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挣扎着将第三、第四组的战士叫到跟前，说：“这里离越军第一道战壕大概还有50米了，地雷可能越来越多，要打开通路，伤亡肯定更大。听我命令，我先在前面爬，如果我不行了，你们再分别上，无论如何我们九班要在十分钟内完成任务。”
说完，他就拖着被炸伤的双腿，利用胳膊的支撑力，向前爬行、滚动……仅仅前进了四米，又一颗地雷引爆，将他的右手炸飞，头部和胸部再次负伤。韩班长实在爬不动了，过多的流血和剧烈的疼痛使他昏迷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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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九班的战士们炸倒一个，再上一个，炸倒一个，再上一个，硬是在总攻发起之前一分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雷区趟开了一条宽三米、长七十二米的通路。
当九班最后一名全身血迹的战士，再次找到韩班长时，他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两眼望着前方，双手伸向了主峰方向。九班的十二名战士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他们全班战前立下的“攻克老山洒热血，愿为祖国献青春”的钢铁誓言。
九连的二排是突击排，在第一次攻击过程中，排长身负重伤倒在阵地上。此时，全排被敌人的高射机枪和重机枪压在一片开阔地带，由于分队无人指挥，陷于被动挨打的危险境地，人员伤亡不断增加，形势非常危急。
在这关键时刻，四班长史光柱大声喊道：“全排注意，我是四班长，排长负伤了，现在全排听我指挥：四班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压制敌人火力，掩护五班、六班撤退。”
全排撤到安全地带后，史光柱将全排人员重新进行了编组，把轻重火器也进行了搭配。尔后，用八六一指挥机向连长报告，请求继续向五十号高地进行攻击。
当史光柱带领全排冲到距敌人阵地前沿只有五米时，他踩响了一颗地雷。在地雷爆炸的一瞬间，他只觉得两眼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史光柱用手拍拍脑袋，神经正常；用手一擦脸上的泥土，摸到了一团血糊糊的肉，原来是他的左眼球被弹片削出了眼眶，只剩一些肉丝粘连着，挂在脸上。史光柱又揉揉右眼，右眼球也被弹片带动的热力严重烧伤。
战友们要给他包扎一下，他一把将掉出眼眶的眼球扯掉，大喝一声：“快去拿下高地，向连长报告火速增援我们。”说完，剧烈的疼痛使他昏迷了过去。战斗结束后，史光柱被送进了后方医院。由于伤势过重，他的左眼做了手术，右眼也处于失明的危险状态。
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总后由全军乃至全国抽调最高明的眼科医生，务求保住史光柱的右眼一线光明。但是，尽管军内外的专家们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终因伤势过重，而且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史光柱的右眼最终被摘掉了。
双目失明的史光柱，没有悲观，没有泄气，相反还经常安慰、鼓励其他受伤的战友。当战友们到医院看望他时，他轻松地说：“相对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虽然双目失明，但毕竟还活着。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我的心里是一片光明。”
战后，中央军委根据他的英雄事迹，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史光柱伤愈归队以后，就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抓紧时间自学盲文。他的英雄事迹见诸报端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深圳大学破格录取他为该校的一位盲人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他经常在报刊、杂志发表自己的诗歌和散文，并且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于一九九○年十二月，出版了自己的诗歌专集《黑色的河流》。其中，《小草歌》这首诗被作曲家谱成曲子后，妇孺皆唱，响遍了全国。
肖骁霄说：“其实，史光柱和我们一样，都是出身卑微的孩子，他的心和我们是相通的，在他乐观和豁达的背后，其实是无限的酸楚。”
刘梅说：“虽然舆论不这样说，可是你看看《高山下的花环》中粱三喜，也许我们揣测的是对的。但是一切只能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不过，我非常欣赏史光柱那种关键时刻勇挑重担的超人能力，应当说，他的表现足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杰出的将领级别人物，可是命运没有垂青他，倒是让赵蒙生这种无能之辈尸位素餐。”肖骁霄无尽感慨地说道。
