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亦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以全国军队的80％以上开赴抗日前线、人民应全部武装、人民的民权应立即恢复和停止对苏维埃区进攻等四项抗日要求。政治学者王造时主张将“攘外必先安内”改为“安内必先攘外”，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也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呼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预备积极抵抗日本”。＇《独立评论》第35期，1933年1月5日。＇
不仅如此，世界舆论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从日内瓦回电称：各国代表都认为，中国无力抵抗，各国亦无能为力，唯有一面陈诉于国联，一面“尽力抵抗，以示我决心，而壮国联之气”。＇罗文干致张学良电，1933年1月1日，《革命文献》，第38辑，台北版。＇
在国联报告书被通过后，顾维钧等在给南京政府的另一封电报中说：“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页。＇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动摇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在手法上又不得不表示出一种抗日的姿态。他们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1932年7月7日到榆关失守前，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蒋介石曾三次电令张学良，派3～5个旅到热河加强防守，要求“在榆关驻重兵”。
12月25日再电张学良，决走密备中央军6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说：“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动听，但只是为了应付一下门面，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却说：不这样做，“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66页。＇
榆关失守后的1933年1月17日，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要求调中央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强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
对此，蒋介石竟批复：“北方军事已圭权托付吾兄……成败存亡，听之而已。”＇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5日，国民党总统府机要档案。＇
到2月14日，日军进攻热河前夕，蒋介石还在宋子文的电报上批复：“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5页。＇拖到2月28日热河形势告急的时候，蒋介石才下令中央军增援部队北上。到最后，原定北援的6个师中只落实了第2、第25、第83和第44师4个师。直到3月15日，日军猛犯长城各口时，始组成以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地方部队为主的战斗序列，共约25万人。而此时蒋介石用于南方5省“剿共”的兵力，却达到60万人以上。
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原是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为绥靖公署主任。
1932年8月17日，国民党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并由蒋介石兼任军分会委员长。蒋介石又让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蒋。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时，曾要求蒋介石北上，指挥反攻作战。蒋不得已，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20余人于当月20日赴北平协助张进行指挥。
1月24日，热河危机加深，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华北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指挥作战。蒋满口答应：“必北上与共生死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85页。＇
然而不到3天，他却南下江西指挥“剿共”战争去了。
2月5日至13日，当“倭寇攻热在即”之际，蒋介石先后4次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宋子文，决定并催促张作相赴热坐镇指挥。2月19日，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率，保卫热河。3月1日，蒋又致电宋子文，告以“热河战事，惟有汉兄（张学良）亲出督师，方可如计奏效。”＇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07页。＇
结果，张作相直到热河失陷前几天才赶到承德设司令部，为时晚矣！张学良还未成行，热河已失。
3月3日，北大教授丁文江等致电蒋介石，再次催其北上。电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决于天下。”＇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8页。＇
3月4日，热河沦陷，全国震怒，蒋介石才急派何应钦、黄绍竑等于5日赶赴北平，与张学良会商应付办法。3月6日，蒋介石亦被迫离开“剿共”前线北上，以其亲信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主持华北军事，并联络阎锡山等出兵长城，应付抗战。同时在保定设委员长行营，由何成浚代蒋坐镇华北。
3月26日，长城抗战正紧之时，蒋介石却已在南京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会谈，几经周折，蒋答应给汪以处理外交的权力。并于5月3日在北平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对日外交。至此，北平有了两套班子：应付抗战，有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指挥的北平军分会系统；对日交涉，靠汪精卫直接指挥黄郛的北平政务整委会系统。
军费问题是进行长城抗战的一个大问题。1933年1月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目前最切要者即粮秣一项，幸前经宋部长汇借五十万元，业已用尽，现时急需汇二三百万元不敷支应，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俾济急需。”＇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73页。＇
为解决经费给养问题，宋子文曾于2月11日到北平，与平、津银行财团商谈财政问题。14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汉卿确亦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并向各将领表示“予以财政物质上尽所有之援助”，同时“已组织热河后援会”。＇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4～595页。＇
