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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正式香堂收徒弟称为“上大钱粮”，这是相对于开非正式香堂“上小钱粮”而言。上大钱粮一般花费较多，要在事先隔晚办一餐酒席，事后清晨供一餐点心、茶水（还有供鸦片烟者），加上香堂陈设、外地客人的车船旅费，数目惊人。所以，不在开香堂期间，若有人希望拜有名望的人为师，也可以向师父投递一个帖子，附上压帖费若干，再加上一两桌酒，邀请师父一些朋友和同门弟兄，就算入帮了。这种较为简单的入帮仪式，称为“上小钱粮”。开香堂较正规的仪式，大体上与清代相同。
据崔锡麟回忆他拜张镜湖为“老头子”加入青帮的经过时说：1933年他在原西北军二十五路总指挥部供职时，由师长戴潘周和军长杜凤举作为介绍人，崔锡麟用红字写了拜门帖子：“门生崔叔仙（军中用名），三十二岁，江苏省高邮县人，承杜凤举军长、戴介平（戴潘周）师长介绍，自愿拜在张老太爷镜公麾下为徒，终生聆训，听候驱策。三代：曾祖崔福、祖崔阳春、父崔瑞亭。门生崔叔仙叩呈。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崔锡麟在杜凤举陪同下来到张镜湖家里，二人就地向张行了一跪三叩见面礼。由张的门徒罗鑫泉在佛堂燃烛焚香，口称：崔老弟向祖师爷行大礼，张即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又称：崔老弟向张师父行拜师大礼，崔遂向张镜湖三跪九叩首。接着又向师兄杜大哥、罗大哥行大礼。入门礼至此完毕。
大约未过三年，崔又参加了张镜湖开的大香堂，其经过崔回忆如下：
上大香堂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大约在此前十天，张镜湖门下各省的徒弟都先后赶到上海来参加。所有门生和徒弟都给张镜湖送贺礼，一律送钱。仪式就在张宅举行，参加者有一百多人，以军政人员为多。香堂的布置比较正规，堂正中是罗梦鸿的画像，供桌上设黄纸书写的翁、钱、潘三位祖师之牌位。神桌前供干果四包、荤素菜八样，供桌上置有香炉、烛台。门外桌下又置一香炉，供奉陈四小祖之位。仪式开始时，众门生和徒弟随张镜湖（本门师）和传道师樊锦臣、引进师高士奎进入香堂。张的老徒弟排在前面，新入帮者排在后面。张镜湖属于江淮泗帮，樊锦臣属于嘉海卫帮，高士奎属于新五六帮。张、樊、高三位师父进入堂后，由两位先进弟子担任司仪，燃烛焚香，又焚五束香，插在桌下香炉内，名为五指抱头香。接着又焚一束香，插在陈四小祖牌位前。司仪口称：请本门师张师父孝祖，张镜湖遂在翁、钱、潘三位祖师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引见师樊锦臣、传道师高士奎相继孝祖，都是三跪九叩礼。然后，司仪请三位师父在门外陈四小祖牌位前行一跪三叩礼。三位师父回到香堂后，坐在香堂上首，司仪口称：各兄弟孝祖。这时，堂前一百多位徒众，一同跪在堂前地毯上，面向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众人再原地向门外陈四小祖牌位行三跪九叩礼。之后，司仪请三位师父在香堂正中就座，口称：各位先进老大参师，新进兄弟陪拜。于是全体跪下，面向三位师父行三跪九叩礼。礼后，先进老大立于两旁，新入帮者立于中央，向三位师父行三跪九叩礼。最后，司仪口称：各位新兄弟跪着听训。张镜湖训示：
问：你们是自愿入帮的还是别人指使入帮的？
答：我们是自愿入帮的。
问：十大帮规你们能遵守吗？
答：自愿严格遵守，誓守十大帮规。
张镜湖说：请引进师、传道师训话。
三位师父训话后，大家起立，依次把手上拈的香插入香案上的香炉内。张镜湖将印好的三帮九代的名单发给新入帮者每人一份，随即指示说：“这是我们门里的绝密之宝，不得对外泄露，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是你们终身的饭碗，切记切记。”司仪等张镜湖讲完话，口称：各位新兄弟向三位师父谢恩，行三跪九叩首礼。
司仪焚纸马后宣布礼毕，继称：各位新老兄弟上楼拜见师母并道喜，新弟兄在前，老弟兄在后，也就地向师母行一跪三叩礼，至此仪式结束。
后来，黄金荣把开山堂收徒弟的办法进一步简化。
首先，他把所收徒众分成“门徒”和“门生”两大类。“门徒”主要是社会下层的流氓无赖，这些人加入青帮，仍然需要具红帖、开香堂，拜过老头子；而“门生”则是比较有地位者，他们入帮不必开香堂，只要由介绍人搭桥，欲入帮者投一份红帖，封一份贽金（数额比门徒高一倍）帖内称“黄老先生贵台”，自称“门生某某百拜”，只向黄金荣磕三个头即可。对于那些高档的门生，则只需通过介绍人备了红包，包一份更高的贽金，向坐在关帝像前的“先生”三鞠躬就算入帮了。更高档次的门生，只要备上红帖，附上贽金，托介绍人把红帖投递给“先生”就可以了。以后，黄金荣又进一步改革收徒弟的办法，建立了“忠信社”（荣社的前身），干脆取消了门徒和门生之间的界限，凡自愿投入黄门者，只要加入该社，缴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就成为帮内之人。到杜月笙建立“恒社”后，入帮手续更为简便，只需入社者用红帖写上自己的三代祖先，择日备礼，前往杜家行鞠躬礼，礼毕照相，就算加入恒社，成为青帮弟兄了。
