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召开的。它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的。此次大会为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抗战后期的战略转变，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在理论、思想、组织等各方面作好了准备，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全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为谋对策，抵制联合政府，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前届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149人也出席大会。会议根据蒋介石提名推选居正、于右任等36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吴铁城、狄膺为正、副秘书长。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词，谓本次大会有三项任务：
（一）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二）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
（三）增进入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
大会听取了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吴鼎昌的政治报告、程潜的军事报告、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潘公展的特种问题报告、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报告以及几个省的党务报告。大会通过的主要议案有：关于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军事报告、外交报告的决议案、《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关于民众运动之决议案》、《关于健全党务及党的组织活动等之决议案》、《促进宪政实施各种必要措施案》、《中国国民党党章》、《确立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纲领案》等。
大会对关系到中国前途的宪政问题、联合政府问题根本予以抹杀，公然诬蔑“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1页。＇ 断然拒绝中共提出的深得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欢迎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还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仍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961页。＇
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
至于所谓的“还政于民”，正如新华社评论所揭露的那样，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而大会期间，冯玉祥等人提出的《加强民主措施，促成国家统一案》、《确立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真正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议案，却被国民党当局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62页。＇。一句话打入冷宫。国民党民主派的意见遭到大会的压制。
对中共问题，大会坚持蒋介石的观点，即：“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潘公展在“特别报告”中称：“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225页。＇
5月17日，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个决议案：一是对外公开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因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此时尚不敢公开反并，遂打出“政治解决”的幌子，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淡解决。”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2页。＇
另一个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诬蔑中共武装割据，破坏抗战，要求“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惕，发挥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为此，提出了大量吸收工农党员、吸收知识分子、加强国际宣传、加强党员政治训练，加强党团组织、加强敌占区工作等具体的方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页。＇ 试图先与中共打一场“政治”战。根据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第三项内容，是通过旨在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的政纲政策。例如《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劳工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草案》、《确立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纲领案》、《本党政纲政策》等。
最后，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并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以代表“起立方式”推选蒋介石为总裁，并将原来总章中国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再次加强了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大会选出六届中央委员会22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人、中央监察委员10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人，组成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修正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戴传贤、于右任等25人为常务委员，推举吴敬恒、张继等7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批准蒋介石、孔祥熙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另选宋子文、翁文灏接任。
这次大会，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大会闭幕后不久，国民党就调派10余个师兵力，进攻苏浙地区的新四军，7月，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这一切表明，国民党坚持独裁，准备内战，要把战后中国引向黑暗。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三节 中美关系的演变
一、史迪威事件
在抗战后期，随着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美国的对华政策也逐渐发生变化，即由扶蒋联共转向扶蒋反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第一是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美〕赫尔：《赫尔回忆录》，纽约1948年版，第2卷，第1583页。＇
从这一原则出发，美国执行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政策，为此，罗斯福政府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援助中国的措施。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6月，又根据《租借法》签订了《中美互助协定》。为了利用中国军队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的进攻，并把中国作为将来反攻日本的基地，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1941年12月成立了中国战区，并派史迪威将军来华。在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后，美国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飞越喜马拉雅山险阻到昆明的“驼峰”援华运输线。罗斯福向中国保证，不管仰光是否失守，不管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的陆路运输线能否保持开放，这条空运线一走要维持，以便使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9页。＇
在政治上，罗斯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1942年1月1日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把中国同美、英、苏并列于宣言签字国之首。
1943年1月11日，美国与中国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放弃了它在中国享有近百年之久的特权。10月，美国不顾英、苏的反对，坚持中国应成为《普遍安全宣言》（“四强宣言”）的签字国，作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
12月，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保证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同月，美国国会应罗斯福要求，废除了1882年～1913年间制订的一系列排华法，给予中国移民与其它国家移民一样平等的入境限额。
在对待中国内政问题上，尤其是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罗斯福也希望蒋介石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高级会议时，罗斯福对蒋介石多次表示，美国不会陷入中国内战的陷井里，希望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并要求蒋介石在战争尚在继续的时候，与延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美〕埃利奥特·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纽约1946年版，第164页。＇
为促使国民党政府改善国共之间的关系，1944年6月，美国政府决定派副总统华菜士访华。华莱士出访时，以考察农业为名，取道莫斯科，了解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以便与蒋介石商谈有关中苏及中共问题。当获悉苏联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和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后，华莱士一行即于6月20日到达重庆。从21日开始，以国共问题为中心，同蒋介石举行了5次会谈。华莱士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对国共关系的基本立场，即国共两党的党员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他可能充当那个朋友”。＇《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3页。＇
进而指出，同民党的出路在于实行民主改革，接受中共合理建议，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但蒋介石不同意上述建议，说“中国人民并没有把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人，而把他们看做是服从第三国际命令的‘国际主义者’”。＇《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6页。＇
因此，他坚持对中共的方针只能是：
“（一）中共军队接受政府指挥，归政府管辖，不准另有其他名目之军队。
（二）陕北区域，不得擅设违背中央之特种制度。”＇《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第146页。＇ 否则不予中共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这种态度令华莱士失望。
随后，华莱士将中国之行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汇报。他主张国并双方建立统一战线，建议美国政府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对其施加影响，使其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而美国对华政策应当具有灵活性，以便能在更有希望的中国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华莱士还估计到，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美〕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但是，罗斯福政府援助中国继续进行有效的抗日战争的政策，同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准备反共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不仅华莱士访华未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不久又发生了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陆军中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罗斯福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而派到中国的。其使命是贯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并监督加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战斗效能”。但是，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名高级官员作参谋长，本来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更多美援，装备他的军队，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这样，围绕吏迪成的指挥权限问题、援华物资的分配权问题以及由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等问题，美国的政策与蒋介石的立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1942年5月，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时，史迪威痛感中国军队“劣等装备”、“军火不足”、“愚蠢的指挥”及蒋介石的任意干预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改革国民党军队的计划，要求撤换国民党的某些中、高级军官，并要求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除答应对个别军官进行“撤查”外，对史迪威的要求均未同意，史蒋矛盾加剧。
对于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的分配权，蒋介石一直也是不满意的。这个问题的矛盾首先在美国空军调运问题上暴露出来。缅甸失守后，中东局势又由于德军的进攻而随之紧张，美英联合参谋委员会“不经预告”就把原来支援中国战区的重轰炸机和运输机调往埃及助英作战，削减了对中国战区的空运吨数和作战力量。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是“无视中国利益”，质问英美“是否尚以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调派美军打通滇缅交通线；保证每月空运五千吨援华物资；并要求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