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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国防方针提出之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和1923年进行了两次修订。
关于对多国作战问题，在1918年的国防方针第一次修改中，提出要作对多国作战的准备，但又认为日本国力难于承受，应力争避免对多国作战。然而1923年的第二次修改，则制定了对以美俄中为作战次序的构想，从而确立了对多国的进攻作战原则。这也反映了日本对外战略的冒险性。
关于主要假想敌国，1923年第二次修改中规定：帝国国防方针应该立即以“防备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为主要目标，对于与我接壤的中俄两国应以亲善之旨为用，但同时应经常保持对其震慑之威力。”＇〔日〕《陆军军战备》，朝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在这里，中国在字面上是日本的第二号假想敌，其实，日军从来就是把中国作为其首要的进攻对象。即使是在构想对美、俄作战时，日本军部也在筹划着“平定大陆要域的所必需兵力的整备”，这些要域包括：“满洲、华北、华中各要域及华南一局部。”＇〔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
日本战犯铃木贞一在战后回忆说：日本陆军一直在“以对美俄中同时作战为中心而筹划方案。”＇〔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7页。＇对日本来说，无论对美、对俄作战，日本都要筹划其“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9页。＇无论日本的国防方针怎样改订，中国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首要的侵略对象。
（二）侵华作战计划
根据上述国防方针，日本于1925年制订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其兵力计划动员32个师，其分配是：对美作战3个师又1个支队，对俄作战13个师又1个支队，对华作战16个师。分别占9％、41％和50％＇据〔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301～302页计算。＇。
从兵力分配看，其作战重心在对华作战。而对俄作战的大部分兵力也还是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
在对华作战计划中，其兵力分配用于京津及山东方面作战7个师，多于其他方向。其具体计划和兵力分配是：
在东北方面，部署关东军5个师，首要目标是“平定”南满洲及北满一部，重点以间岛（延边）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大致以嫩江以南之四（平）洮（南）线、辽东半岛地区为第一阶段作战目的，在其他地区的兵力行使，则依具体情况相机而定。
在华北的京津、山东方面，设置一个方面军，2个集团军共7个师，准备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以足够兵力登陆，占领河北及山东要地。
在华东华中的上海、汉口方面，派遣1个集团军共3个师，在上海附近的扬子江岸选定登陆地点，其作战实施应依据具体情况而走。
福建方面，派遣台湾军1个师，依具体情况相机处置。
1926年度作战计划成了1931年日本侵华作战的蓝本。在这期间日本还筹划了在对中国的心脏地区汉口的进攻作战，其方案是“根据情况，以华北驻屯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扬子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进行在汉口附近的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60页。＇，为完成这一计划，1925年由日军参谋部作战科长烟俊六上校为团长，纠集各主管作战、要塞、船舶等方面的参谋人员及陆军省、海军方面的官员，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对汉口等地区进行了现地侦察。
（三）东方会议及《田中奏折》
1927年6月2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以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议由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与会的有外务省、关东军、陆军省、参谋部、海军省、军令部等各方面官员，会议历时10天，7月7日，由田中宣示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以作为会议的决议。其内容摘录如下：
“五、此间常由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尤其对捏造虚构日华关系流言，挑起排日抵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固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
六、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七、（本项不予公布）……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与发展之地而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76～277页。＇
上述决议乃公开文件，用语经过了仔细斟酌，尽量带上温和色彩。但是，其中所强调要“断然自卫”、“采取适当措施”，宣布在满蒙有“特殊地位”，并要支持满蒙地区中依附日本的“有力者”作为傀儡等，已经清楚表明了日本企图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侵略方针。
除上述公开的决议外，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于7月25日呈送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说：
“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南京版，1929年12月。＇
在东京的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行侵略计划的步伐，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由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参加。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策划。
东方会议是日本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的重要会议，它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日本侵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会后，《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31年11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田中奏折》，日本的当权人物慌忙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但是，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供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1，第15页。＇因为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三、日本国内危机与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一）日本国内危机加剧