刘梅忧郁地说：“骁霄，可是对于徐良而言，我却感觉到有点莫名其妙了。”
民众熟悉徐良，大概是因为《血染的风采》这首歌：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
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
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
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
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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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
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土壤里
有我们付出的爱
这首歌里明显地看出了一个热血青年壮志未酬但是充满了悲情的英雄主义色彩。从表达的情感里看来，徐良比史光柱的建功立业思想浓厚得多了。也许，这跟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人生地位有着强烈的联系。
遗憾的就是，肖骁霄和刘梅没有找到一些官方的记录，倒是有一些关于徐良自述记录：
有作者行文写到：
徐良说得很明白，我得军功章，最主要因为我是大学生，是典型。
按照他的说法，到阵地以后，的确和越南人打过几次，但是，战绩如何，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那几次越军都不是打的他所在的阵地。就是发警报：越南特工来偷袭了！方位某某某，接着就是往外打，给战友的阵地火力支援，还有就是引爆定向地雷。
定向地雷是老山守军的重要武器，它和我们一般认为的地雷不一样，不是踩上爆炸，而要靠引爆。布设的方位也不单单是地面，山崖侧面，甚至树干上，树洞里都可以布设。它是专门来控制道路，火力死角这一类地方的。
越南特工上来，躲到某个火力死角里对我们的阵地射击或者投弹，认为洞里打不到他，自以为得计。实际上他所在的位置中国军队早就布好了定向雷，甚至可能就在他身边，只要知道了方位，这边一通知多少号雷，引爆，有的时候就在越军身边爆炸，定向雷的破片甚至可以把越军撕成碎片。那么你要逃，逃着逃着这边观察所发现越军进入了某颗雷的控制范围，再引爆一颗，定向雷在半空中爆炸，破片象天女散花，定向雷不用扔，所以不用考虑重量，杀伤力可比手榴弹惊人。
一九八六年的老山，战火已经在慢慢走向尾声。越军已经不再敢于正面和中国军队交战，双方的战斗主要就是袭扰和反袭扰。偶尔因为袭扰造成损失较重的一方会发动比较凶狠的报复作战。但是总的气氛，已经过了激战的顶峰。当然，作为双方的军人，他们还感受不到政治气候的变化。
漂泊家传奇－－漂魂（17）
袭扰作战基本都是夜间，当时看不到战果，等天亮了看看一切照旧，越军对死亡人员非常重视，总是尽量在夜间抢回，这大概也因为遗尸阵前极为影响士气吧。战斗的结果只有通过上头的通报才能知道。
记录徐良的笔者曾经对这种说法感到奇怪，等到他到日本工作以后，有一次去冲绳，游览二战中日军和美军死斗的遗迹，才理解作为一名普通战士，从他的战位所能看到的战场是多么狭小。
真正作为战士，战争亲历的回忆录往往给人以支离破碎的感觉，实在是因为他既不能专门找个俯瞰战场的地方仔细研究双方的进退，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战场的不同位置，得知各方的动态。他的世界，往往就是射击孔里三十厘米见方的一块天地。
徐良也一样。他自己的说法，虽然到了前线，总觉得还有些不够真实，和他想象的两军厮杀根本是两回事。当学生的最大毛病就是浪漫。看来徐良也跑不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这是个徐良不会忘记的日子。他讲述的时候并没有提这个具体的时间，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忘记。徐良是这样向一群大学生讲述自己受伤的经过。
那天晚上越军袭击的是徐良所在的阵地下方的哨位，那个哨位警惕性很高，遭到夜袭后，就开始互相射击，守军请求增援。当时徐良所在的位置在被袭击阵地的左面上方，他和几个战士奉命前去支援。
他们正在向下方移动的时候，忽然右边上方哨位发生了又一次袭击。我的分析，越军可能是两股，准备同时袭击中国军队的上下两个哨位，但是协调不够好，没能同时打响；或者准备一支佯攻吸引注意力，一支袭击。无论怎样，因为下方已经打响，右侧上方哨位的中国哨兵神经高度紧张，在夜暗中发现了越军的行踪，因此他先发制人，迎着越军开火并报警，中国军队有工事掩护，熟悉地形，只要不被偷袭一般就不容易落入被动。因此，直到战斗结束，两个哨位都没有人伤亡。
