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军呼应不灵，乱了阵脚，汪直趁机逃走；船到福建外海，尹凤已经勒兵以待，大大地打了一个胜仗。
于是，这一年之中，倭寇与海盗便在东南各地流窜了。汪直余党在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之间，狼奔豕突；汤克宽忽而海上，忽而陆地，跟在后面，穷追猛打。最后，汪直移舟北犯松江、苏州；那两府是富饶之区，汪直大大地掳掠了一番捆载下船，直奔日本的五岛列岛。
另一股是由一名既凶且狡的海盗头目萧显领头，其中有４００多名倭寇，由浙江的海盐，循海岸直脾气东，在南汇、川沙两县大肆屠杀。王忬命卢镗间道兼程猛攻，终于阵斩了萧显。余党回窜浙江，为俞大猷一道一道的伏兵所截击，几乎全数消灭。
到了１０月里，新来一批倭寇攻江苏太仓。太仓的城池坚固，无法攻奇，转而骚扰邻县，其中有一股３００多人，流窜到浙江平湖，那里港汉纵横，地形复杂，追剿非常不便；已经升任总兵的汤克宽只能采取以静制胜的策略，以致相持数月，徒劳无功。到了下一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三年的春天，战局终于起了突变。
直接的原因是，这年的春天，气候失常，春行夏令，发生瘟疫，官军营中，不断有尸首抬出来。人人自危，士气低落，于是倭寇得以突围，分两路流窜。
一路是在苏州、松江两府各地，杀人放火，掳掠财货；一路是夺民船入海，复回长江，在南海、如皋、海门等州县，大肆荼毒，且有少数在山东海口登陆的。
山东往北，便近京畿，朝廷大为恐慌。因而有人建议，应该扩大军事编制，设置总督；同时加紧征调狼土兵，增援浙江。
皇帝接纳了这个建议，指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江、福建、南畿军务。所谓南畿是指南京附近的地区；这也就是说，张经管辖的地方，包括浙江、福建两省及长江以南的膏腴之地，苏州、松江、太仓等地在内。
张经是福州人，曾经总督两广，恩威为狼土兵所信服，所以派他担当此一艰巨的任务。敕令中指出：张经“节制天下之半，便宜从事，得开府置幕，自辟参佐”。俨然是唐朝割据一方的藩镇了。
与此同时，王忬的职务亦有变动。原来前一年的１０月，正当倭寇攻太仓时，北方的局势亦突然吃紧——俺答派兵２０万，进攻古北口；蓟辽总督杨博亲自督率将士，日夜巡城，多方坚守，俺答见形势不利，悄然退去。而在下一年春天，有卷土重来的模样，此时杨博已经升为兵部尚书，皇帝决定调王忬巡抚大同，而以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接替王忬的遗缺。
设总督，换巡抚，而“代天巡方”，职权可大可小的浙江巡按御史亦换了人，新任巡按是汪直的同乡，籍隶安徽绩溪的胡宗宪。浙江的局面，完全变过了。
第八章
从初夏至深秋，浙江、江苏仍旧大受倭寇的威胁。官军东追西赶，互有胜负。到了８月里，官军添了一支生力军——两员参将李逢时、许国，由山东招募了６０００“民枪手”回浙江，在嘉定附近，与倭寇遭遇，李逢时挥兵进击，打了一个胜仗。
李逢时采取行动之先，并没有跟许国商议。许国既妒且恨，急于分功，因而亦单独行动，领兵突袭，也打了一个胜仗。可是乘胜追击，却中了倭寇的埋伏，山东的“民枪手”，对地形还不如倭寇熟悉，一战而溃，逃生无路，牺牲了上千人之多。
结果，许国中伏大败。不但损失了一两千人，而且也伤害了张经的威望，浙江由士绅到细民，都觉得他不如王忬。张经当然亦有他的看法。倭寇及海盗善于流窜，官军则有重重命令束缚；处处防区限制，纵使闻命即行，毫无延误，已落在敌人后面。到头来疲于奔命，虽强亦弱；这是很不聪明的办法。
因此，他与俞大猷、卢镗、汤克宽等人计议，决定了以静制动，逐步收束，诸道并进，包围聚歼的方略。当然，执行这个方略，需要大量的劲卒，因而上奏，请求加派狼土兵，克期报到，听候调遣。
奏疏到京，先到通政司，这个衙门消息最灵通，因为总司天下章奏出纳，各省军务吏事，凡须诗旨裁决的，通政司的官员，必须最先得知。
有个管摘录案由的小吏，是工部侍郎赵文华的耳目，每天都要见他一面，报告各省大小事故。赵文华听说张经有此一奏，突生灵感，认为自己打开困境的机会到了。
原来赵文华最近遭遇了一件拂逆之事，差一点为严嵩所逐——他是浙江慈溪人，而年轻时却在京师国子监读书，国子监的长官名为“祭酒”，当时的祭酒，正是严嵩，很赏识赵文华的才干。因此，结下了日后狼狈为奸的因由。