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以从中国掠得的巨额赔款作准备金，于1897年10月开始实施金本位货币制度，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近代化改造，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革命。甲午战争前日本各公司资本只有6785万日元，但战后的1897年增为53252万日元，增长近7倍。＇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0页。＇
到本世纪初，其公司总数的84％，工厂总数的50％，是在1894年之后建立的。＇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3页。＇
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又暴发横财。其黄金储备1914年还只有34100万日元，1920年增为217800万日元，增长5倍多。＇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
在一战前的1912年日本负有19亿日元债务，战后不但全部偿清，且进而成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日本军国主义专靠战争掠夺而致富，这种暴发经济具有很大的虚弱性，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虽然重工业为战争需求而畸形发展，但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农村中仍处于寄生地主制统治之下，农业生产力很低，生产规模小，破产农民不断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贫困。
1923年9月1日，东京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死伤失踪共达246531人；房屋毁坏共计701627户，受灾总数达340万人。＇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馆，第174页。＇造成空前严重的损害，同时亦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这时，中国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又对日本发生巨大影响。
1926年日本对华输出由1925年的4。85亿日元降低到4。21亿日元，减少约12。5％。
1927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日本的股票市场立即暴跌；4月3日由于日本陆战队的挑衅，发生了同中国民众冲突的汉口事件，日本股票跌落更甚。金融危机爆发，东京和横滨许多中小银行，接连不断地被迫歇业，有名的台湾银行也陷入窘境，濒临破产。这次危机使日本银行停业31家，资金达17845万日元，而前一年末的储蓄存款总额不过77563万日元。
这次金融危机使广大中小银行遭受沉重打击，日本子3月29日公布《银行法》（1928年1月1日实施），对中小银行进行了整顿，促进了大银行资本的兼并与集中。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日本经济受到了新的冲击。日本政府1929年11月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黄金解禁”，试图促进出口，振兴经济，同时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借以摆脱危机。然而“黄金解禁”带来相反的结果，黄金外流1930年达27552万日元，1931年外流43310万日元＇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7页。＇，不得不于1931年12月再度决定禁止黄金输出。
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又招致生产萎缩，原材料价格猛跌。据统计从1930年6月到1931年6月，原材料下跌21。6％，生产资料下跌29。3％，消费资料下跌16。7％。从股份市场看，以192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为100，则1929年6月为104，1930年6月下跌到74，同年10月进一步跌到63。＇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6～167页。＇
危机还进一步使日本金融业遭受打击，据大藏省调查，全国普通银行774家之中，有58家被迫停业。许多中小资本被兼并或削弱，1930年至1931年减削资本总额达73000万日元，被解散公司资金达104000万日元。大量工人失业，工资指数急剧下降，而一些大公司垄断组织资金膨胀，卡特尔和托拉斯进一步发展，危机还波及到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满铁的收入也急剧减少，1931年还出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赤字现象。
与上述经济危机同来的是日本的社会政治危机。1923年9月1日大震灾发生之际，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加紧镇压异己。9月2日首先在东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4日扩大到崎玉、千叶两县，出动兵力达5万人。许多进步人士和外国侨民遭到逮捕杀害。
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加紧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各政党也日益陷入危机，1928年3月15日至翌年4月，日本政府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28年，工人斗争总数为1021起，参加人数1。2万人，1930年为2289起，参加人数19。2万人。＇今并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第225页。＇
佃农斗争1928年发生1866起，1930年达2478起。＇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20页。＇
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如1926年建立了“劳动农民党”，1928年建立了“全国农民协会”等。
面对上述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另一方面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一时间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及财界，战争呼声甚嚣尘上，军政当局及民间法西斯分子纷纷抛出各种侵华战争方案、计划。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1931年5月29日发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即公开提出进攻中国的主张：“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持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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