2。帮规、戒约
民国年间青帮的帮规，如“十大帮规”、“十禁”、“十戒”、“十要”以及“家法十条”等，均与清代相同，故不赘述。但增加了“传道十条”，内容包括：遵法律，孝双亲，敬神明，习正道，保身体，善改过，立品行，务正业和戒嗜好等。这些内容冠冕堂皇，似乎是要求其成员遵守社会道德，实际上并无人遵守。
二 蜕变原因
民国初年上海青帮的崛起，乃是青帮从下层群众组织向黑社会蜕变的转折点。上海青帮的崛起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恶性膨胀，并蜕变为黑社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漕运改道导致靠漕运为生的青帮成员大量涌入上海
19世纪后半期，清朝当局把漕运从河运改为海运，上海成了海运的重要转运点，从上海到天津，整个航程仅仅是通过大运河所需时间的1/3，原来的漕运水手、纤夫及其他与漕运有关的人员，便随之移往上海。而这些人当中，许多都是青帮的成员。其中一支是来自浙江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帮”，另外一支是来自江苏镇江、扬州和苏北运河沿线的“苏北帮”。民国初年，青帮大字辈的首领，大量进入上海，并且在上海扎下了根。自从苏北帮（江淮泗总帮）的首领徐宝山死后，这一支青帮的势力便开始进入上海，在此建立地盘。其中仅“大”字辈的头目就有张仁奎、曹幼珊、高士奎、樊宝瑜、陈兆丰、王德邻、阮慕白、米占元等。他们来到上海后，成了青帮的台柱子。
据统计，当时全国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仅存100余人，上海就有39人，占到大字辈总数的1/4。民国初年移居上海及原籍上海的青帮著名人物有129人，其中由外地移居上海者有75人，占总人数的。各地青帮仅大字辈的人物移居上海者，就有：兴武四帮的马玉祥、陈云忠、米传忠、阮薪川；兴武六帮的王永安、王鸿寿、白玉山、朱秉政、朱绩成、李涛、汪禹丞、吴省三、周荩臣、步章五、马玉山、梁绍棠、柏玉山、张锡臣、翁铁庵、陈永康、陈万兴、陈锡恩、程孝周、樊瑾成、蒋尊盈、穆恩魁；嘉海卫帮的邱现嵘、段燮臣；嘉兴卫帮的王九皋、米占元、赵岑楼、刘登阶、边怀周；嘉白帮的贺文朝；镇前帮的张树声；双凤帮的钟三和等。
（2）移民的大量涌入
20世纪初，上海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海内外交通的枢纽、繁荣的工商业，像磁铁一样，吸引大量四面八方的移民来此谋生。据统计，从1910年到1930年，短短的20年内，上海的人口从100万猛增到300万。移民中除了附近农村的农民、手工业者外，还有大量各地非主流社会的群体，如退伍的士兵、盐枭、土匪、地痞和乡丁等来到上海寻找生活出路。这些人当中，也有不少是青帮的一般成员，他们的到来，又加强了当地青帮的群众基础和实力。
大量移民的进入，既为上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上海城市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带来诸多的消极因素。移民在上海人地生疏，需要互相帮助，帮会的互助性特点，正适应了移民们的需要，便纷纷加入其中，促使帮会迅速发展。经济的繁荣、财富的增加，诱发了人们的贪欲，导致犯罪率的上升。从各地来到上海的淘金者，为了便于谋生和从事各种犯罪活动，便利用师徒传承或歃血结盟的办法，建立有组织犯罪团伙。那些在经营工商业或金融业中的失败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被迫投靠这些恶势力。那些进入上海的弱势群体，形成一个游民阶层，迫于生计而从事娼妓、抢劫、赌博等行业，也成为黑社会孳生的温床。
