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上海青帮从旧式帮会向黑社会蜕变完成的标志。
1926年6月，蒋介石被广州的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摧毁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对全国的统一。为了把上海从军阀手中夺回来，蒋介石于同年9月派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钮永建秘密前往上海，负责策应北伐军进攻上海的使命。钮到上海后，找到黄金荣，要求他立即组织一支队伍，听候调遣。这支由黄金荣召集来的乌合之众，在一次进攻北洋军阀驻军的战役中，仅放了几枪，就匆匆逃遁了。同年年底，杜月笙又利用自己的关系，把军阀孙传芳派驻上海的淞沪警察厅厅长严春阳和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等介绍给钮永建，互相谈判投降条件。这样，黄、杜等人便与国民党方面建立起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与中共方面接触，中共当时因为担心国民党可能背叛革命，也希望黑社会势力能够在未来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减轻武装起义的阻力。于是，双方通过杜月笙与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保持联系。杜月笙还悄悄筹集到一笔款子，交给中共领导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表示愿意资助上海市总工会。杜月笙还充当中共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对话的牵线人，向中共提供北洋军阀的活动情报，保护租界内的中共党员，协助他们建立机关，提供开会的会场和安装电话等。对于黄、杜等人来说，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尚不明朗时，按照帮会的一贯信奉的“多个朋友多条路”的原则，希望一旦共产党得势，自己仍然可以保有既得利益。所以，杜月笙一再向汪寿华表示，尽管军阀与租界当局都曾要他们参加对抗上海总工会的行动，但均被他们拒绝。并对汪寿华说：“无论你有与没有（即是否存在——引者），始终保护你们，但以后你们要帮助我。”当汪寿华进一步问他将来需要共产党帮什么忙时，杜月笙却狡黠地回答：“现在谈论为时尚早。”
帮会头子们是十分善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进行投机的，所以，1927年2月，当白崇禧率领的北伐军到达上海附近，奉到蒋介石停止前进的命令，并多次拒绝共产党的要求，延缓进攻上海时，杜月笙等人便逐渐弄清了蒋介石的意图，知道蒋介石不会同共产党合作，于是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完全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杜月笙从密友陈群那里了解到蒋介石反共清党的准备。有关国民党准备驱逐共产党和解散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阴谋，也已经被泄露出来。杜月笙又从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和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那里得到通知，要他立即动员上海帮会参加反共清党活动。杜首先说服了张啸林，然后又去说服黄金荣。黄开始拿不定主意，担心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要看准以后再说。杜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会有地位。于是向黄提出：共产党胜利了，绝不会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只会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黄金荣权衡利弊后，决定投靠国民党。
1927年春，北伐军来到上海后，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总工会，并建立了武装纠察队。总工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的口号，受到上海人民的欢迎。三大亨鉴于当时上海总工会拥有一支3000人的武装——上海工人纠察队，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为了对付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又联络其他各股的青帮和洪门，以及其他帮会，共同行动。首先，由洪门龙头张伯岐等牵头，组织“上海工商界联合总会”，企图取代上海总工会。其次是以黄、杜为后台，宣称由青帮通字辈的金廷荪和浦锦荣为会长的“中华共进会”，“恢复活动”，上海市警察厅立即“准予备案，并给以保护”，而且拨款5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这样，一大批青帮、洪门的头目和骨干分子，便麇集在这两大组织里，成为蒋介石对付工人纠察队的两根棍子。
