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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稀记得自己第一次偷东西，是在幼儿园的时候。
那天一直教我们的年轻老师请了产假，来了新的老师代替她。
新老师比之前的老师年纪大了很多，听说当年结婚后辞去了幼儿园的职务，她现在一定是来救场的吧。
她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十分亲切，很会照顾孩子。她特别会折纸，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们每个人折了各自喜欢的动物作为见面礼。
给我折的是黄绿色的纸鹦鹉。鹦鹉收着翅膀，突起尖尖的小嘴，真的十分可爱。我非常喜欢它，为了能把它完好地带回家，我打算把它放进书包里去。
就在我走近房间角落的架子，想要把鹦鹉放进包里时，我发现架子上放着一只红纸折的乌龟。和我的鹦鹉一样，乌龟也用蜡笔画上了圆溜溜的眼睛。
我知道这个乌龟是谁的。刚才老师问大家喜欢什么动物的时候，那个总是在房间里蹦跳吵闹的男孩子用超大的嗓门叫嚷过：“乌龟！乌龟！”
朝屋内看去，他正浑然忘我地和其他孩子在搭积木。他一定是随手把乌龟放在架子上，就以为已经保存好了吧。小孩子都是这样的。
按理说，我应该让它去，或是提醒他把乌龟收好。然而，我当时连周围的情况都没好好确认，就把那只纸乌龟和我的鹦鹉一起迅速地放进了自己包里。
现在想来，还真鬼迷了心窍。
我其实并不想要那个乌龟，比起只伸出短短的手脚和头的六角形乌龟，我觉得自己的鹦鹉不知要可爱多少呢。
然而，一旦知道没有人在看自己，而乌龟又在我触手可及之处，我就很自然地伸出了手。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二十年后的现在，我虽然记不起当时自己在想些什么，但这第一次偷窃的经过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过了一会儿，那个男孩发现自己的乌龟不见了。我没想到他会大哭大叫地拼命在屋子里四处翻找，因为他刚才明明把那个乌龟抛到脑后，忘得一干二净了。小孩子还真是喜怒无常的生物。
最后老师给他折了新的乌龟，才平复了这件事。当时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无论那个孩子怎样哭喊，都没有感觉到良心的苛责。仔细想来，这或许比偷窃更罪过。
自那以后，我的恶癖就频频作祟。
现在想想，那真是匪夷所思的心理，因为我偷的每一个东西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例如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去同龄的女生家玩，偷了把换装娃娃的梳子。
那把粉色的塑料梳子才四厘米长，再怎么说也只能给娃娃梳头用。而事实上，就算是用它给娃娃梳头，也很费时费力。
和那个纸折的乌龟一样，我并不是想要那梳子，但鬼使神差地，就在那个女生转移视线的一瞬间，我迅速地把它放进了自己裙子口袋里。
当然她一点都没注意到，之后我也不记得她有特别提过这件事，这或许是因为少了那梳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缘故吧。
那把梳子我在当天回家的路上就扔了。话已至此，你就明白我并不是因为真心想要才偷东西的吧。
而且，我也不是要给那个朋友找麻烦才偷的，我并不羡慕她有换装娃娃。虽然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娃娃，但我对这种娃娃并不热衷。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偷东西，我觉得我的两手好像听命别人，自说自话肆意妄为。
而我的恶癖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愈演愈烈。
也许当时年幼胆小，害怕事情闹大，所以从不出手去偷那些会带来麻烦的东西，偷的只是学校的巧克力啦、白板上的磁铁之类的小物。这话由我本人来说有点厚颜无耻，但我偷的确实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东西。
要说真正失了分寸的话，是在小学四年级时被妈妈“大刑伺候”以后，那次我偷了一支教会的圆珠笔。
教会为了某个纪念特别制作了圆珠笔，笔身上有金色的文字标明了教会的名称。教会桌上的笔筒里总会插着几支，这是给还没入教的人到教会来时做问卷调查用的。他们有的是在街上收到布道传单，有了兴趣；有的是接受登门传教后被唤起了尊崇教义的信心。
其实我家也有一摸一样的笔，它们和剪刀一起放在柜子抽屉里，要做什么记录的时候，就可以任意取用。所以我并没什么理由非要偷它不可。
但我那天就这么鬼使神差地伸手拿了它，并放进了我的包里。在拿之前，我还警惕地看了一下周围情况，可见当时我还是明白如果被发现会被教训的。
事情就是这么巧，当时我妈妈目击了这一切。
