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人己两个方面，不是只为自己打算。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在事业上得到成功，也要帮助他人得到成功；自己想显达于社会，也要帮助别人显达于社会。这里强调的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是一种利他精神；所反对的是只顾自己，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也不肯做的利己主义。
孔子呼吁“仁者爱人”是有针对性的。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谁没有得到社会的爱护？当然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所谓“爱人”实际上是要求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发一点善心，把他们当人看，不要加重对他们的剥削压迫。孔子要求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贪欲，反省自己的过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那时传统的道德规范。孔子希望在位的统治者都成为“仁者”，具有恭、宽、信、敏、惠的美德。这五种美德对统治者是非常有好处的：“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泽足以使人”。
“仁者爱人”并非空洞的口号，有实际的内容。孔子要求统治者关心民间疾苦，“博施于民而济众”，即把自己多余的钱财拿出来帮助缺衣少食的“民”，让“众人”得到好处。孔子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的分配问题，认为当时的贫富悬殊极不合理。他说，社会财产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平均分配，社会就安宁了。如何平均呢？“博施济众”便是一法。均财富，损有余，补不足，让百姓得到实惠，这才是“爱人”。
另外，孔子还主张“节用爱人”。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所消费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不用说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们的花天酒地要以百姓的“啼饥号寒”为代价。统治者的奢侈就是百姓的灾难。孔子看到了这一点，便提出“节用爱人”的问题。只有“节用”，克制统治者的贪欲，才能减轻百姓的负担，这样就等于爱护了百姓。可见，“节用”就是爱人；反之，奢侈则是害人。
孔子仁者爱人（2）
孔子主张“使民以时”、“不误农时”，这也为了“爱人”。在孔子的时代，一家一户的小百姓每年要无偿地为统治者服劳役，而且农忙时节也要服劳役。这样，严重影响了耕播和收获，给千家万户造成了损失。孔子并不反对服劳役，但反对在农民大忙的时候抽走劳动力，在孔子看来，作为统治者，做事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百姓服劳役必须是在农闲的时候。
由上可知，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是在对苦难中的百姓起保护作用，维护着百姓的实际利益，在为百姓讲话，抑制统治者的贪欲。这个主张意在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具有社会的进步意义。
“仁”是一种美德，同时还是人的一种本性。在孔子看来，正因为人有这种美好的本性，人才不是动物，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这里，孔子从人性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仁的重要性。
“仁”既然是人的本性，人的美德，那么，作为一个人就不要违背“仁”，违背了就会做不仁的恶事坏事。仁之于人，犹如空气和水，谁也离不开，哪怕是一顿饭的工夫也不可离开。当你匆忙的时候不要忘了它，当你在罹难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要抛弃它。人活着要不违仁、不弃仁，永远与“仁”同在。
应该一生追求“仁”，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为了“仁”要肯于牺牲自己，不计较个人得失，见义勇为，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得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宋代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传统美德的体现，首先考虑的是天下国家，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安危和荣辱。他们把孔子提倡的“爱人”推及到爱整个国家民族和全民众生。
以政为德
鲁国有位公卿贵族叫季康子，掌管朝政，治国的重任自然要落在他的肩上。如何治国呢？他去请教有学问的孔子，说：“我想杀掉一些坏人，亲近一些好人，你看怎么样？”孔子不以为然，回答说：“你治国当政，何必一定要大开杀戒呢？最好的办法是为官的人要带头行善做好事，只要你从善，百姓就会跟着学你从善，这就看你往哪条路上引。在位者的高尚道德好比是风，小百姓的道德趋向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里讲了一种治国者的导向作用。
