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世界是可知的。正因为是可知的，便进一步去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这一探索似乎是尝到了甜头了，50岁而知天命。所谓“天命”即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是认识历程上的大飞跃、大台阶。再过10年到了60岁，孔子的涵养性臻于完善，无论别人的什么话（正面的、反面的、顺耳的、逆耳的）都听得进去，到了“耳顺”的阶段。再过10年已达70岁，孔子觉得自己想事做事能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妄想，不妄为，也不错过人生的机遇，使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自己想说的话，想做的事都不怎么出差错，不越轨，符合礼教。
孔子毕生好学，知识给了他力量，也给了他乐趣，尽管他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不遇知音，碰上了许多艰难险阻，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是很令人敬佩的。有一次，一位地方官问孔子的学生：“你们的老师孔夫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啊？”乍然间，学生莫知所对。孔子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对学生说：“你应该这样告诉他，我那位老师呀，他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乐观的孔子十分平易近人。在他的学生们的眼里，他一面是望之俨然的严师，一面又是“即之可亲”的宽厚长者。他不摆教师架子，常和学生们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和感情。有一次，他问身边在坐的几位学生：“说说看，你们各人有什么志向？”当学生们一一说出自己的志向后，回过头来对孔子说：“愿闻先生之志。”孔子坦率地告诉学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所以于丹说的好：“我觉得孔子是一个朴素的温暖的老头，他为人特别厚道，对人不尖刻。子贡曾问他‘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恕’，他一向以‘恕’道对人就是宽恕包容，所以我觉得孔子的思想非常朴素，他一生都很穷困，所以这样一个朴素厚道的人透过千古的尘埃能够给我们心灵抚慰和温暖。”
孔子一生所做的两件事（1）
有一种类似葫芦的瓜叫匏瓜，它个儿小，分量轻，不能食，但有观赏价值，人们常常把它悬起来，作为摆设。
有一次，佛肸邀请孔子到他那里做官，孔子的心动了，想应邀。孔子的学生子路却不赞成，说道：“老师呀，过去我听你说过，道德高尚的人是不同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相处共事的。佛肸这个人不怎么样，他作为大贵族的家臣要搞叛逆活动，你却要他那里去是何道理？”
孔子回答说：“你记性好，我是说过那样的话，不应该到佛肸那里去做官。不过，你别担心，即使到了他那里，我也不会与他同流合污。不是说最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吗？最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又不是匏瓜，哪能只悬挂在那里不让人采食呢？”
这一番话反映了孔子急于从政的迫切心理。不过他也有顾虑，毕竟佛肸那人声誉不好，加之学生子路的反对，他最终还是打消了应邀的念头。
孔子为什么要急于出任呢？是不是想过官瘾？是不是想求富贵？
回答是否定的。孔子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他那时，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周王朝已失去了驾驭地方诸侯国的能力，不能发号施令，诸侯国架空了周天子。各诸侯国的政治实权也往往不掌握在国君手里，而是掌握在世袭的大贵族手里。以孔子在的鲁国为例吧，鲁国国君并不掌握实权，早已大权旁落，落在三家大贵族手里，大贵族左右国君。这种权力下移的现象似乎产生了力偶连锁反应。奇怪的是贵族家里的大权并不掌握在贵族自己的手中，往往为他们的家臣总管所篡夺。例如，鲁国的季氏贵族之家的大权（收租、调动军队）落在老家臣阳虎的手里（阳虎当了四十多年的家臣）。这种权力下移，这在孔子看来是极不正常的，不仅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被破坏了，形成分裂状态，而且以下犯上，把整个的封建秩序也打乱了，社会动荡，百姓不得安宁。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现实，孔子愤然地说：“天下无道！”
怎么办呢？孔子提出了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以维护周王朝的威信，保持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结束分裂状态。与此同时，要推行仁德治，施惠于民，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使整个社会平平稳稳，井然有序。