徐良当时就卧倒在一道土坎后面，正在这时，他发现自己下方有几个黑影，那显然是越军！三个！这三个越军正在对上方右侧哨所开火。徐良讲述的时候加上了动作，描述那三个越军边射击边从卧姿转成猫腰的立姿，按照徐良的姿势，越军并不是把冲锋枪端在胸前开火，而是枪托放在右侧腰间射击，他们边打边退，看来是准备撤走了。但是他们正把自己的侧面全部暴露给了徐良。于是，徐良作了个左手在前右手在后的持枪动作：我对着他们就开了火，扫射。他的动作不是转动冲锋枪扫射，而是手臂和枪支保持原姿态，身体整个的转动。
几乎随着子弹出膛，三个越军就全部倒下。
徐良马上跃起身来。
他说，我这儿犯了一个错误。不应该站起来的。为什么犯呢？他这段话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想看看越南人长什么模样。”
学生们哗然。他赶紧解释：“我当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实话实说，我上老山前线，可是到这时候了我真还没见过越南人什么模样呢。所以我想看看，当时也有点儿太激动了。”
从对越作战的纪录中，我感到越军似乎有一种奇特的本领，就是能够在发觉对方射击的同时非常快的做出反应，躲避的速度超过子弹的速度。因此，徐良认为自己已经把三个越南人全部打倒了。
事后证明，他的射击，击毙一敌，击伤一敌。负伤的敌兵因为顽抗被徐良的战友击毙。整个战斗我方无一阵亡，只有一人受伤──徐良。这时候就有战友喊：“徐良，卧倒！”
徐良说：就在这时候，越南人开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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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徐良的眼光忽然变得晦暗阴沉，他吸了一口气，双臂伸直握拳向内，用两个食指指向自己已经不再存在的那条腿，猛地收回来点下去，──就打在了我的这里。我的感觉，他的双手食指，就像是两只镐头一样“刨”下来。仿佛非如此，无法形容那枪弹射入身体的感觉。一时间，时间和空气仿佛凝固。
那一瞬间的徐良，忽然没有了那份洒脱和调侃。这一瞬间，他应该是忘记了自己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老山。
徐良喝了一口水才接着往下说：哎呀，我中了这一枪可就不行了，站不住了。战友喊我徐良你怎么样？！我也不记得怎么回答的。我当时就是摸我的腿阿，整个没知觉了。那血，不是往外流，它那是往外喷！我用手拼命的掐住大腿根部，这时候就有战友扶住我，开始给我扎止血带──我自己腾不出手来阿。然后我就休克了。
徐良的说法和他后来的伤势是一致的。徐良重伤，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腿骨被打断，而是位于大腿上的股动脉被打断。前些年北京曾有一个案例，两个小学生打架，其中一个用铅笔刀朝对方腿上戳了一下，结果对方流血而死，就是因为刺中了股动脉。何况是挨上一枪呢？
当时战友用多条止血带勒住徐良大腿上部，止住了血流，避免他死亡，但是却同时因为时间过长，导致其下肢缺血坏死，不得不实施截肢。
按照徐良的回忆，他怎样到的后方自己并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是十个战友轮番抬着他穿越封锁线。在最危险的地段，战友是几个人趴在担架下面，爬着把徐良送过火线的。
这里笔者补充自己的经历：兄弟我少年的时候有一次出车祸。我从医院送回家，出租车停在家门前不到一百米，我的班主任石英老师是足球运动员──这个人一介和海天可能都认识。那时候我才一百斤，他看看我不能走动，就说我抱你过去吧。结果，就这一百米路，石先生自己差点休克，把我放到家里床上，累的喘得不行。这就是受伤的人，他哪儿都不能动，叫什么？──死沉。
所以把徐良从火线上抢下来，绝对应该是一个极艰苦的过程。
部队对徐良非常重视，用直升飞机火速送到昆明。上级的命令是：徐良的命要保住，徐良的腿也要保住！
不过，徐良自己早就认为这条腿很难保住了。第一，他对这条腿一直没有感觉；第二，这条腿肿得比另一条粗三倍。军裤都是用刀子割开才能取下来，以后大夫又在他的腿上开了几条大口子，取出淤积的血块。
终于，徐良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但不得不接受截肢的治疗。
但是，徐良对截肢没有说更多的，他说的是：我身体里的血，全都是我的战友的。──徐良输血一万两千毫升，把全身的血液都更换了还有余。这些所有的话，都是对学生一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人会打断他。
后来，有学生问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以后中国和越南不再打仗了，你会不会后悔？徐良的回答显然是有所准备，但笔者依然钦佩他的说法：我不会后悔。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从军卫国，是我的梦想。作为一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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