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免除史迪威对租借法案的控制权。对此，罗斯福一方面向蒋介石作了解释，同时也有条件地作了让步，答应出兵共同打通中印公路连接滇缅交通线，增加空运援华物资，但仍要保持援华物资的控制权。罗斯福的缓解并没有消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
随着战争的发展，史迪威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史迪威早在20年代就在中国工作过。1935至1939年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通过长期的在华观察，了解到国民政府“是个腐败残暴的政权”，政治上不民主，军事上消极抗日，经济上贪污腐化，囤积援华物资。而共产党军队虽然装备不良，但坚决抗日，成绩显著。史迪威等人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张采取联共方针。
1943年9月6日，史迪威首次提出使用和装备中共军队的建议。为了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1944年1月15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拟定了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2月4日，史迪威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用50万军队在华北围堵中共军队。对中国抗日战争有大损害。对此罗斯福颇感忧虑。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的要求，遭到蒋的拒绝。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致电催促蒋介石。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4月22日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实施时，却又以种种理由进行拖延。
1944年夏，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之下，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大败退，美国政府担心影响美军在太平洋方面作战的胜利。7月6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中国的情况是那样危急，如果不立即采取根本的行之有效的挽救办法，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他强调指出，日本的进攻“不但威胁着你的政府，而且威胁着美军在中国的一切建树。”＇〔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的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1页。＇
罗斯福竟强烈要求由史迪威指挥“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要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同时派出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赴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是华莱士访华时确定下来的，其宗旨是“考察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在团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分两批飞抵延安。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考察。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极为重视。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问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此后，在8～9月间，毛泽东还向解放区发出10余次电报，要求各解放区在军事情报、修建机场、沿海登陆等方面配合美军。8月21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的电报中指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己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9月9日，毛泽东再电华中局，更加明确地将与美军的合作定力党的方针：“机场修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与美国合作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只有通过自由经营和借助外国资本帮助才能做到。
因此，中国与美国能够而且必须合作。＇〔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美军观察组通过在延安、山西等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考察，也相信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现实性。7～10月间，美军观察组先后发出50余份报告书，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作了客观的分析。戴维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已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和七年的抗日战争。他们经历了不只是比中国中央政府军队所曾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的严密封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第509～510页。＇
因此，戴维斯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192、195页。＇
他们还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见观察组全体人员及与他们作过多次重要谈话的情况及内容报告美国政府，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形势表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正朝着涟康的方向发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使蒋介石感到巨大压力，他担心史迪威使延安获得部分援助物资。蒋与史迪威的矛盾更加激化。
8月8日，衡阳失守，正面战场战局日趋恶化。此时，美国已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可以直接从该岛轰炸日本，中国空军基地的战略价值也随之下降。
但罗斯福仍担心美军攻占日本本土后，日本可能会利用中国大陆继续战争。
为敦促蒋介石积极对日作战，8月21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了涉及中国主权的不适当的要求：“我强烈要求你采取必要的措施，尽早地委以史迪威将军指挥你领导下的中国军队，我要求对此事付诸行动，……进一步拖延就可能为时太晚，从而中国和盟国早日打败日本的计划在军事上不可避免地遭到灾难性的悲剧。”＇〔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4页。＇
9月6日，赫尔利到达重庆，8日与蒋介石进付会谈。蒋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9月18日，罗斯福再次电蒋，措施强硬，指责其迟迟不任命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行为。这封电报第二天由史迪威递交蒋介石，蒋十分恼怒，“引为平生耻辱”。＇《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第157页。＇
9月25日，蒋介石把一份备忘录送请赫尔利电转罗斯福，说明不能委派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的重大责任，指责史迪威漠视“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合作基础，“不适合承担新的指挥职务会加在他身上的重大而复杂的责任”，对他委以重任将会给中美军事合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美〕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9页。＇
史蒋矛盾白热化，使罗斯福在对中国政策上面临一个新的选择：是否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
此时，作为罗斯福总统特使赴华的赫尔利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来罗斯福交给赫尔利的任务是：
1。促进蒋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便利后者时归他指挥的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
2。在执行任务中，要同驻重庆的高恩大使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把你的活动通知他。＇〔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但是，赫尔利对他的任务有自己的理解：使中国留在战争中；使中国保持在战场上；将一切中国军队统一起来进行对日作战；必须使蒋介石政权控制中国政府。＇〔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他把支持蒋介石当作了自己的主要使命，并将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寄希望于苏联。为此，在来华之前，他特意绕道苏联，试探苏联的态度，在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后，他轻易地相信，国共两党的政治解决不难实现。
自9月6日到达重庆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调解史蒋矛盾。但是，由于他是以支持蒋介石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当他得到了蒋介石承诺为了同共产党达成一项政治办法可以作某些让步的时候，他就向罗斯福建议解除史迪威的职务。＇《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2—693页。＇
10月10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蒋介石，称：“除史迪威外，在你和蒋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吏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26页。＇
赫尔利的活动产生了作用。
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并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的职务。随后，赫尔利又接替高思为美国驻华大使。史迪威于10月22日离华，途经缅甸、印度返美。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标志，从此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扶蒋反共。
二、赫尔利使华
1944年9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以调解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名义来华。在经多次与蒋协调之后，他建议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从而把美国对华政策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援蒋抗日变为扶蒋反共。
11月初，执行史迪威路线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辞职，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美国政府给赫尔利的使命是：
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
二、支侍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
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显然，赫尔利使华的主要使命已完全不同于史迪威的使命，抗日已降为次要事项，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军事”，稳定其政治和经济，成了主要任务。
为了实现其帮助蒋介百统一中国，压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赫尔利在史迪威离职后，马上介入国共关系的“调停”。11月7日，赫尔利携一份经王世杰、张治中修改过的与中共谈判的草案飞往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尽管中国共产党对赫尔利的真意抱有怀疑，但由于中共此时对美政策仍是希望与美国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并将开展对美外交作为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因此愿意同美国进行军事和政治的合作。
直到194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还表示不管同国民党人的政治决斗结果如何，共产党人和美国人也许仍旧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双方的关系，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军事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且愿意与美军并肩战斗。＇〔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8页。＇
基于上述原因，赫尔利的延安之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欢迎。经过两天两夜，正如他向罗斯福总统报告的：“我们以最紧张热烈、最友好的方式，争辩，一致，不一致，否定，承认，对我的五点方案来回讨论，直到最后加以修正……。”＇〔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这样，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经过四次协商，双方于11月10日在延安王家坪达成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和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的五项协议：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冶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字）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赫尔利（见证人）（签字）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毛、赫双方在延安王家坪签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394页。＇
上述五条协定，尽管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但当时如能实现联合政府方针，对抗战事业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