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政治主张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孔子自己出来做官，通过做官掌权才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成为现实。孔子自己也说：“如果有人启用我的话，我就能把现在混乱的局面改变过来。”他甚至还说：“我要做官，不出三月，就会见到成效。”
孔子有救世之心，热衷于政治，急于想出仕。但是，他又不是见官就要，谁召都去。他是个有原则性的人，不肯枉道而行，守道待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他看来，用歪门邪道的办法去获富贵是可羞的，他不要那样的富贵。他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胳膊睡觉，也感到快乐。”
不择手段的富贵是不要的，居心不良者抛来的乌纱帽是不戴的，这就是孔子对待富贵和出仕的原则态度。有的人不了解这一点，往往在孔子面前碰一鼻子灰。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季氏的家臣阳虎，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想背叛季氏，进而控制鲁国的朝政。在实施这个阴谋计划的准备阶段阳虎看中了孔子，想拉拢，以便用孔子的社会威望来给自己撑门面。于是，他急于想拜会孔子，而孔子呢，偏偏就不见，孔子讨厌阳虎这个人。孔子17岁的时候，他去出席季氏家里的宴会，作为管家的阳虎见少年孔子贫寒微贱，便拒之门外，使孔子第一次遭到了社会权贵们的冷遇，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今，孔子有名望了，阳虎刮目相视，但孔子却看不起阳虎。阳虎多次见不到孔子，十分着急。如何才能见到呢？他想了个鬼点子：先托人送孔子一只烧烤好了的小猪仔，按当时的礼节，孔子受礼后，必须去回拜阳虎，这样就可以见到孔子了。孔子知道这是计谋，回拜的日子选定在阳虎不在家的时候，这样既不失礼又可以不被阳虎纠缠。不巧，孔子在路上却与阳虎相遇了。阳虎傲气十足地对孔子说：“过来，我给你说。”他质问孔子：“有的人很有学问和治国主张，却坐视自己的国家混乱还算得是仁爱吗？”孔子默而不答。阳虎代替孔子回答：“这怎么可以呢？”孔子仍不开口，阳虎接下去说：“有的人想从政做官而又屡次放弃机会，这算得上聪明吗？”阳虎故意刺激孔子，好让孔子开口，孔子照样沉默而不答。自讨无趣的阳虎代答道：“这怎么可以呢？你要从政就别失掉机会，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淡淡地回答道：“是呀，我是会出来做官的。”
孔子一生所做的两件事（2）
孔子答应要做官，但没有答应要去阳虎手下做官。4年之后，孔子在鲁国步入官场，51岁时当了“中都宰”（县长）。据史料记载，他在中都颇有政绩，成了其他地方官员学习的楷模。因名播一时，在52岁时进入朝廷做官。先是管了一年工程，后来当了大司寇，专管司法，地位很高，与鲁国三家世卿贵族同列。这时，孔子进入了上层社会。但是，好景不长，在他55岁时，便失势下台了。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孔子在台上时，主张以武力拆毁季氏等三家大贵族在他们各自领地上的城堡削弱贵族的实力，以加强国君的力量。这一举措，刚开始还行得通，硬是拆毁了一个贵族城堡。往下，则行不通，遭到了大贵族及其家臣的武力反抗。孔子失败了，而且得罪了大贵族，自己的官位当然岌岌可危。正在这时，鲁国的邻国即齐国趁机搞美人计，给鲁国国君送来80个美女组成的歌舞队，还有120匹良马。目的是让鲁国的统治者沉溺美色，玩物丧志，以便有朝一日成为齐国的阶下囚。鲁国的统治者不知邻国在用计，以为是友好的表示，收下美女和良马。果不其然，收受者上当了，酣醉在温柔乡里，三日不朝。
孔子看到这种情形对鲁国的统治者太失望了，深深感到在鲁国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离开鲁国，到别的诸侯国去宣传、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于是，年过半百的孔子和自己的一些学生离开了鲁国，不远千里，先后去了6个诸侯国。可惜，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在外流亡了14年，始终没有一个国君启用他。
在流亡期间，有时断粮，他和他的学生只好饿肚子，以致饿倒了的学生站不起来；有时遇到危险，别人要加害于他们，生命危在旦夕。每当遇险的时候，孔子总是镇定自若，不改初衷，勇敢地同困难和恶人作斗争，终于化险为夷。
孔子希望求仕行道，不辞劳苦而奔走四方。自己也知道，这样努力未必能够得到成功，但他又不甘心自己的政治主张化为乌有。他的这一番苦心并不为世人所理解。有的人讥笑他不识时务，说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有的人骂他是失去了主人的“丧家之犬”。一位老农民认为他这是徒劳的，白白浪费时间，还不如去耕田种地，因而对孔子产生厌恶，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位装疯的贤者警告孔子：“过去的事不堪回首，未来的事谁也不知道，你忙些什么呢？你算了吧，眼下的情况你还未看清楚，求仕从政的人多危险呀！”孔子想与这位贤者交谈，可是，贤者讲完就跑了，“不得与之言”。孔子的学生子路向两位隐者问路，隐者不给指路，反而教训子路说：“天下到处都像洪水一样乱糟糟的，谁能改变呢？你与其跟着孔丘去改革社会，还不如跟着我们逃避这个社会。”子路把隐者的话告诉给孔子，孔子依然说道：“与山林鸟兽生活在一起的隐者是不可以同群的，我不和那些社会改革者在一起和谁在一起呢？天下如果有道，我孔丘何必参与改革呢？”