也许是顾虑到面子，妈妈在到家之前完全没有提这件事，然而一到家，她就突然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R，把你包里的东西都给我拿出来放桌上！”
正要和哥哥一起回房间的我大吃一惊。妈妈的表情前所未有地恐怖。
我按妈妈说的，颤微微地从书包拿出儿童圣典、记录讲义的笔记本等等放在桌上。就在我故作镇定地拿出那支笔时，妈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把将它抓了过去。
“这支笔不是教会的东西吗？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不是啊，是我从家里带去的。”
“你还说谎！”
妈妈毫不犹豫地扇了我稚嫩的脸颊一巴掌——不要看到有信仰的人，就妄下判断认为他们都是非暴力的。
“我亲眼看到你把这支笔放进包里的！你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说谎！”
既然说偷盗可耻，为什么当场不指出来呢？当场说的话，不就可以还回去了，也就够不成偷盗了嘛。
“你明不明白自己犯了多严重的错误？”说着，妈妈又扇了我一巴掌。
“你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支圆珠笔，但这可是来教会的人回答问卷用的东西。没有这支笔的话，他们就不能回答问卷了！”
我反驳道，那里一共有五支笔，足够用了。
“那五个人一起来了怎么办？就因为你偷拿了一支，剩下的那个人就没办法写了。要是他觉得麻烦，也许就不写问卷了。这样的话，他就断绝了神缘，不是吗？”
老实说，教会里不常有外人来，会回答问卷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笔筒里只要有两只就足以应付了吧。
但妈妈依旧对我穷追不舍。
我觉得比起实际产生的损害，我偷了教会东西这个事实给她带来的冲击更为强大。父亲也加入战局，我被两人说得无地自容。
“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你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偷盗罪！”
严苛的辞令让我泣不成声地请求他们的原谅。
“对我道歉有什么用？你要请求神的宽恕！”
之后，我被罚在门厅跪坐了两个小时。期间，我必须以祈祷的姿势，双手高举胸前。等他们松口的时候，我整个身体早已麻痹冰冷了。
妈妈一定以为我的过错仅此一次，严惩过后就彻底治好了。
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恶癖确实没再复发。
那段时间，我极其真诚地去教会，帮助传教活动，照看后来的孩子们。如此积极的行动，也是为了挽回父母的信任。但遗憾的是，如此轻微的惩罚是无法根治我的恶癖的。
小学六年级的春天，正是初经来潮的时候，我又重蹈覆辙了，而且行为比以往更为大胆。
1。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家长教师会。以学校为单位，目的为促进学生福利和教育效果。
03
第一次在超市偷窃的经历，在记忆的深处隐隐约约。不，正确的说，那天的事从一开始就没放在心上。
那次好像是要买学校家政课用的绣线，同学们都是三五成群去买，只有我是一个人去的。
其实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就已经没有朋友了。
我觉得这和我的性格不无关系，而且父母也不喜欢我和教会以外的孩子一起玩。
以前，我也有过一起玩耍的朋友。我们关系非常亲近，会放学后一起去玩，还常到彼此的家里去。
然而，圆珠笔事件发生以后，我就不怎么和他们一起玩了。不，应该说不能和他们玩了。
因为在妈妈的想法中，我之所以会做出偷窃这种事，就是因为和教会以外的孩子在一起，受了他们不良的影响。
妈妈渐渐不为我转接同学打来的电话，他们来玩时也冷冰冰地一一逐回。
我虽然觉得她这样很过分，但什么都不能说。因为即便是小小的抗议，她也会马上拿圆珠笔的事来让我闭嘴。
最后，学校里就没有人来找我玩了。这也是情理之中，因为谁也不想去不受欢迎的地方自找没趣的。
六年级班级调整，和好朋友分开以后，我在学校里更是形单影只，休息时间总是孤零零的，要是有分组活动，我就一定是那个多余的人。
能够排遣这份寂寞的，只有去教会的时候。会来教会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一样是教会的信徒。大家处境相同，彼此理解，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暴露自己教徒的身份，和他们一起玩要比和同学玩快乐得多。因此，那段时间，我比以往更热衷于参加教会活动。
然而，身边没有好朋友的日子还是非常痛苦的。没有人能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起说话，买上课用的绣线也只能一个人去。
我去的地方是车站前稍远的叫做赛百利的大型超市。你一定也知道，那里的四楼有手工用品的柜台。
