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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干部队伍有了很大变化，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培养的大批干部经过长征数量大大减少，因而补充了大量的新干部；
三是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所犯右的和“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路线上都造成极大的危害，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批判与清理。
为了提高老干部，培训新干部，以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高潮，开办各种政治、军事学校，组织干部坐下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清除“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依据形势发 展的需要，党中央、毛主席重视大办抗日学校。这样，在延安，我党先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等20余所学校，在环境艰苦、物资缺乏、战争频繁的历史条件下，为抗日战争培养各方面的人才。
1。毛泽东对郭化若说：要注意总结军事教育经验
郭化若长征前在“红大”任教，长征时在干部团。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大学。9月，张国焘搞分裂，四方面军南下，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又分开了。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整编改称陕甘支队，干部团编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陈奇涵，政委宋任穷。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转战到达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与陕北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周昆，政委宋任穷，政治部主任莫文骅，郭化若任训练处长。1936年2月，中央决定原干部团的一部分教职学员与红一方面军直属队组成红28军，作为“红军抗日先锋军”第3支队，由刘志丹（军长）、宋任穷（政委）率领，进行东征。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委由袁国平担任，校址在瓦窑堡。
当时郭化若对任训练处长是有想法的，“托派”帽子没有摘，连党员都不是，感到开展工作有困难，不如当一般教员。一天郭化若去找毛泽东，见他正在同周恩来商谈工作，他迈进门坎的腿又缩了回来。毛泽东像看出了郭化若的心事，叫住他说：“化若同志，你的历史问题 会弄清楚的，不要顾虑太多，去了要发挥你的作用。要注意总结点军事教育经验。”周恩来也说：“你是去办抗日的学校，很重要嘛，现在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听了主席和恩来的话，郭化若还有什么可说呢。
毛泽东历来重视创办军政学校培养军政人才，到达陕北后抓得更紧。1935年冬，我党领导了全国“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2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总路线，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红军准备东征与日寇直接作战，部队进行扩编。这样，培养军事人才就显得更为迫切。毛泽东、彭德怀在1936年2月10日和13日两次发电报给一方面军，要求扩大教导队和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清査因缩编等原因降级使用的人员，把他们重新提升起来。党中央、毛主席把办好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作为训练抗日战争急需的干部的基地，多次指示要把学校办得更好，并规定教学活动一定要围绕抗日救国这个中心来展开。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下辖一个步兵营，一个地方干部营，一个特科营，还有一个骑兵科。步兵营下属两个军事连和一个政治连；地方干部营共有3个连；特科营设有工兵连和重机枪连。学员有营团干部， 也有连排干部。郭化若到训练处后，一心扑在工作上，想总结点经验。当时碰到的最大困难是教材和训练器材异常缺乏。长征前搞了一些教科书和教案，长征途中遗失了一些，另外，面对抗日形势，作战对象和条件都有变化，有些已不适用了。怎么办？一是翻译外国的，一是编写自己的。当时翻译国外的主要有苏联红军步兵作战条令、野战条令、参谋工作、野外勤务教程；德国步兵操典；日军战斗纲要等。郭化若发动教员根据我军一些作战经验，组织编写了步兵、炮兵和工兵等教材。政治教材主要用马列原著，也编写了党的建设、政治工作、中国革命问题等教材，当时又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编写了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加强红军与友军的团结、加强红军与陕北地方政府及苏区人民团结的教育提纲，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在训练器材方面，发动大家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制作，单杠、木马等体育训练器材和沙盘、施放烟幕、显示目标等训练器材都是土造的。同时改革训练方法，采取操场练兵和野外演习为主，沙盘作业、课堂讲解为辅的方法。如战术课，为了使学员掌握夜间山地遭遇战、埋伏战、游击战等战斗中的进攻、防御、追击、退却、侦察的战术手段，一般都在野外边讲边练。射击训练在缺乏实弹射击的情况下，就组织学员精练瞄准、击发。当时还有“瞄三角”的练法，把枪放在三角架上对准小环靶纸中心，连瞄三次，每次在靶中心点一个点，以检查是否正确。
1936年初，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开学不久，党中央就决定以这所学校为基础，创办抗日红军大学，由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并立即着手筹备。2月间，毛泽东、彭德怀签发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的招生布告，布告中指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正在尽心竭力要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民族已经临到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供给各个抗日战线上的领导人才，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布告中还对招收学员的条件、毕业后的待遇等问题作了叙述：学员性别不限，年龄16岁至28岁，文化程度至少高小，但在抗日游击队或义勇军中当过干部的文化程度不限。毕业后愿由学校分配的，即分配适当的抗日工作，愿到别的抗日军队、抗日地方政府、义勇军与游击队工作的，由学校发给路费，介绍前往。布告发出后，各级苏维埃政府、抗日红军部队、抗日游击队对此都很重视，指定专人选送学员，对入选学员提供路费，并派人护送。但也有少数单位不够重视，为此，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再次强调：“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会后，各军团立即行动，几天之内就把干部选送到红大。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保证了抗日红军大学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抗日红大第1期招收了1063名学员。