孔子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不管别人怎样讥笑议论，也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他都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苦苦追求，自强不息。孔子69岁时回到了鲁国，但他仍不悲观，把残年余力用在教育和文化古籍的整理工作上，通过这些以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并寄希望于青年人。
他的晚景并不美好，妻子、儿子、得意的学生相继去世了，几乎成了孤老头子。一代哲人在他73岁那年病倒了，别世前一周的早晨，他扶杖倚门，自吟自唱：“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歌罢临窗而坐，说：“我将要死了。”果然，“寝疾七日而没。”在于丹眼里：孔子是一个朴素而温暖的长者，他不爱说话，有次他上课时感叹：“予欲无言”，我想不说话了。学生问，老师你不说话，“小子何述焉？”我们转述什么呀？孔子淡淡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就是这样重身体力行，胜过言传。
孔子一生二事，一个是奔走各国，一个是教书育人，结果他这三千学生中出了七十二贤人，传播取得成功，育人结出硕果，孔子死后三百年被汉武帝封为万世师表。
孔子仁者爱人（1）
热心从政的孔子，在年过半百的时候，终于受到鲁国国君的重用，成了朝中主管司法公安的首脑人物，官高位显，与公卿贵族同列，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努力指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里，像孔子这样有地位的达官贵人，一般都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瞧不起卑贱的奴隶。但孔子却不这样。
有一次，他办完公事退朝回家，听说自己家中马厩失火了。这时，他不问马匹是否烧死了，也不问家里的财产受到多大的损失，而首先关心的是看管马厩者的安全问题。他急切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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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人乎？”
在那时，看管马厩的人多半是奴隶或者是农奴，地位极为卑下。在一般统治者的眼里，奴隶和农奴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不把他们当人看，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可以被任意杀害；没有独立的人格，可以被赶到市场上去买卖。因此，统治者总是轻贱奴隶，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孔子却不同，他关心看马厩的人，这就说明他是把奴隶一类的卑贱者当人看的。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高贵者是人，卑贱者也是人。
孔子为什么要关心地位卑贱的看马人呢？这与他的思想和道德主张有关系。孔子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什么是仁？孔子作过多种解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爱人”，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口号，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听到了人道主义的呼声。孔子说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人的意志是不可听人摆布的。这是人格的体现。孔子已经有了人格的意识，注意到了人的平等。既然是人，就应受到尊重，就要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彼此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尽管地位有高低，人格没有高低。孔子讲的爱人意思是要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对养马人采取关怀的态度。
在孔子之前，也有人在提倡“仁”的思想，但那种仁在内容上是狭隘的，仅限于家族内部亲者之间的爱。子爱父，父爱子，弟爱兄，兄爱弟，如此等等。这是从血缘关系的角度讲爱。孔子的仁爱思想则与此不同，所爱的对象超出了血缘关系的家族范围。他也主张爱自己的亲人，同时又主张爱非亲着。他一方面主张爱有差等，（先爱亲人，然后才去爱别人，给予的爱心有多有少），另一方面又主张“泛爱众”。一个“众”字，说明孔子提倡的爱人是要爱一切人，包括农奴和奴隶在内，这种仁爱思想具有人道主义的性质。
孔子还专从人己关系的角度去讲仁，含有助人的意思，成了一种处理人己关系的道德原则。一事当前，既要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兼顾人己两个方面，不是只为自己打算。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在事业上得到成功，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