那天，我运气不好正值经期。上个月是第一次，这次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
因为我们都是女人，所以我就直说了。我是那种症状特别严重的人，开始的时候体温会升高，精神也会恍惚，还会有刺痛感。初潮来时，一想到这样的事今后要纠缠我几十年，就觉得生为女人真是太不走运了。
扛着不舒服的身体，连找个需要的绣线都变得特别辛苦。一点精神都没有，整个身体都不听使唤。
我想快点回家睡觉，于是马上结好账，乘自动扶梯到了一楼。
要出大门，就必须通过食品柜台。走着走着，我来到了卖点心的地方。或许是因为通道窄小，我下意识地想避开人多的地方，才不由自主走到这里的吧。
就像之前反复说明的那样，我并没有想要吃点心。如果想吃的话，也有足够的钱可以买。
然而鬼使神差地，当我路过糖果架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顺手取了一颗迅速放进了口袋。连一步都没有停留，也没有用心观察四周，就好像在检票口取车票那样。
或许我本能地知道，如果战战兢兢鬼鬼祟祟的话，反而会引人注目吧。
没有人叫我站住，我堂而皇之地出了超市。偷得实在太轻松了，反而让我有点回不了神。
我那时一直以为大人的世界是非常严格无隙可乘的，身手再好，也会被人看到。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就连我这样的孩子都能避人眼目手到拈来，之前所想的一切反倒是像在草木皆兵。
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在超市偷东西了。
你也知道，那个小城过去有大大小小三家超市，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又开了一家，正好凑成四家。但没过多久，最老的那家角田超市倒闭了，马上又恢复到了三家。
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频繁在那几家超市偷东西。当然没到三天两头的地步，一般来说一个月三次，任选一家下手。
偷的大多是点心、文具之类，偶尔也会有男士袜子，或随便一卷保鲜膜。
其实不管什么东西都无所谓，我会把点心吃掉，其他的东西通常都会马上扔掉。
我那时一定只是单纯在享受“偷盗”的快感吧，至于偷盗的结果和到手的东西都无所谓。
但按理说，在那么个小城偷东西是十分冒险的。要是被抓到的话，准会满城风雨，让人待不下去。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十六岁那年初夏之前，我一次都没被抓到过。不是自吹，我的偷窃技术确实是天才级别的。
我是那种存在感异常稀薄的人，所以才特别适合吧。再仔细推敲的话，或许是我从小学开始便屡屡出手，所以自然而然就造就了我这么一个人也说不定。
我的恶癖偶尔也会在学校里出现。
老师忘在讲台上的批改用的红笔。
图书馆的书。
理科教室的实验器具。
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有机会我就偷。当然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只是单纯地想享受偷盗的快感才下手的。偷来的东西大多被我随手扔进堤坝的石堆沟堑里了。
对了，初中二年级和你同班时，有个女孩丢了铅笔盒，那件事你还记得吗？单一只铅笔盒本来不会闹出多大的风波，但她在铅笔盒里放了三千日元，所以才闹得鸡飞狗跳的。那钱好像是用来交课外活动的制服费的。
班主任狠狠训斥那个女生不该在铅笔盒里放现金之后，空出自己整整一节的国文课，发动全班一起查找偷窃的人。
但最终还是没能找到那个铅笔盒，不是吗？
时至今日我能坦白告诉你，那也是我做的。我看到她放在桌上的铅笔盒，就趁从旁走过的时候悄悄拿走了。
我完全没想到里面会有现金。要是知道的话，就会偷偷放回某个地方了。然而事情闹大的时候我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东西早已不在我手里了——到手后我连开都没开，就扔进了学校后面的焚化炉里。
04
就这样，我的恶癖不断升级，最终我也因此不得不离开那个小城。
想必你也猜到了，我偷东西的时候被人发现了。然而，如果发现我的人是超市店员或保安的话，大概也就不会发生以后那一连串事了。我父母最多会怒极给我一顿毒打，把我赶出这个城市，还不至于愤然与我断绝血缘关系。
我觉得我是在错误的时候碰到了错的人。若那是个稍有正义感的人的话，我也不会有那样的下场。
那年六月，我十六岁，上高中二年级。地点不在当地，而是乘轻轨七站远的F城。
你也知道，我们的小城没有电影院也没有书城。更没有知名的快餐店（有的只是在东京完全看不到的，有着奇怪名字的汉堡店）和出售时尚物品的店铺。因此大家进了高中以后，就会特地乘轻轨去沿线的大城市玩。F城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和对面的G城比，就没那么热闹了。
我那天去了F城的车站大楼。估计你也知道，那幢车站大楼里有各式各样的小店，不出楼就能买到所有想要