最大，多年来，国内的皇粮国税皆出土地所有者，而佃农只负担苛捐杂税，现在废除苛捐杂税之后，其税收过去的土地耕种者完全改为土地所有者。士绅受到冲击最大，他们的抵触情绪自然最为强烈……”
唐浩然点点头，若非是头痛，他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这里有失体仪的吸起烟来，那些地方上有威望的人士，左右着地方的言论，尽管现在报纸舆论越发显现出来其影响，但是对于不识字甚至从未曾进过城的农民来说，相比于一张单薄的纸张，他们更愿意相信本村士绅们的言语，当那些士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煽动民众的时候，那些农民自然也就甘愿为其所驱使，最终激起了民变。
“陛下，以臣看来，既然是百姓的抵触，那么，就有必要告知其所以然，以正视听……”
不待作为总理大臣的张之洞把话说完，他的话声就被司法大臣打断了。
“不是抵触！”
突的直截了当的反驳道，
“而是一次暴乱，是公然抗拒法律，如果只是将其抵触，那么其抗法行为又当如何？难道说视而不见，被活埋的调查员，就此枉死吗？陛下，以臣之见，此事必须彻查到底，但凡涉及者，绝不谷息！一率逮捕，交由法院审理！”
他话语只使得的会议室内的气氛为之一冷，相比于那些从东北过来的官员，如张之洞等人一般的旧官员的脸色无不是为之一变，直到这时，他们才想起有关东北的一个说话“酷法严刑绝不容情”。
“陛下，臣以为，这自古皆有言，法不责众嘛，这参与者又何止数千，再则……”
想起与东北有关的“酷法严刑”的一些事件，张之洞连忙站起身，冲着陛下垂首鞠躬说道。
“再则，今日国家方定，不是大定干戈之时，再则，此事于各地涉及百姓何止十数万，若严以追究，恐怕于陛下声威有损，亦会导致百姓于国家离心离德。……”
“陛下！臣以为张相之言尽是谬误之处！”
同样起身的司法大臣趁着张之洞喘息之机立即出言反驳道。
“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非常欠缺，这一点于东北施政十年已经得到验证。这种情形也在老百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老百姓看到皇帝及官员的特权，他们就以为顺从皇帝或者官员的意志就不需要遵守法律了，于是在很多情况下，老百姓对“法律”也不太当一回事。当然，造反和杀人是两个例外。所以，百姓皆不信法，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许多国人的头脑中仍然残留了大量的与法治精神相对立的思想；例如张相先前所言：法不责众；法外开恩；下不为例诸如此类，然今日之民变，恰正是因为士绅地方以为法不责众，以法不责众为屏，行以妄法之事！若不认真加以对待，法律何以维持？”
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正如此事事件爆发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地方当局的无能为力，他们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因为不管是违法者、执法者、旁观者以及评论者，在遇到参与违法人数较多的情形，都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冒出这么一种思想意识，那就是“法不责众”。于是大家想到的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切从宽处理了。几乎没有人认为那是在亵渎法律的尊严，也没有人认为那是在背叛法治的精神，更没有人认为那是在重蹈满清****的覆辙！因此如此事不能严格以法律实施，那么，必然将导致一个局面——自此之后，法律将完全沦为纸上之言，而不为民众所重，今日之中国，首重者，必定先树立法律之尊严，令百姓相信法律，而非似过去一般，不知法律为何物，更借口种种以为妄法！”
“陛下，若是这般，那需要逮捕的人又何止百万！这实在是祸国之议！”
“纵是百万，又能如何？以臣眼中，只有法律，没有多寡，再则，陛下亦可沿用东北旧例，待审判结束后，对部分轻犯施以****，重犯必须加以严罚，总之，法律的尊严必须加以维护！否则自此之后，法律将尽为空谈！”
面对司法部长的扬着的法律之棒，心有所忧的张之洞，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酷法严刑、绝不容情”，至于其所言的特赫，自然也被他给选择性的无视了。
“臣请陛下三思！”
第346章 变革（为新书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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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截然不同的观点最终都被摆到了太祖皇帝的面前，在那一刻他沉默着，只是静静的吸着雪茄烟，然后再吐出来，没有人知道，在那一瞬间，太祖皇帝的内心到底作何想法，但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回忆录中提到，太祖皇帝沉思了长达十几分钟。
太祖皇帝为何思索如此长的时间。
因为太祖皇帝非常清楚，对于新生的中国而言，这也许将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所没有的。
法律！
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古代的法律体系，但实际上，那些法律千百年来往往只是书写于纸上的条文，民众对其几无太多的敬畏，其所敬畏的是道德，而非法律。
人们理所当然的应该记住那十六分钟，在沉默了十六分钟之后，在反复权衡了十六分钟后，太祖皇帝抬起了头来，看着众臣说道。
“自古以来，皆有言道皇帝不杀顺民，然而何谓顺民？”
反问一声，太祖皇帝又继续说道。
“于朕而言，无所谓之顺逆，只有守法的与违法的公民，仅此而已。法律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底线被突破了，那么，我们意欲建立的国家，又与满清有什么区别？”在道出这句话的时候，太祖皇帝又向陆军大臣出言询问道。
“现在军队能够保证国家不至因此出现动荡吗？”
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是人们非常清楚的——在随后的一个月间，超过一百六十万刚刚从北方前线归国的军队，通过陆路、海路进驻全国各省，这当然得益于地方上用十年的时间修建的铁路系统。
第一次，军人的枪口对准了百姓。在军队的刺刀下，在警察的警棍下，一度混乱的秩序得到了恢复，全国超过三百万人被逮捕，学校成为了临时监狱。最终，1147人被判处极刑，471574人被判入监狱，1156713人被课以罚金或劳役。随后户籍登计、土地调查皆顺利推行。
直到今天对于这一事件，人们仍然持以截然不同的两个立场，支持者称赞此事奠定了国家的基础，反对者认为事件过程中法律遭到滥用。
但是即便是最强烈的反对者，亦不得不承认一点，在事件结束之后，从不曾知晓法律为何物的民众，第一次意识到了法律虽然严峻，但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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