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远东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对待日本。
1938年以后。苏联为避免德日的两面夹击，迫切希望远东苏日关系的稳定。1938年4月4日，苏联政府建议日本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这一建议不但未得到响应，日本反而于当年夏和1939年春夏之间，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地区两次对苏武装挑衅。苏联利用日军主力久困中国战场之机，坚决反击日军。特别是在诺门坎战役中，苏军重创了日本关东军，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日本迫于中日战争的困扰，也产生了暂时稳定日苏关系的意向。
1939年12月31日，苏日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日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向苏联付清了背着中国买卖中东路的最后一笔欠款，苏联同意将苏日渔业协定延长到1940年12月31日。
194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在题为《关于1939年12月31日苏日协议》一文中表示，苏联政府和舆论界十分重视苏日关系的正常化，苏联方面愿意促进它的实现。3月底，苏联政府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日本毕竟应该理解，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它的利益受到侵犯。只有这样理解，日苏关系才可能圆满地发展下去。”［苏］C·A·戈尼昂斯基等：《外交史》第4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译本，1980年版，第203页。＇
在苏联政府的不断努力下，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双方“维护彼此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在另一方处于第三者一国或数国的军事行动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严守中立。此外，在签署的共同宣言中公开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1938年以后，苏联在欧洲动荡、自身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谋求缓和苏日矛盾的各种努力，对牵制日军的对苏战争冒险，避免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而且，在此期间苏联也未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苏联对日缓和关系的一些举动，尤其是《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苏日双方互相保证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东北和外蒙古领土主权的行为。对日本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北方苏联的顾虑，增强了南进的决心。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枢密院答询时声称，在冲击美英，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日］深井英五：《枢密院重要议事备忘录》，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150页。＇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二节 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
一、日本侵华方针变化的原因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经过15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转折”。
这些内外因素，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修订。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战场的态势
“七·七”事变时，日本企图经过速战速决的战略，重现甲午战争迅速取胜的一幕。这个战略方针着重依赖武力，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必要的兵力，在有限的作战空间里，摧毁中国的战争力量和战争意志，一举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日本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因为这将造成日本国力的无限消耗，难以实现其世界战略。然而，15个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而其力求避免的不利状况成为现实。
至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不久，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格局。在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日军面对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3倍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日军仅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
尽管日军已由战前的17个师扩大为34个师，并将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日本的战史著作就此指出：“占领地区内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这次企图扰乱我军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军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资补给，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消耗，即使如此，日军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15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了。
捉襟见肘的日本兵员、军需动员状况
经过15个月战争，日本痛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抗战意志和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无论在规模、时间、强度等各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预料。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
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1937年扩编了7个师，继而于19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使其师的总数翻了一番。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使日军的兵员组成出现问题。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年8月1日，侵华日军成员中的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役兵占20。9％。［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49页。＇