这番话，道出了孔子的心声，他反对乱杀人的暴政，主张宽大为怀的德政。他说：“为政以德，统治者就像明亮的北极星，安然地在自己的位置上闪闪发光，而周围的群星就护卫着它。”这里，孔子讲得很形象，把君民关系比作北极星与群星的关系，官民和谐，北极星与群星互相辉映。其所以此，就因为统治者实行了德政，对百姓宽厚。宽则得众，孔子为统治者开了治国的良方，实行德政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
在位的统治者常常感到百姓难治，难管理，难于制伏，生怕他们为非作歹，犯上作乱，因而惴惴不安，提心吊胆。前面提到的季康子也不例外，常有这样的心态。摆在他面前的严重问题就是感到鲁国的盗贼太多，盗窃成为普遍现象，似乎遍地是贼，真令他头疼。什么原因呢？他不清楚。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呢？他也束手无策。于是他又去请教孔子。孔子是明眼人，知道产生盗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百姓处于贫困状态，因饥寒所迫。百姓又何故贫困呢？不是他们懒惰，生产不出粮食和布匹，而是因为统治者的贪欲太大，无休止地向百姓巧取豪夺，抢占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因此，解决盗贼的根本办法是统治者要抑制自己的贪欲，少向百姓伸手。所以，孔子回答季康子说：“如果你们在位的人不存在那么多的贪欲，即使你悬赏鼓励百姓去盗窃，他们也不会去干。”
孔子的话颇幽默，听起来有趣。但这绝不是同季康子开玩笑，恰恰是说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孔子的德政与统治者的暴政是对立的，同时与统治者的苛政也是对立的。不准乱杀人以反对暴政，呼吁克制贪欲以反对苛政。在那时，苛政普遍存在，问题相当严重，孔子为此痛心疾首。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经过泰山，在深山里，他们忽然听见一位老妇人的悲惨哭声。孔子让子路前去打听哭的原因。子路前去一看，老妇人守着一个坟头痛不欲生，原来她是在哭刚死去不久的儿子，儿子被老虎咬死了。在此之前，儿子的父亲、爷爷都被老虎咬死了，如今只剩下孤苦无靠的老妇人，她怎么能不哭呢？子路问老妇人：“你们怎么不离开这老虎吃人的地方呢？”老妇人回答说：“躲在这深山里可以逃掉官家的税收。”子路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喟然长叹：“苛政猛于虎也。”
孔子仁者爱人（3）
暴政和苛政折磨着百姓。孔子才为世出，心向百姓，提出了德政。百姓希望有德政。孔子顺应民心，提出了富民的经济政策。有一次，他和学生冉求到卫国去，他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十分惊喜，认为是国家兴旺昌盛的象征。冉求问他：“人口多起来了怎么办？”孔子回答说：“那就想法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学生又问：“富了以后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还要教育他们。”
这简短的对话表现出孔子超出常人的见解，对百姓既要“富之”，又要“教之”，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一方面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免受饥寒之苦，另一方面又要提高百姓的修养素质，富而知礼，以免越轨犯上。穷而为盗，社会不安定，富而不教，社会也同样不得安宁。富之教之，先富后教，从物质到精神都富有则是最理想的。孔子从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角度，深刻地阐明了富民教民的重大意义。
孔子是教育家，深深懂得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从政者不可简单地用刑法来制服人，应该用道德规范来教化人。他说：用刑法来制服人，百姓只能产生畏惧之心不敢去做违法的事，但不产生羞耻之心。也就是说，他们只能被动地去服从，而不是主动地去遵守法规。如果把统治方法变一变，首先用道德规范去教化他们，知道怎样做就是正确的，怎样做就是可耻的，对是非荣辱分辨得十分清楚，那么，百姓就好管理了，就归顺于你了。富与教、德与刑都是缺一不可的，应当相互兼顾，互相统一。
这种兼顾和统一，目的在于使百姓服从统治者。不过，有时百姓不服从统治者是因为别的原因，即统治者重用什么人的问题。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我怎样做事百姓才心服呢？”孔子明确地告诉他：“你要注意用人问题，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位居枉道者之上，百姓看了就高兴，他们就服你；反之，坏人当道，你把枉道者举得很高，压在贤人之上，贤愚颠倒，百姓看了就生气，他们自然就不服。”这里说到的是一个治国安民的深层次问题，孔子考虑到了，国君往往没有考虑到。
治国安邦是一件大事，国家能否治理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国者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孔子主张贤人治国，也就是他的贤人政治。
