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日军由太原增调2个师至汾阳、离百，并携带大批渡河器材，于6月4～5日，日军一路1万余人进占军渡，在黄河东岸构筑工事，并以炮火轰击河西宋家川、枣林坪一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河防阵地。6月6日，日军又以1。5万亲人进占孟门、碛口两镇，并以飞机竟日向河西河防阵地及陕甘宁边区内地城市进行猛烈轰炸。同日，日军1个团共2000余人，由隰县、大宁出动，附炮20门，于6日晚分别占领马头关及泥金滩河东阵地，并向西岸八路军留守兵回警备第5团阵地轰击。
面对日军重兵压境的情况，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与动员全边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大力支援下，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坚守阵地，在宋家川方向经3昼夜激烈战斗，使日军始终未能接近河岸，渡河未成。在马头关、泥金摊方向，八路军何防部队在日军飞机轰炸和毒剂攻击下，沉着应战，也粉碎了敌人渡河企图。
在此期间，黄河以东八路军部队于敌后积极活动，破袭日军交通线阻敌运输，积极配合作战。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此时，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分兵一部渡河东进，收复李家垣（军渡以东）、柳林，击毙日军50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乘日军撤退至河滩集结时，进行突然火力袭击，毙伤日军30余人，至此，日军对边区河防最大的一次进攻又告失败。
5、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9月4日，驻汾阳、离石日军约三四千人，附炮30门，进占军渡，构筑工事，修筑军（渡）离（石）公路，企图巩固河东阵地长期据守，待机进攻。为粉碎日军在黄河东岸立足的企图，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乘日军立足未稳，猛袭军渡以东之穆村、薛村，并破坏了军渡和薛村的公路。9月6日，日军向碛口进犯，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即于河东孟门等地抗击消耗日军。同时，留守兵团河西部队又以一部兵力渡过黄河，迂回至日军后方，活动于柳林、穆村、军渡间。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部队袭扰下，日军遂于12日龟缩至柳林、穆村地区。
6、碛口河防战斗
1939年11月初，日军调集1万余人，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于20日分4路由晋西大武、离石、柳林、穆村等地，向碛口合围，同时以一路奔袭葭县渡口。23日，日军主力占领碛口、孟门两镇，开始向河西实施猛烈炮击，并以一部2000亲人，在火力掩护下，集结碛口河滩，放船漕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立即对集结与渡河之敌猛烈射击，将日军击退。此时，留守兵团河防左翼部队警备第6团以一部兵力，趁机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后，经5小时战斗，迫敌分路撤退。此次战斗，八路军留守乓团河防部队共毙日军100余人，俘虏日军2人，自己伤亡12人。
7、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12月初，日军集结驻离石、柳林兵力4000余人，炮20余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于12日占领李家垣后，加强对河西阵地实施炮击，企图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当日军向李家垣进犯时，即在李家垣以南山地对敌阻击，随后，转向军（渡）离（石）公路打击日军。经5日战斗，日军因侧后不断遭到打击，于16日向东撤退至柳林。留守兵团乘机收复军渡、李家垣。
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人民自卫军的支援下，在晋西北人民和八路军直接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将河西的顽强防御和何东的积极进攻结合起来，依托黄河天险和工事，以猛烈人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同时，以机动部队大胆渡过黄河，迂回敌之侧后，给敌以突然打击，挫败日军的渡河企图，打退日军的进攻。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以数千至万余人的兵力，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向边区何防频繁发动23次进攻，付出重大伤亡，却屡遭失败。八路军留守乒团河防部队，使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江河防御作战中，是绝无仅有的辉煌战绩。
二、肃清边区匪患，维护边区安定
全国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原有的土匪基本上已被消灭。但在全国抗战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敌特汉奸有计划地破坏边区，边区土匪再次蜂起。据统计，除三五零星的土匪外，共有土匪40多股，约4000余人，枪2000余支。
为了安定边区社会秩序，保卫和巩固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进行了剿灭土匪的作战。
留守兵团根据陕北高原地形复杂、土匪分散的特点，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同时，采取不咎既往等争取瓦解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动员边区广大群众，配合了留守兵团的剿匪作战。
从1937年11月开始，留守兵团首先集中警备第1、第2、第5团和2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地区的官滩、盐池以北的■蜡梁、安边以北的仓房梁，对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3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100亲人，马100余匹，缴获枪械60余支。与此同时，留守兵团第718团在鄜县以西的黑水寺、张村驿一带，消灭了实为上匪的2股“地方民团”，缴枪70余支。
1938年2月，留守兵团清剿黄龙山区，经勇猛穷追，将该地的股匪大部歼灭，击毙土匪100余人，缴枪70余支。在安定南区一带窜扰的刘志清股匪，也被留守兵团部队全部歼灭，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陕甘宁边区各地的土匪基本上被肃清，共计消灭土匪36股，击溃土匪10余股，生俘匪徒9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步马枪1700余支，迫击炮2门，子弹20余万发。
三、实行全面抗战动员，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全国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率先进行了全面的抗战动员，要求全边区军民立即一致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族抗战。
1937年11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信，提出要把边区变成抗战动员的模范，要求党的一切支部成为抗战动员的核心、要求各个群众组织把抗战动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1938年3月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告民众书》，号召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发动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配合政府军队抗战，独立在敌人后方抗战，坚持边区的抗战，努力帮助政府军队做好各项后勤工作；号召一切民众团体，动员组织自己的力量，保证一切抗战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了加强抗战动员工作，边区政府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开展广泛的抗战动员工作。
1、动员群众参军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在1937年、1938年两年中，动员了8000余名青年参加抗战部队。
1940年春，原计划动员3500名青年参军，结果有5000余名青年报名参军。加上抗战爆发前参军的人数，陕甘宁边区参军人数总计达3万余人。有些地方参军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0％。
