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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于12月21日，将会攻南京的诸师团的布置作了调整，命令其他各师团撤出南京城，仅留第16师团，并任命今朝吾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然而，他就任以后变本加厉，非但没有放弃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方针，而且更加严厉地说：“要一个不漏地找出隐藏在城内的散兵，并加以处置。”所谓“散兵”指的就是18至40岁中国的男子。在今朝吾指挥下，屠杀俘虏和平民一直持续到1938年1月，扩大了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另一方面，日本军事当局采取措施，控制舆论，封锁消息，严令禁止传出南京大屠杀的实况。并在军中强力实行言论控制令，官兵不得记载、谈论、外传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涉及到会攻南京，一律用皇军在国外“圣战”加以歌颂，向本国人民隐瞒真相，用以维护日本国和皇军的威信。
然而，不管日本军事当局采取何种严厉措施，控制得又如何严密，但在日本报纸为了夸耀皇军的“战绩”和“圣战”的同时，除美国《生活》杂志把南京大屠杀的情景传入日本本土外，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官兵私下记的日记、手记，也有的军官摄下杀害中国人、污辱妇女的照片，无情的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这些日记、手记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成了那段血腥历史的见证。由于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一些参与大屠杀者灵魂上不安，逐步觉醒，感到要对后代负责；同时另一些人也由于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便跳出来为南京大屠杀翻案。而后者又激怒了前者，于是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不能回避，便拿起了笔写回忆录，或者干脆向社会上发表日记、手记，号召人们提高警觉，决不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最近几年来，一批批很有价值的资料在日本被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在12月13日那天，不仅下关火车站，各条马路和在江边码头上大批地屠杀了难民，而且在江面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遭到日军的屠杀。对于这一情景佐佐木的手记中也有记载——12月13日，无数南京市民和中国士兵准备从即将陷落的南京城渡江逃往江北，在江心里却遭到日本军的扫射，全部死亡。
就这一情景，日本中央公论社特派记者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一书中写道：
挹江门直至最后未遭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残兵败卒土崩瓦解，通过这个唯一的城门逃到下关码头。面前就是江水，没有一艘可以渡江的船，陆上也没有一条可以逃跑的路。他们抓住桌子、圆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企图横渡宽阔的长江，逃到对岸——浦口。其人数大约有五万，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江对岸游去，简直看不到江水。抵达对岸一看，日本兵已抢先等在那里。机枪声响起来了，好像点点雨水打在江面上。人们要想返回已不可能。日本兵在下关码头已经布下了机枪阵地。对由上而下漂流的残兵败卒，则由驱逐舰给予最后一击。
按照海战法，日本军这样做是一种犯法行为。这里的人数很难断定是几千几万，但可以肯定用桌子、圆木和木板等漂浮工具向对岸浦口泅渡的军民人数很多很多，却被日本军杀害在江面上了。由此也可见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忍性，决不放走想逃出南京的一个中国人。
日本军杀害了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被杀者到底是军还是民呢？
第三部分第34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5）
前面提到过第6师团第13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在14日那天因公到了下关，曾在那里看到屠杀后留下的实际情景，后来在《扬子江在哭泣》一书中写道：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宽一些，在这宽阔和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看来至少有五万人以上。而且几乎全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尸之江”。 ＇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对此，我听说是这样的：
前一天，撤出南京城的几万中国军队和难民从下关码头——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出发，企图挤下一艘仅可乘50人左右的渡船，逃向对岸。
在进攻南京城的战斗最为激烈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军舰装载大炮和机枪溯扬子江而上，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猛烈的枪炮射击，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渡船直接中弹，被打得稀巴烂，全部沉没。
我听到这些话，当时心中就想：“为什么连对毫不相关的人也……”我觉得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吗”（《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28至30页）
守卫幕府山和下关的是78军宋希濂部队，撤退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又占地理有利条件，命令撤退后夜间迅速放弃阵地，很快登船抢渡，未留下任何战斗部队。因而日本军进抵下关时未遇到任何抵抗，也就谈不上“攻击相当猛烈”之说了。马路上躺着的是难民的尸体，其中可能夹杂一些中国兵的尸体。但那是少数，大部分还是难民的尸体。其实他讲的几万难民遭屠杀，与佐佐木的《进攻南京纪实》和谷寿夫的《军情报告》中所记载的一致。所不同的佐佐木和谷寿夫把难民的尸体说成是“军人的尸体”，由此妄想推卸屠杀难民的罪责。
下关、江边和江中到底有多少具中国军民的尸体，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军有计划地推行的是恐怖政策，屠杀与销尸灭迹同步进行；另一方面进行严密封锁，绝对禁止外国记者观察现场，及时采访报道；而事后日本军事当局又加抵赖。但是大屠杀事件发生了，总会有一些幸存者会揭发日本军的罪恶事实；同时也总会有身份不同的人观察到现场。
佐佐木元胜16日到达南京，17和18两天曾往返于中山站和下关之间。他在接收了下关中国邮局后，就把野战邮局搬到下关，对当时附近满是尸体的情景描绘如下：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体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之外，还有多少具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我曾于关东发生大地震时，看到本所的缘叮呵岸堆积着许多尸体，但与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了。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被浇上煤油焚烧得焦黑。（《野战邮政旗》上册，第222页）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死伤及下落不明者15万人，是世界级灾难。佐佐木元胜以关东大地震作比，只说明了下关被日本军屠杀的严重程度和残忍性，但也未说清楚到底被日本军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其原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说，下关被屠杀的军民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占据份量很重。