当蒋介石到达上海后，黄金荣便积极充当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牵线人，他设法为蒋介石搞到一张法国总领事签署的在法租界内的特别通行证，允许蒋介石出入法租界时，可以带领武装士兵10名。蒋介石在上海刚刚住下，便亲自接见三大亨，并对他们说：“将来有些重要工作，还希望借重你们！”然后便派亲信杨虎、陈群去找黄金荣等密谋镇压上海工人运动和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勾当。经过密谋之后，蒋介石同帮会方面商定，立即停止对共产党的一切帮助，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武装对武装，以群众对群众的策略来“一举加以解决”。
“以武装对武装”的办法由杜月笙负责秘密进行。因为在上海进行武装行动，必然涉及租界。三大亨便积极与租界当局接触，杜月笙要求法租界提供枪支弹药，公共租界也应允杜的武装通过。然后又加强帮会的流氓队伍，由蒋介石派来的王柏龄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所谓“以群众对群众”，就是杜月笙派出大批青帮分子，事先仿制了许多总工会的标志，混入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中，为他搜集情报，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一切准备就绪后，蒋介石于4月9日留下白崇禧等具体执行“清共”计划，自己则前往南京。4月12日，三大亨开始行动，首先设计杀害了上海工人领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企图使上海工人群龙无首。并且于当晚举行了共进会的“歃血结盟”仪式，为流氓打手们打气。他们宣称：“因为共进会的弟兄，天不亮就要出动，冲锋陷阵，危险得很，所以大家事先约好歃血为盟，吃血酒，表示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有人提出吃血酒乃洪帮的规矩时。顾嘉棠解释说：“管它哪一家的规矩，只要大家表示诚心就好！”参加结盟仪式的除了黄金荣等六人外，还有共进会的成员，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大厅。大厅正中，高悬“刘关张桃园结义”的绣图，一对巨烛、三支线香，八仙桌上摆有三牲祭品及香花鲜果。当天深夜，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陈群和王柏龄六人及其他共进会分子，一同祭告天地，同饮血酒，立誓共患难、同生死，结为异姓弟兄。
4月12日，凌晨4时许，三大亨分别聚合了帮会流氓武装15000余人，全部工人装束，佩戴工字臂章，携带武器，乘汽车通过租界，分别前往闸北和南市，向工人纠察队驻地及电车工会、三山会馆、湖州会馆、申新纱厂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由周凤岐率领的第26军紧随其后，借口工人“内讧”，前往“调停”，用武力和欺骗的手段，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当天上午8时，第26军第2师用欺骗的手法，占领了纠察队的指挥总部。在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中，120多名工人遭到杀害。当晚，三大亨得到工人将于次日举行罢工的情报，便通知陈群，让第26军做好大屠杀的准备，并且派遣大批流氓武装前往配合。4月13日下午，数万工人到第26军第2师师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时，反动军队突然向群众开火，工人来不及躲避，顿时尸横遍地，当场杀死100多人。
反动当局对于三大亨屠杀工人的行为十分赞赏，对杜月笙提供准确的情报，尤为满意。由于三大亨积极参加“四一二”政变，协助捕杀共产党人，同蒋介石、宋子文、戴笠等结下了特殊关系，并且得到了奖赏。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均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的职务。杜月笙很高兴地接受，特地在军装店定做一套军服，然后到贾尔业路去晋谒政府某显要，领取证明书及证章，回来时在国际饭店附近的光艺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幅度不大，后来就悬挂在他的大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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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上海青帮：帮会向黑社会蜕变的典型
三大亨的党徒也被委以要职，张伯岐当上了第26军义勇队司令、淞沪警察厅副厅长；黄金荣的徒弟董明德当上了“清党委员会行动大队长”。杜月笙同国民党政府的许多“党国要人”都建立了密切关系。他同孔祥熙的关系尤其深，孔曾亲自到杜月笙在华格臬路的住所看望他。杜月笙同宋子文也有来往，孙科等人因为在上海开银行、做买卖、玩女人，也都需要得到他的保护。杜月笙与国民党政府里的特务头子戴笠、杨虎、陈群等，还是结拜弟兄。为了做鸦片生意，他与各省的军阀也都有勾结。
总之，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勾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既是上海的青帮三大亨，又成为当时的“党国要人”，逐渐完成了从帮会头子到黑社会首领的转化。
黑社会作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如果不得到当权者的庇护或与当权者勾结起来，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与当权者勾结方面，也是以杜月笙最为突出。杜月笙之所以能够在上海滩以至全国成为黑社会的老大之一，与他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不寻常关系密切相关。
