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州举行会议，以总结1932年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的工作为名，“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攻打赣州本来是错误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代理人却说成是“绝对需要的”，没有攻下来则是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所致。攻打漳州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很大胜利，冒险主义者却认为进占漳州，“延迟了北上任务之实现”。他们还批评毛泽东在江口会上提出向赣东北发展是对中央“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批评周、毛、朱、王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坚持赤化乐、宜、丰地区主张是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指责《训令》是“等待主义”，“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对毛泽东进行了无情打击。会后，中央局下令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第三次被排挤出红军主要领导岗位。毛泽东请病假上东华山养病，中央局予以批准，只要他“必要时到前方”。
毛泽东住在东华山一座小庙里，红校离此不远，郭化若得知后，便去看他。毛泽东还不知道郭化若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当郭化若谈到这些问题时，他感到吃惊和不安。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人的问题要持慎重的态度，他不相信郭化若是坏人，当有人提出郭化若有托派嫌疑，要变动郭化若的工作时，他曾说过：“化若同志到红军工作3年了，一直接触核心机密，硬是一点问题都没出么。”现在他又能说什么呢？只好说：“共产党人有两条原则，一是相信党，一是相信群众。”这句话本身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此时这样说，既是安慰郭化若，也是安慰他自己。
此后，郭化若常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郭化若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新的认识，感到郭化若对许多大事的看法很深刻，切中时弊。他当时有病，除了参加地方的一些会议和搞些调查研究工作外，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看书，只要郭化若一去，总是坐起来与他长谈。
贺子珍那时也没有工作，在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她对郭化若能经常去与毛泽东聊一聊特别高兴。有一次她在收拾照片，还叫郭化若挑一张留作纪念。郭化若挑了一张她与毛泽东的合影。当郭化若准备收藏起来时，贺子珍又想抢回去，说：“换一张吧，合影的只有这一张。”郭化若自然是不同意了。毛泽东指着贺子珍说：“她现在与我是相依为命。”由于郭化若与毛泽东在忧党、忧军、忧国、忧民上有共同语言，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谈到深夜。郭化若还写过一首诗：西风落叶总无情，谁夺燕军乐毅缨？小寺却非楼百尺，更深听雨夜清新。
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瑞金，临时中央书记秦邦宪兼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人，临时中央实际上全部代替了苏区中央局。“左”倾冒险主义全面推行，中央苏区的情况越来越糟。郭化若常给毛泽东通报一些他所了解到的红军的、红校的及中央局的情况。
1933年2月至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歼敌3个师，是个战役的胜利，这是应该肯定的。反“围剿”开始时，临时中央命令进攻敌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久攻不克，红军反有被敌优势兵力围于南丰城下的危险，才改变打法。随后，敌军第52、59两师从他们的战略基地出发向前方战略展开，他们以为是在自己的管区行动，丝毫不知道我军主力正集结在他们前进道路的侧翼，所以他们是处在完全“不意”和“无备”之中。我们红军将领对这样的敌人在自己面前通过，哪有不想在运动中歼灭他们的道理？不是哪一个人主张打，而是大家都主张打。东黄陂的歼灭战和草台冈的歼灭战，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两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当郭化若谈了上述观点后，毛泽东说：“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这次反‘围剿’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是对的，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1933年5月，蒋介石即开始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临时中央却不做反“围剿”准备。9月敌军开始进攻，临时中央仍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进攻敌重兵扼守的据点，连遭失败后又转为处处设防的军事保守主义。正在这时候，11月，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这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的19路军在淞沪战后被蒋介石出卖，派到福建，引起该部官兵愤慨所采取的行动，即“福建事变”。19路军一面派人同红军联系，同时也同两广反蒋势力联系，以造成闽粤沿海联盟。蒋介石异常恐慌，击掌顿足，举止失措。曾哀叹“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我党我军对福建人民政府的策略正确与否，对第五次反“围剿”胜败是至关重要的条件。郭化若曾就福建事变问题去向毛泽东讨教，毛泽东主张真诚地同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反蒋，把我们的红军主力突进到闽浙赣皖广大地区，既可以在无堡垒地带机动作战，威胁蒋介石统治腹地，粉碎敌之“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又可以从进攻福建的蒋军背后猛击之，可能时协同19路军前后夹击。这样，一方面红军多了一个同盟者并肩同蒋军战斗，19路军正规部队33个团，约有5万人；另外蒋介石抽调兵力进攻19路军，“围剿”根据地的兵力就会有所减少，减轻我军的正面压力。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却指责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冒充人民与革命”，“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听我军许多将领要求出兵支援19路军的建议，坐视19路军的失败，丧失了大好时机。1934年7月8日，博古（秦邦宪）在马列主义研究会上作题为《为着实现武装群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的演说，歪曲地引用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论述，竟说：“19路军军阀为首的一派，企图借助于‘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与纲领，以阻止群众更进一步革命化，而在新的形式下继续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些屠杀工农兵革命士兵的刽子手，不会执行与南京国民党有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的”。郭化若听了感到可笑，更感到可气。他认为这位在某所红色教授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一下子就担任中国革命的全国领导，嘴里背诵着列宁的词句，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更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推行的是“左”得出奇的路线，这些滔滔不绝的演说；如果付诸实现，中国革命就会被断送。