宋子文讲得很好，但兑现不多。据国民党历史档案记载，汤玉麟为粮晌和服装等问题，曾多次电请南京政府解决。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和热河民众团体也连续发函吁请。直到3月l 日国民党政府实业、财政、内政三部才开会讨论。决定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鼓励粮食商人或商会将粮食运往热河销售，并由政府设法协助保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实际上，在三部联合讨论这种办法时，热河已大部沦陷。待三部会函呈报行政院时，热河已丢失半个月了。这种筹集抗日经费的难处与蒋介石一次就批拨几千万元“剿共”经费之容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二节 榆关战斗与热河弃守
一、长城、察哈尔抗战的序幕——榆关战斗
（一）榆关战斗前的态势
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自古即为军事重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逼迫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五条约。规定英、美、日、法等11国有权在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兵。自此，日本就在秦榆两地驻军。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榆关驻有宪兵分遣所和步兵守备队，分别隶属于天津的日本宪兵队和中国驻屯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更加重视并准备攫取这个门户枢纽。这首先是日本侵略热河的需要。日军占领榆关，既可用少数兵力掩护其攻热部队的侧背安全，又可佯示攻略滦东，窥视平津，牵制中国兵力于冀东平原，以利攻热作战。其次，日军占领榆关是为了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并取得入侵关内的跳板，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为图谋榆关，日本利用辛丑条约所给予的驻兵权，步步进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在榆关增兵，特别是1932年初日军夺取锦州后，关东军又以第8师进占兴城、绥中等地，以致榆关震动，一日数惊。
日本情报人员则利用日本驻军和侨民作掩护，在榆关不断进行刺探军事情报和捣乱活动。关东军的步步进逼，驻榆日军的捣乱和天津驻屯军的不断骚扰，使榆关形成了“前有重兵压境，中有心腹之患，后有掖背之痛”的军事形势。
当时榆关虽驻有东北军独立第9旅何柱国部一个团，但在中国“最高统帅部仍以排除万难，避免冲突为方针的思想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1章第1节。＇处于不战、不和、不守状态，对榆关前线未作有力部署。
1932年下半年日本驻榆关守备队经过多次换防，兵力增至300人以上，并附有少数炮兵和工兵，队长为落合正次郎。＇落合正次郎系日本上将落合的儿子，曾充任日本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战术教官，熟悉中国情况，认识不少东北军高级将须。＇ 在秦榆海面，有日本军舰10艘以上；榆关正面，北宁铁路锦州至绥中地区驻有关东军第8师第4旅，另有骑兵第3旅一部和第8炮兵团，并配有飞行队第1中队，装甲列车3列，坦克10余辆，总兵力约4000人。
从1932年5月开始，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制造侵略的借口。5月初，日本宪兵队挑起“义勇军事件”，强迫临榆县长将曾当过义勇军的土匪赵国思交给日方，被中国方面拒绝。
10月1日，日军守备队又挑起伪满警察闯入东罗城，强登“天下第一关”
城墙，造成双方死亡士兵各1名的事件，准备起事。经何柱国与落合正次郎反复交涉，达成事出误会，对死亡日籍伪警及中方阵亡军士，互相抚恤的协议，此事暂告解决。12月8日，关东军再次挑起装甲列车炮击榆关守军司令部及公安局附近的事件，并诡称是遭中国哨兵射击而引起的。为此，何柱国于9、10日先后与日军守备队、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代表会谈。结果，“我方忍辱，与之以（何柱国）私人名义签定对榆关地方驻军，允取缔排日抗日行为”之协议。＇临永警备司令部：《榆关抗日战役经过详报》。＇
至此，炮击事件告一段落。在此期间，日军还通过落合两次向何柱国策反，企图不战而下秦榆，均被何柱国婉言拒绝。日本见诱降何柱国不成，决定制造借口侵占榆关。
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挑衅，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于1932年7月命令设置临永警备司令部，任命东北军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兼任司令。管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5县和都山设治局；统率步兵第9、第20旅，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第15团之山炮营及工兵第7营等部队，共约2万人。司令部驻榆关城。此时，榆关前线主力仍为东北军独立步兵第9旅。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临永警备司令部成立后，虽着手进行滦榆地区防御体系和交通、通讯建设及河川、海岸、物资等调查，但因当地人力物力缺乏，工程进展缓慢。
（二）榆关战斗经过及失利原因和影响
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守备队长落合经过阴谋策划，在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面，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新读书社编：《侵略一日本战犯的自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8页。＇
事发后，落合一面派人向何柱国提出抗议，一口咬定系何部所为；一面借机指挥部队向南关和车站进攻，并电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司令官请援。当晚来攻日军均被中国守军击退。为对付日军的进攻，临永警备司令部立即命令榆关守军步兵第9旅之第626团火速出动，封锁城关四门；第625团以主力位于九门口、石门寨一线，掩护榆关左侧翼；第627团主力位于海阳、秦皇岛一线，掩护榆关右侧翼。令驻抚宁的骑兵第3旅、滦县的步兵第20旅等部，准备待命行动。
2日凌晨1时许，日方向中方提出四项条件，即：
（一）南关归日方警戒；
（二）撤退南关驻军；
（三）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
（四）撤退城上守兵，并限即时答复。
中国方面言称：“俟天明调查真相后，再开始交涉。”
3时，日方通知说：“本事件无须调查”，并要求将前所提之第四项条件改为：“将南门开放，门里及城墙上均须归日军警戒。”迫令中方立即承认，“否则即以武力夺取南关。”中方坚决拒绝，当即按原计划配置部队。此时，日军将南关外中国警察缴械，并监视南关公安分局长，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张学良关于山海关事件致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电，1933年1月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2日9时，日军守备队30余人用木梯攀登南关城墙，被中国守军击退。
10时许，由前卫开来的日步炮兵3000余人，在飞机、火炮和坦克支援下，企图从南门突破。中国守军沉着应战，至17时许，日军不支而去。傍晚，关东军命令步兵第4旅旅长铃木“一并指挥随着事发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16旅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日〕参谋部：《满洲事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