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
12月9日，各路日军紧密配合，步步逼近，合力对南京缩小了包围圈。早在12月1日，松井便得意洋洋地宣称：“南京最后之末日，相距愈近。”9日中午，在南京上空空投下《劝降书》，摆出杀气腾腾的架势，限令唐生智24小时内开城门投降，否则日本军决不宽恕，“南京势必难免战祸，而千载之文化，将化为灰烬，十年之经营，亦将全成为废尘”。唐生智一身正气，用阻击的枪炮声对松井的恐吓作了回答。10日，松井恼羞成怒，下达了总攻南京的命令。中国守军在南京城外与敌人进行了激战，击毙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官兵，而且在7日那天阻击日军攻击牛首山的战斗中将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击伤，挫伤敌人的锐气。但是与日军相比，中国部队的兵力、装备和士气都处于劣势，更致命的是在战略上消极防御，不得不在激战中步步后撤。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下达“停止抵抗，撤离南京”的命令。于是军队按卫戍司令部的布署，放弃了阵地，分头突围或后撤。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侵华日军未经攻城战斗，却虚张声势地摆出战斗姿态，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内，划定区域，明确任务，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作为幸存者——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就当时日本所持的野心及日军的内部情况做某些探索，抛砖引玉，为研究者提供线索，乃属我的心愿。
第一，日本最高军事当局选择南京下毒手，并不单单意味着一次性的大屠杀的暴行，而是意味着日本对外政策的明确喧嚷——如果不迅速投降，接受日本的“条件”，甘做日本的“顺民”，就得继续吞下“南京模式”的苦果。后来的“三光作战”便体现了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南京模式”在侵华战争中的继续。归根到底，它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和灭亡中国的需要。
向外侵略扩张是帝国主义的共同本性。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里，各帝国主义先后多次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并强行在中国领土上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中，日本表现得最积极，是中国人民最凶恶、最残忍的敌人之一。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为借口，发兵侵略中国台湾，遭到台湾高山族人民顽强抗击，清政府亦调兵增援，全面布防。日本政府转而派代表与清廷谈判，阴谋从外交讹诈达到目的。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压力下，同年10月恭亲王奕沂与日本特使签订《中日北京专条》，日本退兵的条件是：中国允给“抚恤”银十万两，赔偿日本在台湾“所有修道、建房等件”银40万两，中国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给日本此后正式兼并琉球找到口实。（《中国近代史词典》第106页）此乃日本政府侵犯中国领土最早的一例。
1894年7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此举日本早有预谋，耍阴谋诡计诱中国上当，趁机占领朝鲜全境，进而攻陷旅大，血洗全城；接着在海上袭击北洋舰队，逐由海陆两线直逼中国国门。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后，日军占据海城，又兵分三路连陷牛庄、营口、田台庄。辽宁半岛陷落，京畿震惊。辽东军民奋勇抗击，但已无法扭转由清政府所造成的败局。1895年4月，日本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中国割取台湾及其周围的岛屿，掠夺去巨额赔款，从此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1900年，日本得寸进尺，派兵1万余人参加八国联军，充当强盗的主力军，镇压我反帝爱国力量，侵入天津、北京地区，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该《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剥夺了我国人民爱国反帝的权利，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1904年2月，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两国强盗在中国土地上火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破坏。后俄帝战败，由美国出面调停，签订《朴资茅斯条约》，日本取代俄国在满洲享有一切特权，为后来全部占领我东北三省起到跳板作用。
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借口对德宣战，肆意出兵山东，从德国手中夺取我山东半岛，并公然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因遭到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阴谋未能得逞。但日本并未由此放弃侵占山东半岛野心。1927年至28年，日本又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事件”，屠杀中国军民5000余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个步骤是日本侵占朝鲜割据台湾之后，妄想独占东北全境、灭亡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的一个具体行动。随后日本加紧向华北渗入，并把上海作为下一个侵占的目标。
1932年1月21日，日军借口“日僧被殴事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未待答复，于1月28日间突然向闸北发动武装进攻。中国19路军在上海人民大力支援下，连续打退了优势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三易主帅，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骄横气焰。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妥协，19路军抗战未能持续下去，最后将该军调离上海，满足了日军的要求。
日本军国主义侵吞中国东北三省后，就把有着丰富资源、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
1937年7月7日，日军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灭亡中国的野心到此暴露无疑，也是它自己走向灭亡的开始。
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取得成功后，不断地扩充军备，目标对准外国的领海、领土，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奴役殖民地人民，掠夺殖民地的财富，用以充实日本国财力和军备。日本是个领土有限、国土散落、资源不全、市场狭小、与外界交往条件有限的岛国，历来把发展放眼在国外。朝鲜、台湾和东北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就想尽快吞并下人口众多而又向来团结对外的中国。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固有的本性。日军残酷暴戾的根源又在于帝国的殖民政策。这一点，已由日军在我国各地所作所为为所证明。
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5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2）（图）
1937年12月17日，日军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举行“入城式”。
第二，南京大屠杀来自把中国人民统统都当作敌人的指导思想。