敌人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用来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加上周围配合的共100万，采用堡垒推进的新战略。但并不是不可以打败的。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我们政治领导、军事领导以至组织原则都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是因为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临时中央主张分兵把口，两个主力军团分开使用，堡垒对堡垒，短兵突击。先既不出闽浙赣皖，不援助福建事变，后在敌集结重兵向中央苏区稳步推进时，又不以主力出湖南中部，调动进攻江西的敌人到湘南而歼灭之。两计不用，自然只有走向失败。眼见红军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红军行动越来越被动，而毛泽东的病情也日益加重，郭化若忧心如焚。
一八、毛泽东的两个按语
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一年，接连失败，便只有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组成了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宋任穷。当时为了坚持苏区的斗争，留下一部分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尽管革命处于危险的境地，有人还在搞宗派，在红军离开瑞金时，乘机甩掉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人。瞿秋白、刘伯坚、毛泽覃等都被甩在苏区，结果被敌人杀害。红校的某些人开始也想留郭化若在苏区，新从日本归来的红大训练部长钟伟剑说了话，要他工作，拟定长征名单时才“榜上有名”。
10月18日，郭化若随干部团离开瑞金县九堡村，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干部团编有1、2、3营和特科营、上干队。郭化若编在团部，因为陈赓要他做参谋工作，每到一地号房子、找向导、写宿营报告，都是郭化若的事。陈赓对郭化若说：“你曾经是一个方面军的代总参谋长，被分配来做团参谋，委屈你了。”但郭知道这还是陈赓对他的信任，对他的器重。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当时是没有人管的。干部团不少人自身难保，谁敢多接近他呢。出发前发放服装就把郭化若落了。他问陈赓能领衣服吗？陈赓说当然应该有，并亲自去跑了一趟，但发放完了，没有了。郭化若连一双布鞋都没有，请人做了一双麻草鞋，他的脚后跟又正患溃疡，走第一天，脚后跟就磨破了，以后化脓，流血水，每迈一步都疼得钻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头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国民党的追兵，只能跟上队伍，拼命走下去，停顿是没有出路的。忍受多大的痛苦也不必诉说，当时大家都在困难中，整个中国革命处于困难中。他咬紧牙关跛行了8000里，郭化若回忆说，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我的腿也靠不了，只能是“长征全靠一片心”。倘使当年战死或者掉了队，那真是“一生真伪有谁知？”后来郭化若到延安时向毛泽东诉说了这段情况，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还提到过，末后按语：“悲惨呀！”
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实行逃跑主义，长征一开始很乱很被动。有人说，长征有准备没有？郭化若说有，又没有。说有，是指秘密准备大搬家，连石印版也要搬走；说没有，是说在路上没有打仗的准备。到湘南可战而不能战，只是退却逃跑。行军中不很好组织前后左右掩护。战略转移的方向是毫无道理的，要到湘鄂西和二军团会师，那里地区比中央苏区较小而不是较大，群众工作基础比中央苏区较弱而不是较强，兵力也很少（约六七千人），在中央苏区不能粉碎敌之第五次“围剿”，到那边，难道敌人就不来“围剿”吗？
大搬家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特别过湘江时准备不足，组织不好，指挥不当，损失过半，红军由八万锐减到三万。蒋介石判明红一方面军将向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会合，布置了数十万人的大包围圈。如果红军照原计划北上，确实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直到将被消灭的大祸临头时，坚持错误主张的中央领导同志才在黎平会议上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了原来北上的计划，决定向敌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前进。黎平会议可说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
长征初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对郭化若这样的人是不信任的，对郭化若，还有萧劲光、宋时轮等的行动开头都派人监视。郭化若记得一天下午快到黎平时，部队在行进中受阻，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用轻重机枪扫射。陈赓派一个参谋带一个营去把敌人轰走，没有成功。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同宋任穷说：“要派一个最可靠的人去。”他的眼光一直望着郭化若，但郭化若未露声色。陈赓又说：“哪个去？”大家都没有回答，郭化若便问“我去行不行？”陈赓马上回答：“那当然可以。”郭化若便带着那个营再去，那个参谋也去了，他走在前面，敌人枪响后，郭化若叫他卧倒，他仍前进，结果一发子弹将他的左腿穿了一个窟摩，只好叫人背他下去。郭化若指挥大家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自己，并指定一个分队向敌侧后迂回，前后夹攻，没有怎么打枪，大家呐喊一阵，到黄昏时，敌人就退下去了。他们也不去追，撤回来继续赶路。这一仗之后，据说再没派人监视郭化若了。其实开始时，对陈赓也是不信任的，因他1933年3月被捕，后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跑回了苏区，但博古等对这段历史怀疑，派人去查询，过了遵义，问题查清了陈赓才受到信任，此事陈赓专门告诉过郭化若。郭化若当时说，你的问题这样快就搞清了，我的问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呢。不过毛泽东一直是信任郭化若的，长征开始郭化若也是随干部团行动的，走在部队的后面。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的工作忙起来，往往晚上工作到深夜，然后同战士睡在一起。他怕早上醒不来，要干部团特科营每天叫他起床，这任务实际后来就落在郭化若身上。郭化若发现毛泽东有个习惯，早上起来后洗漱完了不吃早饭就上路，等走了几里路之后才掏出饭来吃，当然饭早凉了。当时已进入寒冬，这样常吃凉饭怎么行呢？郭化若就找警卫员商量，警卫员很为难，说这是主席的生活习惯，我有什么办法呢。于是郭化若每天早上到附近村庄找老乡要上一水壶热米汤，交警卫员塞在背包夹层中背着，主席吃早饭时就可以喝上热米汤了。这样做大约有个把月时间，一直到遵义。毛泽东对这件事自然印象很深，到延安后还常提起，末后按语：难得的一片心啊。
一九、郭化若的脚病突然好了
1935年1月，红军进入贵州，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干部团是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听的传达，大家都很兴奋，认为中国革命有救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个“关”，是娄山的关，也是中国革命的难关，是惊险难越的，但终于越过了。
会议是有准备的，准备的重点是说服和争取当时在中央领导中最有实际领导权的同志，而这种政治思想工作是在由瑞金到遵义8000里路的80天左右行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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