2、动员人力、物力、畜力，支援前线1937年11月晋南形势紧张，边区沿黄河各县，在7天之内就动员了1万余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开赴山西前线帮助军队运输物资，并为前方将士募送毛袜、手套10万双。
1938年3月起，在日军不断向边区河防阵地发动进攻中，陕甘宁边区广泛动员自卫军组成交通队、担架队等直接到战地服务。在河防任务紧急时期，边区动员各地自卫军整营出动，协助部队修筑河防工事，加强河防力量，为保卫河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由于边区抗战动员工作进行得普遍、深入和持久，边区人民在配合政府剿匪锄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以及积极缴纳救国公粮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作用
一、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指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战争的中枢。
为了指导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系列关系抗战全局的重要会议，如洛川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制定了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以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这里从事了巨大的理论研究，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理论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历程，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以及转弱为强等，都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时期全面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延安是全国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的中心阵地。许多爱国的理论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学者志士，纷纷来到延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才荟萃的地方。抗战期间，边区成立了哲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抗日问题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党建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文化协会30多个，经常进行学术讨论，研究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陕甘宁边区还出版了30余种报刊杂志及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延安又是向全国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出版发行马恩列斯著作即达50种（册）。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武装了群众的思想，它对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坚持抗战，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指导全国抗战卓有成效，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成为国内外所瞩目和向往的地方。青年学生成批地奔赴延安，爱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不断来到延安，国外友好人士也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和边区各地服务和访问考察。继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之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苏联友人白列斯托夫、马里果夫、英国记者贝恃兰、德国记者希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行、印度医疗队柯律华一行等，相继来到边区，许多记者对边区的所见所闻，作了客观的报道。英国记者贝特兰说：“延安虽小，却的确有它的首府气象。而且从政治上说来，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因而在统一战线之中起着日益增加的作用，所以也许可以算得中国的第二重要的城市了。”在这里“‘虚伪、信命和徇私’……被坚决地全部推翻了。单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共产党的革命不是含糊的。”＇（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第98、136页。＇
二、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敌厅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同陕甘宁边区存在着依赖关系。作为首席抗日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在全国，在一切抗日根据地中，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
陕甘宁边区是培养训练抗日干部的重要基地。全国抗战爆发后，大量的培养和造就干部以适应全民族全面抗战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万分急迫的任务。在这里，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了20多所各类干部学校，培养训练出政治、军字和文化技术干部4万余人。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革命干部的熔炉，使大批工农干部提高了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使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提高了思想觉悟，得到了锻炼和改造，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坚强的革命干部，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全国各条战线。
陕甘宁边区在保证后方大量脱产人员供给的同时，还经常向前线运送粮食、被眼、医药以及其他物资，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畜力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承担了八路军的大部分重伤病员的医疗任务，还安置退伍残废军人1。5万余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8万余人，使前方将士无后顾之忧。
三、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虽然人口下多，面积不大，原有经济文化基础落后，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边区的进步受到普遍的称赞，就连大后方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值得全国各地仿效”。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第一个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边区实行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式的民主选举，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边区实行的参议会民主制，是抗战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全中国也应该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华报》1938年7月15日。＇
陕甘宁边区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区。示范区。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立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实行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