田中歪曲事实说：“回想起来，《中国之旅》的内容，均来自中国受害人的揭发，或是一些故事，仅是一些‘传闻’。本多先生和《朝日新闻》根本不想弄清这些残酷故事的真伪，他们即不查证当时的历史记录，也不核对日本方面的证词。”（见《虚构》第9页）
本多胜一先生曾以记者身份到中国访问，采访了许多幸存者和当事人，掌握了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回国后写的《中国之旅》于1984年《朝日新闻》上连载。该书以鲜明的观点和立场揭露了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冈本健三生于东京，作为士兵参加了南京的攻陷战，亲眼目睹了杀人现场，他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睹了屠杀现场，日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我们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盘问之类的事情来。虽然要中国人填写了出生年、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很少有人会写字。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回答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加行处置。
我想日本军是在南京机场焚烧了被杀害了中国人的尸体。行迹可疑的人由各部队集中带往飞机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被绳子团团捆住，他们无法逃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嚣起来，喋喋不休。架在飞机库顶上的机枪对准那里哒哒地射击。我认为这种射击是在接到“射击”命令后进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勾动了扳机。由于我们没有杀人的精神准备，因此毫无表情。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
射击开始，有人抢先夺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为到处都架有机枪，结果也必然被枪杀。当时估计被杀害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军把路轨堆起来，上面放着尸体，下面塞着木架，浇上汽油后统统焚烧。……有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拉出来，我也干过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10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被杀的人是不是游击队，也不清楚。在区别他们是否是良民时，并非什么都是的。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会弄得很清楚。虽说在地狱里与极乐世界相差无几，实际上，是胡言乱语。（引自《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载《中国》1971年8月号）
通过冈本健三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有力地回击了田中对本多胜一的指责。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屠杀是接到上面的命令而进行的；第二，所有日军都参与了屠杀；第三，屠杀是极严格而秘密地进行的；第四，屠杀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方法——屠杀后焚尸灭迹；第五，所有被屠杀的都是老百姓，其中有男有女，也有儿童。田中要求本多核对日本方面的资料，日军中将今朝吾的《日记》、少将佐佐木到一的《进攻南京纪实》以及士兵外贺关次、赤星义雄、冈本健三等亲眼所见，都可以作为给田中的回答。关于强奸一事，冈本健三说：“强奸事件也不是谣传。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糟得很。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都是青年……上级说，如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
冈本健三提供的“奸后杀死妇女”的情况，使我们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在南京奸后惨杀妇女的情景。原来日本军先奸后杀也是来自“上级”的命令，这就是根源 ，是无可争辩的证据。
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军犯有屠杀、强奸、纵火、掠夺四种暴行。而四种暴行中屠杀暴行居于首位，罪恶最大，是定性的暴行。因而也是日本右翼势力集中力量的攻击点。下面我们再从掩埋尸体的数据来证实南京大屠杀。
第三部分第35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6）
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就该会掩埋被遗弃尸体的情况，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出庭作证说：“红十字会一般掩埋了人们无力进行自费掩埋的尸体，但当时尸体太多了，难以处理。日本军当局却来人说，你们是掩埋尸体的，请帮助我们清除尸体。因为得到日本军的同意，我们获得可以前往市中心的许可证或通行证。于是，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雇用了二百名工人。”12月16日那天，许传音曾在日本兵的监视下乘汽车观察了南京城内马路上遗弃尸体的情况。可以认定，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准备工作便从这一天开始，于12月22日，首次在清凉山后山掩埋了129具尸体。至1938年10月30日在中华门普德寺掩埋62具尸体。（其中女尸13具，孩尸1具），共埋43071具。
除了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组织掩埋队外，崇善堂也组织了四个队进行掩埋遗弃尸体的工作。该堂单掩埋尸体一项工作有固定工役48人，临时工没有固定数字。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该堂于12月26日在五台山首次掩埋了124具尸体，其中女尸22具，孩尸6具。该堂至1938年4月20日止，累计共收埋尸体112，267具，其中女尸2，091具，孩尸813具。
红十字会和崇善堂掩埋尸体数统计表
单位男 女 孩 合计
崇善堂109；363 2，091 813112；267
红十字会 42；942 83 46 43；071
总计 152；305 2；174 859 155；338
（以上数字以《档案》第424至435页为准）
南京崇善堂成立于清嘉庆二年，是一个历史较长、财产较厚的慈善团体，主要办理恤寡（寡妇）、保婴、施药、施材并辅助 妇子女读书及贫民施诊，救济难民食米等事。有董事19人，其中二人为经理董事，主持日常工作。南京沦陷前有田产4处（六合、中华门外、句容、水西门外），约600余亩；此外还有房产19处，租金可观，都用于慈善工作。
南京陷落后，崇善堂部分迁入难民区内，对难民进行救济。并组建“崇字掩埋队”，下设4个分队，各队设主任1人，队员1人，固定工役10人，招收的临时工人时多时少，没有固定的人数。开始收尸时要把尸体从城内清理集中，再运往城外掩埋，进度较慢。第二年春末掩埋转入到城外，尸体又集中，又用大坑就地掩埋，进度大大加快，到5月底，掩埋结束。
崇善堂所组建的4个掩埋队，以队为单位收埋尸体，指定专人每天记录收尸的地点、人数和掩埋，认真负责，手续完备。每队都要填表上报，凭表领取经费。崇善堂本是慈善团体，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救济受难者，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