日本侵略者自己完全明白，它和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是水火不能容的敌对关系。“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人民英勇抗日。当战场上出现胶着状态时，松井坦率地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皇军的敌人，说道：“中国官民对我无不同仇敌忾，直接间接采取诸多不利我军行动，乃至妇女儿童自动成为义勇军之一员，或担负密侦任务。”这种军民不分的指导思想，是后来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松井是抱着“膺惩”中国的目的而率军来到中国。在攻陷南京前，松井限令唐生智24小时内开城门投降，否则日本军决不宽恕，“南京势必难免战祸，而千载之文化，将化为灰烬十年之经营，亦将全成为泡影”。可以认为此是松井对异国人民和文化仇视的反映，更是南京大屠杀宣言书的明确的写照。果真，松井说到做到，陷城后便把南京市民当作战斗对象进行攻击。
日本侵略军基于非正义，一经踏上中国领土，心理上就非常胆怯，时时刻刻都担心遭到中国人的袭击，处处都担心落入陷阱。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在杭州湾登陆后便深有感受，时时处处都疑神疑鬼，认为在支那“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在这种把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看成是敌人的思想指导下就导致以烧杀淫掠为主要手段的罪行。据统计，登陆后的日军在金山卫乡屠杀当地平民1050人，仅在山阳一带，日军就杀害无辜农民351人，烧毁房屋4；177间，抢杀耕牛708头，5；300多亩水稻和大量棉花田被烧成灰烬。属于第10军的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平民最多，也是出于指挥官极端错误的反动思想。
屠杀俘虏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日本也是《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签字国。然而，日本军部在侵华战争一开始时就作出决定，不受《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约束。
日本军部为了冲破国际法的约束而绞尽脑汁，先在战争程序和文字上大做文章，强调对中国是不宣而战，可以冲破国际法这一现有的程序。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不仅是军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天皇的想法。
第10军第6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在该师团司令部里看到一份传达文件，内容是：“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到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情况异常》）该师团在向昆山进攻时又接到命令说：“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洞富雄先生深入研究了所有资料后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10军，或双方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确的。”（引自《大屠杀》第225页）
所以，一些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侨得出结论说：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完全是日本军事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德国驻南京的代表向本国外交部报告中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第三，南京大屠杀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最野蛮的军事教育。南京大屠杀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反映了日本最高军事当局蔑视国际法的极端错误的指导思想，也反映出日本极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导致了日本军队的野蛮和残忍，形成当时日本军队侵略成性的本质。
军国主义教育以天皇至上为主线，成为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日本建立强大的海陆空三军的目的在于强力向外推行殖民地政策，与这个目的相适应，或者说相配套的是“以在国土内外，发扬光大皇威之荣誉”为宗旨的军国主义教育。天皇至上，崇拜天皇，天皇凌驾一切之上。在日本军队里出现了许多为天皇战死而感到“光荣”的军人。
日本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奉行天皇主义，实际上他们通过种种步骤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天皇主义。比如松井石根统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长官之后一段文字记载。
8月17日上午10时，余于宫中拜谒陛下，并拜受如下敕语：
朕委卿以统率上海派遣军，宜细察宇内大势，以速勘定敌军，扬皇军威武于内外，以应朕之倚重。
余奉答如下：
臣石根拜领上海派遣军之大命，受赐优渥敕语，诚惶诚恐，不胜感激之至，惟仁惟威，发扬皇军之宗旨，以安宸襟。（《虚构》第102至103页）
以上完全以皇帝身份对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这就是极端天皇主义和对天皇崇拜的表现。
宣扬天皇至上的思想，逐步形成日本军人毫无畏惧、敢于残酷战斗的精神支柱。竹内实在《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一文中说：“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在日本人一般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载日本《中央公认丛书》，1975年，第177页）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天皇至上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当时所有日本人的意识中。
在日本崇拜天皇和军国主义教育从少年时代便形成了牢靠的基础。学生都要参加升太阳旗，唱《君之代》
我皇御统传千代，
一直传到八千代，
直到鹅石变岩石，
直到岩石长鲜苔。
在参加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时要求绝对严肃，在操场上自不待言，哪怕是隔墙听到军乐队奏国歌曲调，意识到在升太阳旗，都要肃立致敬，表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
教科书课本上向学生灌输侵略意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规定学生要背熟、记牢。同时鼓励学生直接进入预备军官学校，并从各方面给予照顾，使进入预备军官学校的人得到实惠，在社会生活方面起到感召作用，把“优秀”人才集中于海陆空三军之中，以便用于对外侵略。
入伍后的军人教育首先要发扬崇拜天皇的精神。军歌《跨过大海》歌词中说：“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露骨地鼓励军人为天皇卖命，军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在侵略他国的道路上不住手地杀人的意识，主张只有杀绝对手才能扫除占领他国领海领土的障碍，取得殖民地的可能。前面提到的“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放火焚烧”便是日本军杀绝他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中的反映。
军人教育中又把“武士道”精神引向崇拜天皇，忠于天皇，把“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诱导为侵略政策服务，鼓吹日本大和民族绝对优越，蔑视中国，使日本士兵心灵上受到可怕的影响。军事训练也是极其残酷的，要求极严，在操场上，在野外惩罚士兵是常有的事。由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军官是日本的典型军人，他们集顽强性与残酷性于一身，不仅亲自参与杀人，并作示范，要新兵也这样做，由此进行军人教育。在南京大屠杀中用我同胞作练习刺杀的靶子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6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3）（图）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中华门。该城门顶端箭楼当时被日军炸毁。
鹈野晋大郎作为日本军人在侵略我国时犯有罪行，曾受到中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