嘉靖八年，赵文华中了进士，授职刑部主事。干到第五年上逢到考绩的年分，京官的考绩，名为“京察”，６年一次，逢巳与亥的年分举行。赵文华所得的考语是“浮躁”，降官山东东坡州同知。做了五六年，很搜括了一些银子，宦囊既丰，派人上京活动。平时严嵩已经入阁拜相，正要帮手，而且又受了一笔重礼，便将赵调为京官，赵文华亦刻意奉承严嵩、严世蕃父子，拜在严嵩的欧阳夫人膝下，列为义子。
由于严嵩的大力提拔，赵文华很快地当到了通政使，成为严嵩的耳目，内外臣工有弹劾严嵩的章奏，他总是一面搁压，一面通知严嵩，须作弥缝之计。为此，严嵩亦很宠爱这个干儿子，保荐他升任工部侍郎。
到了这一步，赵文华认为羽毛已经丰满，应该自己创一番局面了。于是秘密定下进行的步骤，第一步是上结至知，用重金访求。买到一张药酒的方子，如法炮制，献于皇帝。他在奏章中说：这种酒叫“百花酒”，他的老师严嵩，年逾七十而精神矍铄，就是服了百花酒所得的效验。
在西苑修道乞长生的皇帝，很欣赏百花酒。想到严嵩因为饮此酒而老寿，想跟他印证经验，便写了一张手谕，说明缘由，附着赵文华的原奏，派个小太监去问严嵩。
严嵩大惊！根本不知什么叫百花酒？从未服过，不明它的效用，如何回奏？
万般天奈，唯有据实奏复，说是“臣生气不近药饵。犬马之寿，诚不知何以然？”皇帝看答复如此，也就丢开在一边了。
严嵩却是越想越自危。因为他深知皇帝的性情，小心眼特多，如果修道之余，考查臣下，以为严嵩既有这样延年益寿的好药酒，不孝敬皇上而独自享用，这算是哪一门子忠臣？如是一怒之下，随便借个缘由，加以谴责，自己连怎么得罪了皇帝都不知道，岂不可怕？
于此可见，赵文华故意撒这个谎，是有意陷害。忘恩负义，阴险卑鄙到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便派人将赵文华唤到内阁，要问个明白。
“赵文华！”严嵩连名带姓地喊。
赵文华一听这语气，便知不妙：“普通”一声跪下，结结巴巴地应声：“文华在！”
“你献了什么东西给皇上？”
“没有。”赵文华只有硬赖了。
“这是什么？”严嵩将他的原奏，从袖中掏了出来，“你是什么意思？我那里服过什么‘百花酒’？你瞎造谣言，是‘欺君罔上’的大罪，你还要脑袋不要？”
赵文华吓得面如土色，连连磕头认错。严嵩不理，只管自己大骂，他的中气很足，越骂越起劲，以致惊动了同在内阁的徐阶、李本，说好说歹打圆场，才将严嵩的怒气，稍稍压了下去。
此时的赵文华已经气不可抑，徐阶动了恻隐之心，便劝严嵩：“相爷，叫他走吧！”
严嵩点点头，转脸向赵文华喝一声：“滚！”
谁知赵文华却还赖着不肯走，哀声叫道：“干爹——”
一语未终，为严嵩暴声打断，“谁是你干爹？”他向值堂的小吏吩咐：“把他拉出去！以后不准他来。”
赵文华不敢再放赖，委委屈屈地出了内阁，狼狈而回。自知这一靠山靠不住，则群起而攻，将有家奇人亡之祸。彷徨终夜，决定走内线去求情。
于是，通过严世蕃的关系，见到了欧阳夫人，跪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痛悔乞怜。欧阳夫人终于也心软了，答应替他设法转圜。
严嵩是住在西苑的，一个月才回府一趟。到了那一天，照例举行家宴，老夫妇俩并排上坐，由矮胖而瞎一只眼睛的严世蕃领头敬酒。照平时的情况，其次就该轮着赵文华上前，而这天自然不见踪影了。
于是，欧阳夫人便故意问道：“今天阖家团聚，怎么独独文华不来？”
“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严嵩骂道：“他怎么敢来？”
“咦！”欧阳夫人又故作惊讶状道：“你又骂了他？”
“岂止骂他，我要杀了他，这个畜生，枭獍不如！”
接着，便细道缘由，严世藩在旁心想，倒要看欧阳夫人如何解“老相公”的怒气。
“老相公，”欧阳夫人道“何苦生这么大的气？老相公当年在钤山善养浩然之气，没有想到你竟只是说说而已！”
“凡事看得破，独独这件事让我忿气难消。”
“文华不过一句话的错，就被你骂得狗血喷头，又不准他进府团聚。我看，”欧阳夫人停了又说道：“比这再大的气，你也曾受过。”
这是指他受夏言的气，严嵩当首辅的时候，架子很大。有一次严嵩设席宴请大臣，投递请客的书启，竟漏掉了夏言，严嵩发觉了，便在门外婆上红毡条，派人催请，夏言见他至诚如此，等严嵩三请四催，直至上灯方到。入席不久即离座，原轿回府。不久赵文华联络锦衣卫陆柄攻倒夏言，赵文华功不可没。
“那样的气，如今是否不记得了？”欧阳夫人言道。于是严嵩的脸色终于缓和下来了。