杜月笙与戴笠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戴笠在上海过流浪生活的时候。那时，戴笠刚刚来到上海，寄居在表姐家中，他表姐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戴笠经常同杜月笙在一起鬼混。后来，戴笠在上海当上了特务处处长，为了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需要得到杜月笙的帮助。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后，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利用杜月笙把上海青红帮的力量组织起来，以便在日军占领上海后，开展敌后工作。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建议，戴笠便到上海和杜月笙商议，决定由杜出面，召集上海青红帮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等开会，成立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别动队，后来归军统领导，成为特务武装。1931年以后，戴笠为了扩充军统特务组织，经费感到紧张，杜月笙也常常给予资助。杜月笙在重庆时，还曾为军统局拨给上海秘密单位提供经费。杜月笙正是利用和戴笠的特殊关系，在从事各种非法活动方面，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默许。
2。从黑色活动到黑色事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金荣既是法租界的督察长，又是青帮的“老头子”，表面上他是代表警方维持社会秩序，实际上却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首领，成为典型的黑社会“老大”。他利用黑白两道的地位，不仅大肆从事鸦片走私，经营赌场、妓院，而且也经营合法工商业、金融业，并且把触角伸入演艺界。所以，30年代的上海青帮，已经逐渐完成了从帮会向黑社会的蜕变。上海青帮从帮会到黑社会的蜕变，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从一般黑色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黑色事业”。
（1）从抢劫烟土到组建“三鑫公司”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从一般帮会头目到青帮三大亨，从一般帮会非法活动，到从事黑色事业，在经济上的标志，就是从抢劫烟土到组建“三鑫公司”。三鑫公司的组建，实际上是帮会和烟帮争夺上海鸦片的贩运权而被迫达成某种妥协的产物，是青帮三大亨集团形成和上海青帮向黑社会蜕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宣统元年（1909），清朝当局与英、法两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禁烟条约，上海的英、法租界当局宣布在租界内实施禁烟。这实际上乃是个大骗局，表面上关闭了一些烟馆，但是又成立了“洋药公司”，使得鸦片的经营合法化、垄断化，租界当局从“洋药”即鸦片的税收中获得巨大利益。原来的烟馆名义上关闭，实际上仍在暗中继续出售鸦片。这样，在20世纪初，上海的鸦片走私活动仍异常活跃，为了获得暴利，烟贩们冒险贩运、倒卖烟土，并且发展成许多贩卖外国烟土的大烟商，如郭子彬经营的“郭鸿泰土行”、郑四太爷经营的“郑洽记土行”等。这些大烟土商行，都集中在公共租界（英租界）境内，形成著名的“潮州烟帮”和“大浦烟帮”。
由于贩卖烟土可以获得高达3倍至4倍的暴利，所以，受到帮会分子的觊觎，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黄金荣于是和妻子林桂生商量，用抢劫的办法获得烟土。他派手下的徒弟们，在租界的交界处进行抢劫，然后逃入法租界，英国巡捕和华捕都不能进入法租界，被抢者因为是非法经营，也不敢在英租界报案。
抢劫的手法，第一种是所谓“抄把子”，也就是警匪合作，警察、巡捕以查抄烟土为名，搜查烟商的烟土，将部分上缴，其余部分私吞。有一次黄金荣侦察到江苏一位米商购买到10包烟土，准备从徐家汇返回家乡，于是派徐福生和一名华捕到徐家汇路上等候。当该商人到达后，二人立即从行李内搜出10包烟土，便要以走私烟土的罪名将他拘捕。商人十分害怕，慌忙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们，并连连求饶，徐福生等人私分了钱，把8包烟土送到黄金荣家，其余两包交给巡捕房。第二种是所谓“硬爬”，也就是拦路抢劫。他们事先在烟商经过的地方埋伏若干人，待其到达时，突然前去抢劫烟商携带的烟土。当时，有个名叫蔡乃煌的禁烟员，和广东、江西、江苏等地的烟商勾结在一起，以调查、转运为名，频繁地从各地往上海私运鸦片，以获取暴利。黄金荣查出此线索，便派遣他的弟子，拦路抢劫他们的烟土，或软硬兼施，迫使他们上当，使得蔡乃煌和烟贩们获得的暴利，相当一部分落入了黄金荣的手中。
杜月笙在投入黄门之后，最初就是带领十六铺和南市的流氓们进行抢劫烟客的勾当。杜月笙看到华界里那些有钱的烟客，每天都到法租界来购买烟土，于是就指挥他的弟兄们在两地的交界处等候，当烟客购买烟土后从法租界出来进入华界时，立即上前抢劫，然后又迅速跑回法租界。被抢烟客既不敢向华界警方报案，也不敢向法租界巡捕房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