从政的贤人应具有什么样的品德呢？
孔子说要有五种美德。其一，从政者要给百姓带来实惠而又不需要从国库里拿出什么，其办法就是要百姓自己去生财，你看百姓可以在哪方面得到利益，就该允许他们在哪方面发展自己，得到实惠，不要干预他们。这样因利而利，国家并不花钱，只是个引导问题。其二，迫不得已要役使百姓的时候，要使他们劳而无怨，不因服劳役而怨恨统治者。其三，只想到自己如何做仁人君子，不贪求别的什么物质享受。其四，待人接物时，无论人家势力大小或从者多寡，都不敢怠慢，做到矜持而不骄傲。其五，注意自己的仪表、衣冠整齐，目光尊严、严肃庄重，让人产生敬畏，但又要人感到不那么凶猛。这五种美德的前两种都讲怎样爱护自己的百姓，对百姓采取正确态度，后三条是讲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不因为官而忘乎所以。
一方面应具备五种美德，另一方面还要去掉四种恶行：不教而杀；不事先打招呼，突然检查人家的工作成功了没有；开始懈怠，突然又要限期完成；昭示允诺奖赏，但在出手时又吝啬起来。
具备五美，去掉四恶，就算是贤人了。这样的人执政，就称得上贤人政治。不过，为官是一件辛苦的事，处处要起表率作用。孔子的学生子路问怎样从政，孔子告诉他：“当官的人要自己先干事，起好表率作用，然后才去叫别人干。”子路又说：“请再指点我。”“你要这样长期坚持下去，不感到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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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者的表率作用在孔子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说，为官者的工作方法也很重要，不可操之过急。不要鼠目寸光。孔子的学生子夏当了地方官，来到老师的身边请教，探讨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孔子说：“不要性急图快，慢一点，莫把注意力放在有小利可图的事情上。你要知道，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要他的学生做事稳操胜券，想事从大处着眼。
看来，孔子的一套从政理论是有道理的，即使在今天有些理论也用得着，并未过时。可惜，孔子研究怎样从政很有见地，而自己却长期未能从政，这实在是他的悲哀。对这种悲哀当时的人也察觉出来了，有的人就大惑不解地问孔子：“你怎么不去从政呢？”孔子自我解嘲地说：“古书上曾说过，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种道德正是我所提倡的，而且要形成一种道德风气，把这种风气影响到社会上，对转变社会风气、安定社会秩序起到好的作用，这不也是参加了从政工作？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加了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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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东方的太阳（1）
——关于《论语》的对话
（荒井广幸：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广播《周末论语》节目主持人）
荒井与于丹、孔健广播对谈
孔子是东方的太阳
《论语》是亚洲的“圣经”
荒井：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荒井广幸。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论语的第一篇的名句。《论语》是中国伟大的圣人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集。今天孔子是东方的太阳，《论语》成为我们日本人人生最佳的汉方药。不过，在我主持《周末论语》播放的两年中，许多听众来信提问，其中提问最多的是：“孔子今天在中国还有影响吗？”“福岛会津市有孔子庙，每年举办孔子祭，那么中国呢？”“中国的中小学生在读《论语》吗？”总之，大家都在关心孔子，关注中国，喜谈《论语》。
一直与我主持《周末论语》节目，长年在日推广孔子文化的孔子直系第75代当主孔健先生，去年5月11日在东京的饭店为我引见了一位目前在中国最著名的《论语》演讲大师、国学美女教授于丹女士，我一见面与她握手时就不由自主地说出了“欢迎您，中国当代的女孔子！”
一年过去了，今天在孔健先生的邀请下，于丹教授终于又来访问日本，并且还做客我们福岛广播节目。下面我首先将于丹教授的简历介绍给大家：
于丹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2006年10月1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解读《论语》一周，受到中国亿万观众的欢迎。其播讲内容由中华书局整理成册出版发行。未曾想，一炮打响竟销售了数百万册，再加上“盗版”就有1000万册，随后她又讲“庄子”，《〈庄子〉心得》又发行了二三百万册。所以，我称她为“女孔子”。下面先请客人于丹女士登场，并请孔子的子孙、第75代当主孔健先生，边参加节目边为于丹教授担当翻译。
于丹：日本听众好！我是于丹，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也是荒井议员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