善观丈夫气色的欧阳夫人，随即重重咳嗽一声。这是一个暗号，赵文华早就贿赂了严府的下人，许他藏匿在廊下僻处，听得欧阳夫人的招呼，随即闪身出现，入厅便跪，一跪便哭。
“算了，老相公！”欧阳夫人又劝，“儿女总有犯错的时候，要打要骂都不妨，总不能撵出去。文华若是受了人的欺侮，也丢你的脸。”
严嵩无奈，只好崩着脸说一声：“起来！”
赵文华听得这两个字，如逢皇恩大赦，站起身来，换了一副神态，“干爹长，干爹短”地陪不是，又自己打自己的脸骂“该死。”严嵩纵有余怒，亦不能不假以词色。
话虽如此，恩遇大不如前。赵文华非常清楚，他们这义父义子是势利的结合，能做件事既可有助于巩固严嵩的君宠，又能有助于相府库藏的增加，那样才能尽释前嫌，格外得宠。
这件事，眼前就能做了！千载良机，万不可失。当夜便跟严世蕃商议停当，次日一早，奏上一本。
这一本是为了倭患猖獗，建议七事。第一件便投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之所好，建议遣派官员到江阴、常熟之间，望海遥祭海神；其次是命地方官遇有暴露的尸骨，必须掩埋，以期泽及枯骨，而得阴助。
第三件是增募水军；第四件是，苏州、松江、镇江一带的民田规定，一夫拥有百亩以上者，加重田赋，并预征官田赋税３年。
第五件，征募富家尽力输财，报效国家，等倭患平后，论功行赏；第六件，遣派重臣督师；最后一件，予通番旧党以及海盗、盐枭将功赎罪的机会。只要有改过悔罪，并愿效力的确实证明，不妨先予以适当的名义，责成其人侦察贼情，甚至投贼“卧底”作策反的内应。
这道奏疏，关乎运务，当然发交兵部审议，奏复取旨。明朝的兵部尚书，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本兵”，既可以调兵遣将，亦可以视师督阵，集军政、军令大权一身，是六部中与吏部尚书同为关系紧要的重臣。因此选用兵部尚书的资格较严，膺选的当然也应该是第一流的人才。
可是聂豹其实没有什么长处。他的官运亨通是因为占了两个便宜：首辅严嵩的同乡、次辅徐阶的老师。有此两位阁老照应，加以凡有捷报，他都归美于皇帝的修玄，能获上天佑护，所以一直顺顺利利。
久而久之，皇帝却看出来了，此人是碌碌庸才。尤其当此北有俺答，南有倭寇，局势相当严重之际，聂豹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对他不免失望。最糟的是，他还不能采纳人家的办法——赵文华所陈的七事，自然有可采之处；而聂豹认为都是空话，一无可取。
复奏送到西苑，皇帝震怒，降旨诘责：聂豹慌了手脚，自我转圜，认为五事可采，其中“苏松常镇民田，一夫过百亩者重课其赋，且预征官田税三年”，势必得罪在籍的乡绅豪强，“遣重臣督师”则怕张经心里不高兴。所以聂豹仍旧不能同意。
皇帝的看法恰好相反，征重赋是为了筹饷，足食足兵，方能师出有功。而遣重臣可以表示皇帝重视东南军务，激励将士用命。聂豹对这两件事，竟看不出它的重要，实在太差劲了，一怒之下，撤换了兵部尚书。
赵文华所奏的７件事，当然全都采纳；而且接受严嵩的建议，即派赵文华祭告海神，事毕在浙江督师。
在江阴望海遥祭，祷祝了海神，赵文华兴匆匆地到了杭州；船一靠岸，便不高兴，“接官亭”外并无总督的仪仗，显见得张经并未来迎接。
来接的是李天宠，颜色也是淡淡的，他说，总督因为有紧要公务，不能来接。接着递上张经的一分请柬，是第二天下午，为赵文华设宴接风。
赵文华大为恼火，到了公馆，一个人坐着生闷气，心里只是在想，如何想个法子，摆布张经，出口恶气，也立个下马威。
就这当儿，门官递进来一个手本，说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来拜。手本上附有履历，胡宗宪字汝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做过山东益都、浙江余姚的知县，不久以前由宣化、大同巡按御史，调到浙江。
“我哪有功夫见他！”赵文华将手本往桌上一丢。
不见就得退回手本。当门官将要退出时，赵文华忽然心中一动，立刻发觉自己错了。在这遭受冷落的时候，难得有人来求见，不管他的来意如何，这分仿佛雪中送炭的情分总是可感的。何况，自己要摆布张经，便得先打听张经的情形，此人之来，岂非天假其便？
“慢着！”他急急喊道，“把手本给我，请胡巡按书房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