第1科招收38人，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贺晋年等都是这一期的学员；第2科招收了225人；第3科招收了800人。6月1日，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旧庙堂门前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进行了北伐战争，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抗日红军大学开学不久，6月21日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当时陕北根据地还受国民党军队包围，内战尚未结束，西征战役正在进行，我军主力在老君店与国民党军汤恩伯所部作战，不意驻石湾的国民党军86师高双成部的两个营于凌晨两点袭人瓦窑堡。红大的师生被冲散，周昆率红大的3个营被截于瓦市北，周恩来带2个连在瓦市南面的磁窑。周恩来一面急电阎蔡（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派兵赶来解围，一面组织反击。当夜在掩护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退出瓦窑堡后，红大集中了 2个步兵营的兵力进行反击，但未奏效。次日红29军、30军奉命赶到，由于敌据城固守，地形不利，我军未展开攻击。23日，红大的3个步兵营及29军、30军均撤离了瓦市。红大的第1、2科随中央机关迁至保安（今志丹县），第3科迁至甘肃环县的本钵。
第3科到达环县后，在贫瘠的土地上白手起家，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搞好教学。学员中工农出身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极低，有不少文盲。毛泽东在东征途中看了林彪上报的红大教学计划后，曾给林彪写信说：“3科文化教育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据此，学校采取文化与军事、政治教育并重的原则，文化课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开设了识字、看书、作文3门课，还开展了识字竞赛，很受学员欢迎。军事课主要学习班、排、连进攻、防御及游击战的战术和单兵技术，搞得也很活跃。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实际，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加深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学员反映都有较大收获。这期学员在“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提前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和全国各地，担负“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耐心说服，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工作，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陕甘大道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1月29日，二、四方面军的两所随营学校（均为步校）与抗日红军大学第3科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教导 师，亦称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郭化若任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罗贵波，训练部长苏进。
1937年1月，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教委主席。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即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于3月间改名为抗日步兵学校。因校址由甘肃环县本钵迁到了合水县的庆阳镇，又称庆阳步校，对外则仍称教导师，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郭化若仍为教育长，政治部主任是张际春。
庆阳步校下辖4个营，12个队，学员1400余人，全系红军中的班、排干部。教育内容仍以军事、政治、文化课并重，但增设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教程。文化课除了扫盲外，开设了拉丁文课程。鉴于学员毕业后要分配去各游击队，郭化若请示校长、政委后，着重抓了战术技术训练和军风军纪教育，要求每个学员战术技术上过得硬，作风上过得硬。在严格管理的同时，也抓了生活的改善。这期学员只训练4个月，实弹射击命中率总平均为96％，军容风纪也有很大进步。总校教育长罗瑞卿来校检查感到满意，并对郭化若说：“你们在严格军风军纪和加强技术方面做出了榜样。”
1937年春，由于紧张的教学生活，加上长期背上的政治思想包袱，郭化若生病了。失眠、头晕、食欲不振、行动无力。怎么办呢？郭化若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认为自己身体已不适应军队工作，要求进党校学习后，另行分配，改行做别的工作。6月2日，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延安治病，但想不到的是两天后就收到了毛主席打来的电报：“你的工作要求与身体情形已经知道了，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积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你本学期工作应在不损伤身体的原则下减少到适当程度。”电报字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过不几天又收到主席寄来的许多药品，他深为打扰了主席而感到不安。毛主席给他的电报一直珍藏在身边。他懂得毛主席打给他的电报和寄来的药，反映了对军事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寄予的殷切期望，也是对军事教育岗位上工作人员的关怀和鼓励。看到毛主席 打来电报和寄来的药，郭化若的病好了一大半，他更加潜心钻研军事教育，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2。毛泽东不同意郭化若改行
“七七”事变后，因前方急需干部，军委通知庆阳步校建制撤销，步校的学员全部毕业，分赴各个战场；教职员工一部分组成“八路军随营学校”，开赴山西八路军总部驻地继续办学；一部分另行分配工作。郭化若在7月8日收到毛主席的电报“步校结束后可来延安”。同时，还收到张闻天的来信说：“已向主席报告过，同意你人校学习，但不同意你改行，主席说红军还是需要你的。”于是，郭化若在步校撤销工作全部结束后，便准备回延安。这时，他想起毛主席曾提出的“注意总结军事教育经验”的要求，便关起门来认真地“总结”了几天，把自己在军事教育实践中思考的一些问题，写成一封近万言的信送给毛主席。信中着重提出：
为了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院校及部队的军事教育亟须改进。院校教育亟待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教员必须是所教功课的精通学者、所在学校的忠诚教员、所教学员的知心朋友，教材方面则政治理论必须适应抗战的形势，军事理论必须适应抗日战争。军队的军事教育关键是教材问题，即引导指战员学什么，练什么。院校和军队的军事教育是互补的。院校侧重普遍问题，军队侧重具体问题，但两者都要为实现军事教育的基本方针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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