由紧急动员而造成的这种畸形的兵员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对此，日军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整理军队。
与兵员动员的窘况相伴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动员补给同样难以为继。开战之初，日本轻视中国，设想无须大规模的军需动员，仅凭现有军需储备一举击败中国。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1937年10月开始实施“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
此次军需动员除了涉及原有的陆海军兵工厂外，还动员了约3800家民营工厂，对民营工厂的利用率达到平时的2。5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20页。＇
尽管如此，军需物资的生产补给情况仍然达不到日本军事当局的预期成果。参见下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21页。＇
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实绩（％）
武器弹药飞机坦克轻装甲车
7060662743
钢盔防毒面具卫生材料兽医材料海运器材
10097908780
1938年6月2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就军需动员的状况上奏天皇：“虽然官民一致协作，昼夜工作，异常努力地从事各自所担负的军需品的整备补给，但由于各种原因，……武器、弹药、飞机、坦克重要军需品的生产未能达到预期成果，这是非常遗憾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21页。＇
第一次军需动员按计划至1938年3月31日止，历时6个月。但战争不但没结束，反而日形扩大。日本只好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时间为1938年4月1日至1939年3月31日。为了保证计划指标不再落空，当局把动员的民营工厂扩大到4000多家，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42页。＇
换言之，以降低质量来满足对数量的要求。但是，第二次军需动员仍然达不到战争的实际需要。日本兵工总厂负责人报告说，坦克装甲车的生产数量不能适应急速扩充的军备；小口径火炮供需失衡；观测用具和光学兵器的整备状况极其不良；至于弹药的补充供给只是到10月武汉、广州作战结束后才有所转机，此前不能达到军需的要求。［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版年，第243页。＇
战后日本的战史著作也指出：“步枪、炮弹都不够用，到1938年6月，连学校用的教练步枪都被收回。”［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15页。＇兵员及军需物资动员补给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限制了日军进一步发展其战略进攻。
战争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
日本经济是一种对外依赖程度极高的经济，其工业能力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来自海外的各种原材料。日本历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重要的是要控制原料产地。然而，15个月的对华战争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大量的战争消耗却造成日本各类物资的极端匮乏、进而动摇了日本脆弱的经济基础。
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短短8个月内，日本就连续4次迫加临时军费，累积总额高达74亿日元。这是日本从事甲午战争（2。00475亿）、日俄战争（15。08472亿）、第一次世界大战（8。8166亿）和“九·一八”事变（19。3125亿）四次对外战争战费总和的163％，［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50、183、361页。＇ 是1936年日本预算总岁出（22。82亿）的3倍多！这笔巨颔战费不仅造成日本的财政桔据，而且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庞大的战费支出绝大部分用于武器弹药及各类军需品的生产，这些物资一经产生即脱离于再生产之外，成为对经济发展毫无意义的纯消耗。这种消耗使日本的出口产业因原料不足而出口能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的大幅度减少，最后使整个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转受到破坏。
由于战争影响，1938年度上半期，日本的进、出口分别比上一年度减少了32。9％和19。6％。［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71页。＇
为了弥补贸易萎缩造成的物资短缺，日本只好动用国内的黄金外汇储备。战争爆发后，日本原有的388吨黄金仅仅剩下25吨，其余的都作为贸易决算而输往美国等国家。［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22页。＇
即便如此，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的情况仍很严重。
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和准备在世界更大的范围的争夺，日本竭力企图扩大生产能力，并为此而制定了1938年物资动员计划，然而该计划在半年后就无法继续实施，被迫于1938年6月进行大改订，修改后的计划基于物资短缺的现状，全面压缩一切与军需无关的产业的物资供给量。仅以钢铁类为例：当时一般民用的普通钢材的需求量是478。4万吨，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306。9万吨，削减了36％。原计划中对准军需和铁道省所需66。6万吨普通钢材是保证供给的，而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54。46万吨，削减了18％。钢铁短缺对各产业的影响极为严重。与1937年末相比，日本钢村碾压设备的33％，平炉设备的11％变为闲置。由于工厂建设、矿业开发等所需钢材削减了55％，一些急待扩充的产业面临威胁。日本国内一般私营铁路所配给的钢村仅够用来修缮，根本谈不上任何发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14～217页。＇
苦于物资问题对经济发展和战争能力的制约，1938年6月物资动员计划改订后，日本政府特意向全国发表了全面统制物资的声明，声称：“中国事变虽因徐州陷落而使战局呈现一大进展，但前途仍很辽远。……值此之际，要完善后方设施，使作战不受影响，以达成帝国期望之目的。”“为此，当前急务在于最有效地贯彻运用物资的统制。即排除万难，把振兴出口、增加生产、统制消费等有关政策彻底强化。在此，政府按照新情况，树立了优先充实军需品和输出产业原料的物资供给计划，期待彻底实行这一计划中的各紧要方策，以巩固国防，维持国民经济。”声明要求贯彻节约、配给、回收、实行战时简朴生活等十大措施，并规定对钢村、铣铁，金、银、铜、铅等32种物资实行强化的使用限制。＇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22～224页。＇
出于对物资短缺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考虑，1938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从缓解经济困难的角度建议早日结束战争。
1938年5月，“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的报告书中提出：
（1）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
（2）不能和平之际，依靠缩小战争规模来全力充实国力，改善国际收支。［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