（3）上海的分治为黑社会造成了生存空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并不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城市，而是分别由中国政府控制区、公共租界（实为英租界）和法租界三部分构成。每个控制区都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立法和治安机构，彼此间不仅不配合，甚至互相冲突，这就为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租界区域内，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公共租界招募了大批印度巡捕，法租界则调来大批安南巡捕，借以维持社会治安。但是，这些外籍巡捕同当地居民语言不通，难以有效地执行治安巡逻任务。租界当局于是又开始招募华人巡捕，尤其是热衷于招募熟悉当地黑社会内幕的地痞流氓、帮会分子，让他们充当“包打听”。这样，黑社会和帮会分子不仅没有成为治安机构的打击对象，反而成了租界当局维持社会治安的依靠力量。
当时上海帮会和黑社会头目，大多是依靠在租界充当巡捕起家的，著名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皆是如此，帮会和黑社会也就随之发展起来。20世纪最初十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裔探长沈杏山便是著名的“大八股党”的主要头目，他们控制了公共租界的贩毒活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法租界的主要贩毒活动也是由巡捕房的华裔探长黄金荣集团所把持。当时帮会成员的人数约有10万之多，约占总人口的3％以上。在1919年到1949年期间，上海共有48个著名的青帮头目，其中最著名的有公共租界的张仁奎和“大八股党”、闸北、虹口地区的顾竹轩集团，法租界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集团。当时，租界当局也为黑社会的崛起，提供了经济条件。租界当局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官员们为了中饱私囊，便在“合法”外衣掩盖下，利用帮会和黑社会组织从事包烟（鸦片）、包赌、包娼及贩卖人口等活动。
（4）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和怂恿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因为反共卖力而得到犒赏，被委以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等头衔，成为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得力工具。不仅如此，国民党还用经济手段对青帮进行笼络。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禁烟委员会，实施所谓“寓禁于征”的方针，结果导致鸦片的公开销售。在各级禁烟委员会中，国民党当局有意安插青帮分子，杜月笙本人便担任了上海市禁烟委员会的常委，负责处理禁烟的日常事务及执行禁烟委员会的决议。在江苏各地的禁烟委员会，也多为杜月笙的爪牙所控制。1931年，杜月笙等利用赴南京参加会议之机，又同国民党当局达成一笔交易：由青帮首领提出鸦片垄断人选，由国民党政府加以任命，由杜月笙及其门生继续控制江南地区鸦片的分配和销售，而杜月笙等则帮助国民党破坏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后来，国民党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又把杜月笙拉进“法币发行管理委员会”，使得杜月笙等得以获得重要经济情报，大发其财。由于国民党的抬举，使得上海青帮三大亨从市井流氓，一跃而成为“党国要人”。
三 青帮三大亨的发迹史
上海的青帮三大亨是指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代上海青帮大字辈成为上海最有势力的黑社会头子。因此，要了解当时上海青帮如何蜕变为黑社会组织，必须从青帮三大亨的发迹说起。
1。黄金荣：包打听当上督察长
黄金荣字锦镛，原籍浙江余姚，1868年12月14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日）生于江苏苏州。其父黄炳泉曾在浙江余姚县衙门刑事监狱当捕快，因为成功地侦破了苏州富豪葆青丢失的三件祖传至宝：碧玉如意、彩绿翡翠如来佛和荆轲刺秦王立轴一案，深获知县的青睐。后来又破了几起案件，于是升任班头，全家搬到苏州。最后，却因为办错了一件案子而丢了饭碗，只好全家离开苏州。后因大女儿黄凤仙嫁到上海城内梅家弄的邹家，于是全家来到上海，在漕河泾开了一家“悦来茶馆”，所以黄金荣称自幼生长在上海的漕河泾。黄金荣9岁时被送到私塾去上学，但他并不认真读书，而是喜欢到住所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